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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冬，中共中央军委派赫光（原名万锡绂）、苗光义、蒲子华（又名蒲汝英）等十余名党员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四十七军高桂滋部，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高部党组织决定将易暴露的共产党员迅速撤离，赫光、刘明德、陈子毅、蒲子华等人留下坚持隐蔽斗争，并指定赫光为该部党组织负责人之一。此间，赫光与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取得联系，在皖北特委的指导下，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使党在四十七军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团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军官干事会、互济会、读书班等组织，同时影响和争取了许多进步官兵，有的积极入党，党员已达六十多人。1928年秋，高桂滋奉命由安徽阜阳调往山东，后驻防河北遵化、蓟县等地。10月间，高部为培养干部，充实部队，在驻地办起一所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我党又充分利用这一时机，通过各种关系，选派大批党员进入该校，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首先在高部叶森林营建立了党支部。1929年春，蒋介石排除异己，将高桂滋部缩编为第一三三旅（后改编为独立第十旅），归陈调元指挥，驻于鲁东南。蒲子华被党指定为该部驻莒县、安邱的第四团党组织负责人。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高桂滋降为师长，所属三个师编成三个团，此时蒲子华同志担任第三团三营营副。10月，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在山西实行兵变，建立红军，创建苏区，派刘天章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谷雄一担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到山西整顿发展组织，开展兵运工作。11月初，刘天章派李志敏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高部秘密巡视党的工作，进行组织整顿。李到平定后，即与党在高部的负责人赫光、靳树生、蒲子华、史仙洲、刘子祥等取得联系，历时三月，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新的党支部。1931年春，中共山西特委（1月，中共山西省委改称中共山西特委）又派谷雄一、牛清明、吴耀礼三人到高部加强兵运工作，积极准备伺机举行武装起义。夏，山西特委根据高部军需供给不足，士兵生活极坏，军心不稳，加之我党在高部基础较好的情况下，认为在高部举行兵变时机已成熟，计划将三个团拉出来，组成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委又派谷雄一再去平定，领导兵变。7月3日下午，谷雄一携带部队起义的旗帜、印章、文告和传单，从太原赶赴平定。下午4时，谷雄一主持召开了党支部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传达了特委关于起义的指示，阐明了起义的重要意义，全体同志一致同意提前行动，起义时间定为7月4日晚12时。次日，谷雄一继续主持召开党员骨干分子会议，传达特委关于在高部起义的具体计划，让大家分头进行准备。不料，因师部手枪连的一个班长（地下党员）酒醉泄密，敌人加强了警戒，控制了要道，给起义带来了困难。赫光、谷雄一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事。4日晚11时30分，赫光、谷雄一带领一团近千名士兵起义，首先抢占了团部，随即向师部所在地城内进攻，因敌人早有防范，攻取未克，来不及通知和接应另外两个团，便撤离平定。（此时，三团蒲子华、牛清明借了解情况，赶往平定城内，在混乱中他们夺取了师部的马匹追上一团。）冒雨急行军经白羊墅车站，过十八盘于5日拂晓前到达盂县清城村，谷雄一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四军。任命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刘明德为参谋长，窦宗融为副军长，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纵队，靳树生（又名赵树生）为第一纵队队长，王天宝（又名王子固）为参谋长；穆青芳为第二纵队队长，牛清明为纵队政治指导员（政委），蒲子华为参谋长。谷雄一将起义情况报告了山西特委，特委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成立。7月8日红二十四军在孟县上社镇歼灭伪保安团，11日到达五台县柏兰镇，因敌人在该县有重兵堵截，遂改变原计划，决定在太行山中段阜平一带建立了根据地。13日部队进至河北省平山县的蛟潭庄、柳木园（六亩园）等地。14日进入灵寿县的汉山、南营、陈庄、岔头尔后向阜平县城进发。17日，进入阜平县境，保安团三百余人在城关堵截，双方激战两小时，敌溃散逃走。18日，红二十四军占领阜平县城。26日，红二十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阜平县执行委员会召开了各村镇劳苦群众大会。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正式成立，选举牛曦（牛清明，红二十四军第二纵队政委）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应融任副主席。随后还成立了农会、商会组织和其他相应机构。苏维埃政府在红二十四军的帮助下，处罚了一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广泛开展了宣传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党悟，领导和发动群众平分了土地，为贫苦孩子办起了学校。红二十四军的诞生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的出现，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凶狠的敌人将万恶的双手伸向年轻的红二十四军和阜平红色政权。被奉军张学良部战败收编的石友三部沈克师，玩弄了一个假投诚的骗局。他们扬言“走投无路，向往红军”，于是派一参谋到阜平县城联系，商谈向红二十四军投诚之事。同时派出该师赵海清旅和赵渤二十七旅围剿红二十四军。8月4日，赵海清亲率便衣队员四百余名，令其二百名潜入阜平县城，二百名留城外接应。赵写诈降信一封派副官宋祯送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信曰：“敝旅溃逃至此，素闻军长大名，愿投麾下，以图报效”等等。二十七旅兵到阜平后分兵占领险要路口及有利地带，以便包围堵截我军。敌旅长赵渤也派副官持信向我军诈降，信曰：“敝部无所归，最赞称共产主义”云云。红二十四军领导同志专门召开会议作了研究，有的同志主张“先派出联络人员和侦察人员，摸清底细再作决定”，但绝大部分同志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沈部走投无路，投奔红军是自找出路，是形势所逼，有革命的要求，可以接受敌人的投降。会议决定，接受沈部“投诚”的要求，令其部队开至阜平县城附近改编。沈克率部兵分两路向阜平县城进发。一路沿五丈湾、方太口，过河开到高阜口，在高尖村等地集合。另一路由他亲自指挥，集结在王快镇和城西法华村一带。
      8月9日，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阜平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刘应融、李英兰等人，到王快镇沈克所属的二十七旅受降。结果不出所料，当他们刚进入沈部驻地，即全部被捕，并被秘密押送北平。不久，谷雄一等人在西直门外护城河边光荣就义。沈克见其阴谋得逞，又派赵海清带一个营开往县城，假称奉“谷政委命令，前来接受改编”。赫光令其驻城西五里处的法华村待命。当天下午，赵海清又派一副官宋祯到红二十四军军部，陈述“给养困难，军心涣散，请赫军长尽快接见，稳定军心。”赫光军长轻信了敌人的谎言，决定接见敌二十七旅官兵。8月11日晨，赫光和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带领干部战士六人来到法华村。8时，当他们走进村后槐树底下举行的所谓“欢迎会”会场时，只见敌人荷枪实弹，岗哨林立，赫光顿觉情况有变，但他浑身是胆，无所畏惧，跨上讲台，对敌军士兵讲到：“弟兄们，你们宣布起义，参加红军，从今后咱们是一家人了，要共同对付敌人……穷人谁也有一本血泪账，我们要团结起来闹革命，打倒地主老财，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军阀……”他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讲话，紧紧扣住了士兵们的心，个个直呆呆地听他的演说，赵海清连捋几次胡子不见部下行动，恼羞成怒，上前把赫光拦腰抱住，赫光拔出手枪，击中赵的大腿，把他甩倒在地，越过几道矮墙，不料遭到埋伏匪徒的袭击，中弹牺牲。刘子祥等七位同志，除一名战士冲出重围奔回县城外，皆英勇牺牲。军参谋长刘明德、苏维埃政府主席牛曦等领导人听了突围战士的报告后，他们万分震惊和悲痛。为了防止军心动摇，保证部队安全，立即决定以刘明德为政委，蒲子华为参谋长，当夜率部撤离阜平，向山西的灵丘方向转移，苏维埃政府人员和阜平城内一批青壮年也跟着红军一道撤退，经冀、晋两省的交界处龙泉关进入山西境内。8月22日又经浑源到达应县境内，他们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攻占了应县小石口，歼灭守敌两个连。此时，红二十四军虽然击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但因失去了党政主要领导同志，部队减员不断增多，加之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又则高桂滋旧军官残余没有肃清，致使部分干部战士思想情绪低落，在困难面前迷失了方向。鉴于这种情况，刘明德即派牛清明去山西向特委汇报。牛到特委机关向特委负责人刘天章同志详细汇报了红二十四军的情况。刘天章同志觉得问题严重，便决定亲自前往领导这支部队，即带军委委员梁子修、牛清明和一个家居府谷的学生王宗舆（根据牛清明汇报的情况，红二十四军要入陕进入神府，因此由王作向导）到神府寻找红二十四军。四人化装成客商，分作两组，牛清明和梁子修一组在前面走，沿路作些记号，刘天章和王宗舆随后跟着。牛、梁渡河到达府谷后，当打听出红二十四军与井岳秀部段佑庵团正打得激烈时，便急于想赶到部队，不料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敌步哨所阻，疑为红军探子，扣押敌团部，四五天后转押府谷监狱。刘天章闻讯立即到达府谷，设法营救，后通过关系，梁、牛均于1932年获释。8月24日，蒲子华、刘明德两人率红二十四军经山阴、岱岳、左云、右玉，然后出杀虎口进入绥远省清水河县，稍事休整后又于9月2日，再返晋穿越平鲁、偏关以南，进入河曲以东地区，准备西渡黄河，在神府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此时，红二十四军处境十分困难，前面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后面又有晋军的追击，军党委急派蒲子华偷渡黄河，去府谷、神木联系党组织。在府谷找到地下党员柴汗生（又名柴浩，是蒲子华在榆林中学上学时的同学），柴建议红二十四军在山西保德强渡黄河，蒲子华恐在保德渡河后即刻与井岳秀部作战，不好立足，经商议，决定在山西河曲渡河。柴汉生又引蒲子华等搜得许多船只，待船一到河曲岸边，部队迅速登舟划渡，不到两小时，八百多人安然渡过黄河天堑，进入府谷东北的十里长滩（今归内蒙）。这时，时值深秋，天气渐冷，士兵衣着单薄，吃穿困难，加之长途跋涉，沿路不断遭敌袭击，军心有所涣散，军党委决定再派蒲子华前往省委汇报情况，要干部充实部队。蒲子华化装成商贩，日夜兼程赶到太原。后得悉省委书记刘天章和牛清明、梁子修、王宗舆已去追寻红二十四军，蒲又急忙返回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