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明
1944年，我担任保德县刘家畔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并负责行政村的除奸工作。
1945年正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县委组织部部长刘芝茂的来信。信中说有要事和我商量，要我当天就去南峁村。
到了南峁村，见到了刘部长，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组织上打算派你到敌占区府谷县搞地下工作，你有什么意见？”事情来得很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所以没有痛快答应。刘芝茂部长见我犹豫不决，就带我去见县委书记赵秉经。经过领导说服，我终于打消了思想顾虑，接受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当时我分析，领导所以让我去，除了对我信任外，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小舅子王吉嵒在府谷县开药铺当医生。王是当地的名医，我去了好落脚。从亲戚关系上讲，王吉喦只会想法保护我、帮助我，而不可能出卖我。王吉喦是我县岳家里村人，1942年去府谷居住行医，府谷上至敌人主要头目，下至平民百姓，大部分人对他很熟悉，便于我开展工作。
接受任务后，我先回家（义门村）准备了几天。按领导的布置，我在村里故意不参加会议，说些落后的话，以引起群众对我的不满。一天清晨，我担粪到村东的地里，把箩头、担子往地头一扔便去了县委。赵秉经书记给了我一块土布，两打半毛巾，给我改名为王钢。指示我：去了敌占区先不要急着开展工作，等站稳脚跟，人、地两熟后再进行。要尽量争取王，让他好好保护你，给共产党多办些事，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接受了任务，开上过河探亲的介绍信，我就坐上渡口船去府谷了。
当时保府两县有渡口船来往，允许互相探亲访友和担挑小贩跑小买卖。府谷方面对经常来往的小商贩盘查得不甚严，而对初次过河的陌生人却查得很厉害。我一上岸，就被两个守河的拦住，查看了探亲介绍信还不放行，非要我跟他们去警察局不可。我只好把随身带的手巾和土布交给一个熟人，让他尽快转告王吉喦，让王速来府谷警察局找我。警察局的人不相信我的解释，怀疑我是保德派过来的探子，拘留审查。正在紧要关头，王吉喦闻讯赶来了。他对审问我的人说：“王敦明确实是我姐夫，是专门过河看望我们来了。”他说我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绝对不会有问题。在他的担保下，我终于脱了险。王又通过关系，为我办理了临时户口。
回到王吉喦家中，我想试探一下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就骗他说：“自你们走后，保德县政府一直怀疑你投靠了国民党，我与你暗地里有联系。因此，政府对我也不信任了，暗中派人监视我的行动。我怕再待下去吃亏，就过河找你来了。”王吉喦听了半天没表态，看得出，他对我的说法是有怀疑的。
在王吉喦家住了几天，整天无事可干，闷得慌。上街去遛遛吧，又怕遇到熟人，事情败露，影响今后的工作。所以，就跟王吉喦商量，要他给我找个临时活干。王很赞成我的意见，在府谷街上一家鞋铺买了些碎皮尖，让我带着去大庄村和杨在羊师傅熬胶去。王吉喦给杨在羊的妻子看过病，两人很熟悉。
在去大庄村的路上，王吉喦对我说：“姐夫，你我不是外人，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认为你这次来府谷不是探亲，也不是怕村里找你的麻烦，而是另有重任。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过河干啥来了？我好尽量想办法帮助你。”当时我思想上还真有点顾虑，王吉喦虽然是我的亲小舅子，过去关系一直处得不错，但他离开保德已经三年了，谁知道他人变没变，是不是投靠了国民党？所以，我到府谷的真正目的还一直没有告诉他。听了他刚才的这番话就彻底放心了。于是我就把我这次到府谷的目的和保德县委领导对他的期望全部讲了。王听后很感动，当即表示坚决照办。为了去大庄村便于工作，我改名为王俊德。
在大庄村熬胶没几天，便听到王锄勾（此人过去常到保德，对我比较熟悉）散布的言论，说我在保德村上担任过主任，是共产党的干部。我听了有点担心，怕他到敌人那里告发我。便决定回保德一趟，向领导汇报一下我在府谷的所见所闻和王吉喦的思想表现，想请求领导，另派合适人选到府谷开展工作。
由大庄村回到王吉喦家，我说我有要紧事需回保德一趟，让王吉喦想办法送我过河。第二天，王吉喦带我到了水寨寺，当时在水寨寺驻防的是国民党86师258团的一个班，班长姓邬。王吉喦向邬班长讲了我和他的关系。说我因事逃过府谷，家属还留在保德。离家多时了，想回去照料一下。并许诺，返回时给他带些大烟。邬班长听说我能给他带大烟很高兴，当即便派阎四用小船把我送过河来。临上船时和邬约定，五天后他再到原地接我。
回到家里，听家人说刘家畔行政村书记赵双保正在我们村下乡。我便写了个条子让家人送给他。晚上赵双保到了我家，我向他说明回意。第二天晚上赵同我一起去了县委。见到赵秉经和刘芝茂，我向他们进行了汇报，并说自己不想再去了。赵秉经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针对我的思想进行了教育。赵反复强调，这项工作意义重大，还是我去合适，要我继续去。
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让我先走一回口外，然后由口外再回府谷。赵秉经一再叮咛，要我不要离开王吉喦，让王保护我，给党多办些事。刘芝茂当时回家拿来十两洋烟，让我走时带上。
回到家里住了一天，第五天晚上又从水寨寺过了河，十两洋烟全部送了姓邬的班长，回到王吉喦家，我把领导的意见转告了王。王吉喦也劝我到口外暂避一时。他给我找了个叫张三小的同路人，又给郝字福写了一封信，让我当面交给郝。郝字福小名叫侯蛇子，是郝蛇雄的弟弟。郝家弟兄经常在口里口外跑，王吉喦跟他们很熟悉，王让他们帮助我。
我和张三小相跟着去了中滩一带，大烟还未开刀，别的活儿也不好找。我又去孔笃塄，碰见我们村的王三水，和他一起割了十来天烟。因土匪经常干扰，不敢久留，又回到郝字福家。在那儿割了几天烟，弄了些烟土准备带回府谷。当时常有土匪出没，带东西行走很不安全。张三小和我商量，认为我年轻，让我带着烟晚上走，他白天走，两人到水头沟相会。
因为天黑，道路生疏，我上路后不久便迷失了方向，一夜只走出几里路。天亮时碰上四眼井的土匪周银保一伙，身上带的东西全被抢去，还几乎送了命。讨吃要饭到李氏大花眼家中，又被周家诬为盗马贼，多亏大花眼搭救，送我离开险地。到了水头沟，与张三小会合，一同于7月回到府谷。
一天，在府谷街上碰见王加女，这个人以前我并不认识。他拦住我说，他在保德训练班见过我。我说：“你认错人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训练班。”他不相信，一再盘问我，问我过府谷来干啥来了，住在什么地方？
回到家里，我把遇到王加女的事告诉了王吉喦。王说：“这个人是个坏鬼，很可能要来找你的麻烦。”第二天下午，王加女、贾举贤、郭新军等人果然找上门来。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特务，王吉喦认识他们。他们一口咬定，说我是共产党派过来的探子，要带我到县党部去。王吉喦再三说情，并在府谷街上有名的饭店怀茂园，花十一块白洋办了一桌菜席，请这些人饱餐了一顿才算了事。事后王吉喦对我说：“单凭我行医来保护你恐怕不行。这里特务很多，一旦被他们抓住把柄，事情就难办了。”他提出跟国民党挂钩，给国民党做点事。从表面上看是为他们服务，实际上是给共产党办事。我说：“只要对党有益，让我能顺利进行工作，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但有一条必须坚持，就是忠于党的立场不能变，不能脚踩两只船。”
同年8月，王云（小名混洞子，保德腰庄人，35军谍报员）从后套回到府谷，成立了同乡会。王吉喦加入后让我也加入，为了便于工作，我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寿命不长，当年10月便垮台了。
有一天王吉喦对我说：“我已经和王德科（保德县国民党党部书记）、贾举贤（朱五美情报员）以及郭修理（绥晋公署特务）挂上钩，给他们做情报工作。”情报大多数是从国民党22军特务徐谷厅那里抄来的，也有一些是自己编造的。他这样做是为了取得这些人的信任，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情报。当时我认为：王吉喦这样做不但能保护我，给我党搜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还可以保护其他人。但我做不了主，必须向保德县委汇报请示。
为了便于工作，我当时搞了个货郎担子走村串户卖货，趁机熟悉地方，了解敌情。在杨家沟认识了杨在雄，在花儿寨认识了明才子。出去居住一般都在这些人家里。在白龙殿我见到了赵满红、柳海池、赵不浪、赵光明、霍掌权等人。我送给赵不浪六尺布，以自己逃出为名和他们套近乎，了解了这些人大部分是特务，全是从保德和河曲逃跑过来的。他们经常结伙回保德和河曲探听情况，搞破坏抢人。我还摸清了他们回保德后的窝藏点。
这年12月，我决定回保德汇报。临行前，王吉喦说：“我现在是明扶曹操暗扶刘备。你回去要向组织把我的真实情况讲明，看我这样做对不对，组织今后会如何对待我？”
一天傍晚，我偷偷地到了刘家畔对岸的黄河滩上，由刘有升、五金子和顺小子把我接过河来，刘忠常把我送到家里。第二天，刘忠常和我回到县委，见了赵希贤、赵秉经，向他们汇报了我了解到的一切情况。谈到王吉喦时，赵希贤说：“主要看他的表现，有成绩将功补过，贡献大了将来还可以当干部。”谈到王入国民党、我入同乡会时，领导认为没什么问题。赵希贤指示：让王吉喦介绍我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其他组织，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更多的情报。
同时赵还指示：为安全起见，以后回保德时都从刘家畔过河，由刘忠常接应。给我和刘忠常规定，以唱山曲为联系暗号。当时约定，赵希贤的代号为廿子，我的代号是卅子。临走时找给了我10元钱，让我给王吉喦打请客的饭款。然后又让刘忠常把我从刘家畔河上送回府谷。
回到府谷，我把领导的指示转告王吉喦。王说：“入国民党不行，入三青团还有可能。”这以后，我仍挑货担转村叫卖，借机搜集敌人情报。
原定1946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和刘忠常搭号（联系），24日晚上回保德。但23日和24日府谷唱戏，非叫我给吹笛子不可，我没法脱身，错过了机会。25日去搭号，结果没有联系上，据说刘忠常到东关赶会去了。2月份我又多次去搭号，但一直没联系上。
为了物色入党对象，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我去了高家湾村，和王吉喦、四板头合伙租种了富农高祥孩的20亩地。得知高的姐夫在府谷县当团长，并且高家湾地主、富农多，很难开展工作和发展党员，于是我又把工作重点转到别的地方。
2月的一天，我女人从保德过河看我。她回时我在丸药里给刘忠常带一信，和他约了回保德的时间，结果也没有搭上号。
又过了几天，王吉喦对我说：他想加入共产党，让我做介绍人，考验他。并表示，今后一定忠于党，任何情况下都不变心。当时我很为难：同意吧，他出身不太好，政治背景也比较复杂；不同意吧，他表现确实不错，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敌斗争很需要他。经过再三考虑，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先是预备党员，两个月后转为正式党员。
和王吉喦合伙开药铺的刘士元，是我县刘家畔人。在我第二次回保德时他就知道了我的身份。王吉喦入党不久，他也向我提出了入党申请。刘为人诚实可靠，曾协助我做了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符合条件，也把他吸收到党内来。
这年夏天的一天，王吉喦给我拿来一个国民党三青团团证，据他说是向王照林领的，只不过领过个证摆摆样子罢了。
秋后由高家湾回到王吉喦的药铺再次和保德联系，但守河的全部是新换防的，对过往行人盘查非常严，很难取得联系。有一次与刘忠常联系，号没搭上还几乎送了命。
那是1947年5月的一天，我正为和党联系不上而坐卧不安时，突然收到达拉旗哈拉包子保安队袁长连的一封信。袁在信中说：听郝蛇雄讲，1945年你在四眼井丢了不少东西，现在四眼井属我们管，我可以帮助你把被抢去的要回来。让我去达拉旗走一回。我与袁长连非亲非故，他怎么会帮我寻找被土匪抢去的大烟呢？我感到很奇怪。就向王吉喦说了此事，王说是他要袁长连帮忙的。
接信后，我叫上郝蛇雄一同去找袁长连。在袁长连的帮助下，周银保给我赔了一匹马。包头卖马后，我就暂时住在袁长连家，每天帮他下地干活，和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袁把敌人方面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我看袁长连这人不错，很有发展共产党员的必要。如果把他吸收到党内，对这一带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会大有好处。于是，我有意把党的政策告诉了他，袁长连听了很受启发。一次劳动休息，他大胆地向我表明了心意，说他要投奔共产党去。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他当即双膝跪在地上对天盟誓。我连忙把他拉起来，开门见山的说：“你这样信任我，我也把心里话告诉你，我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你想投奔共产党今天就是机会。”当即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起代号为“河包”。并给他布置了工作，让他继续了解敌情，如果我们的军队来了，他可带上枪械人员起义，参加革命。
我去郝字福那儿，听说府谷解放了，决定赶快返府谷。因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发展郝字福，只好推后发展。又与郝蛇雄一路同行。路过袁长连那儿，袁交了一块银元的党费。
回到府谷县五字湾，听说王吉喦也带着家属来了。当时我对王吉喦的举动很不满意，见面后责备他说：“你嘴上经常说热爱共产党，盼望府谷早解放，而行动上却害怕共产党，跟着敌人跑！”王吉喦见我生气，就给讲了离开府谷的原因。他说：共产党要和我算总账，我只有做出大成绩来，将来才能将功补过。现在啥成绩也没有做下，怎好意思见共产党！府谷解放后敌人大小头目都跑来这一带，我留在府谷还能起什么作用？我跟着敌人来到这里，可以进一步了解敌情，一旦咱们的军队打到这里，我就能为革命出大力。
听了王吉喦的解释，我的火气消了一半，对王说我想尽快回府谷县城，王说：“这里离解放区有100多里，沿途敌人防守十分严密，弄不好还会出事。你现在回去也起不了大作用，还不如继续留在敌占区。”
我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决定暂时不回府谷城里。于是从五字湾又到了哈拉寨。不久传来府谷重新被敌人占领的消息。而在五字湾一带的敌人头目大部分没有回府谷，却到了绥远包头。这时形势更加严峻了。王吉喦见我无事可干，就叫我出去给他要药钱，顺便了解敌情。为了行走方便，他给我向贾举贤借了一件国民党军官的黄呢大衣和一顶军帽。穿着敌服去了古城两回，府谷县城一回。
又过了几天，王吉喦对我说：这里敌人的头目都走光了，我们再住下去也没有多大意义了。他认为包头地方大，府谷逃去的敌人不少，他去了那儿可发挥更大作用。我当时考虑，眼下回去府谷连个存身之处也没有，很难开展工作。又想到郝字福还没有发展了，就决定再去包头一回，先把王吉喦安点住，到中滩把郝字福发展了，然后再决定去向。
主意打定，于1947年11月又去了包头。住到腊月，郝字福去包头办年货时我和他一起到了中滩。在途中正式发展郝为共产党员。在郝字福家住了一段时间，听到府谷解放，我决定回府谷。
到了包头，碰见刘士元。我让王吉喦以请客为名，把刘士元叫到一起开了个会。我说：“近日我要回口里，你们俩继续留在包头。是真心为党办事，还是动摇变节，就看你们以后的行动如何了。”两人都表示，要一心为共产党办事，绝不动摇叛变。于是我给他们安排了工作，让他们两人组成一个小组，刘士元任党支部书记，负责发展壮大队伍。让他们平时了解敌情，找对象发展共产党员，共产党一来，很快接头参加工作。每个人都取了联系代号：刘士元叫吴建中；王吉喦叫任辉生，我叫全成。返回中滩给郝字福也布置了任务。给郝的代号是王士田，我的代号是郝虎岭。离开郝字福家，又到了哈拉包子，给袁长连也布置了任务。一切安排布置后便上路了。
路上走了五天，途中经过敌人多次盘查，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哈拉寨解放区。听说赵希贤担任了府谷县委书记，我便去找他。赵希贤当时正病着，我口头给他进行了汇报，并把三青团证交给他。在府谷休息了两天，赵又把三青团证给了我，让我回保德县委汇报。
回到保德，我把三青团证交给赵秉经，同时向他作了详细汇报，赵让我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我又写了书面材料。我向赵提出，这次回来不想走了。我说：“我发展下的那几个人都不错，他们都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我回保德时都给他们安排好了。”当时我考虑，到包头做买卖的保德、府谷人很多，逃亡人员也不少，我的身份很容易暴露。自己是农民出身，工作能力不高，在包头这样的大城市很难开展工作。赵秉经见我不愿意走了，就说：“你实在不想走，暂时就回去吧。”当时便把我的组织关系开回刘家畔村，交给了刘克升。过了不多时，组织上给了我四斗糜子，让我担任了义门村主任。
1948年7月，袁长连派朱有喜（袁发展的党员）带介绍信回保德联系工作。我带着朱有喜见了赵秉经，朱给赵汇报。赵说：这里大牲口较缺，你下次回来带些小牛、小驴换成洋烟，再出去买枪，组织人员。朱临走时对我说，他回保德时在麻地沟丢了一匹布。我和朱又去了府谷县跟赵希贤说了此事。赵希贤给沙圪堵韩枫带了一信，让朱以后和他联系。
1949年2月，朱有喜带着五头小牛和一匹小马驹二次回保德来，我与朱同志给赵秉经进行汇报。赵让我帮朱把牲口卖了，全部换成洋烟。事情办妥后，赵给朱有喜布置：“这次出去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是买枪，第二是往起组织人。”临走时赵秉经又说：“洋烟是私货，大渡上不能过。”随手拿起笔来给刘家畔村村长王加友写了一封简信，让王派人把朱从刘家畔送过河。
同年5月，朱有喜和袁长连再次回保德请示汇报工作。朱、袁两人先找到我，让我带他们到县委汇报。当时赵秉经已经调到西北工作去了，我们只好找现任县委书记张培义。张说：“赵秉经走时没有给他移交，他不知道此事，也不好接收汇报。”我们又去府谷县找知情人赵希贤，赵也前不久调大西北去了。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知道此事的人很少，所以联系至此中断了
参见《保德文存·史海钩沉》
三晋出版社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