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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七支队的创建

      1930年前后，府谷县委曾先后两次遭到破坏。1930年底，县委书记景仰山被捕入狱，县委工作暂时由苏铭鼎、刘世英等主持。后来苏、刘也被捕入狱，被敌人活活折磨死。当时，我是县委委员，负责搞兵运工作。1931年初，在水寨寺苏宝珊连策动兵变后，我们全连转战山西，待与红二十四军会合，遭到山西敌人到处追捕、堵击，仅剩几个人活下来。无奈，我暂时转到内蒙活动。
      1932年底，我由内蒙后套回到府谷，县委因景仰山的叛变，又遭到一次破坏，全县各项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没有遭到破坏的基层党组织失去领导而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我便到各地了解党组织的状况，发现大部分党员的信心挺足，都希望上级重整旗鼓，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情况下，我就和各地取得联系开始整顿党组织。当时，我在木瓜、庙沟门、沙梁、清水一带活动；徐六十九（后叛变）和赵展山在青春峁、南北长沟一带活动。我们对党员进行保密、革命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为下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做好思想准备。为了搞到枪支，我们在庙沟门向王国安借了4颗手榴弹，然后到清水、古圪垯沟准备提取国民党退伍营长崔秀生的几支枪。6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们围住崔的住宅，将4颗手榴弹一起扔进院子，结果因不会使用，4颗手榴弹一颗也没有爆炸，反而惊动了崔。崔指挥他的护兵一股劲地向外打枪，我们看到难以取胜，就撤退了。
      1934年6月，我去神木找红三支队，见到王恩惠，他说别的同志不在，叫我改日再来。我留了个纸条，说明要找县委领导和红三支队的负责人。10多天后，我又去找他们，王恩惠带我去见了杨文谟、王兆相、张晨钟、王达成等。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他们认为府谷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决定派贺伟等4人，带4支步枪随我去府谷搞武装斗争。
      我们回到府谷，先去木瓜、庙沟门、清水、墙头等地搞了一段武装巡视。贺伟巡视了一段时间就回神木了。不久我们联络了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具有战斗经验的王占祥，埋伏在白草墕大路旁准备截击国民党提款委员和4个衙役。我们一开枪，那个提款委员弃马跳河，剩下的4个衙役被我们捉住杀了，他们的枪、马和提的款全部缴获。接着我们在圪针塔水库杀了恶霸贾留柱，在青春峁上面的高圪垯杀了税官徐糜地，在清水杀了恶霸地主邬元宝。回到庙沟门又向王国安买了一支水连珠枪。这一连串活动，对群众鼓舞很大。我们的人员也发展到了十几个，武器也增加了。
      为了进一步装备游击队员，我们到他儿坝找了一个熟人，让他拿些大烟和少量元宝，去郡王旗给我们买武器，买到三四支步枪和两支手枪。当我和李士羊、王朋3个人去接枪返回时，碰上刘润明旅的一个加强连，约180多人。敌人发现我们后紧追不舍，我们很快占领了地势较高的素乌包老爷庙，打退了敌人的3次冲锋。到黄昏，敌人停止了进攻，我们趁机撤退。撤退中，又拉了敌人的3匹马，收了敌尸的几支枪。从托儿坝回来后，我们向红三团汇报了武装斗争的情况。
      1934年9月初，我们这支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队长兼政委。

二、七支队配合红三团战斗的片段

       10月间，红三团游击到府谷北部根据地，在木瓜和七支队会合。我们决定进击哈拉寨，解决部队越冬的军需问题。我们从木瓜出兵，路经庙沟门、沙梁，于11月24日进入哈拉寨。当天该镇正逢集日，来赶集的人很多。红三团一方面召集群众开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红军的任务及纪律，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打倒恶霸地主、贪官污吏；一方面派人侦查联保主任赵智等人的住处。下午，部队处决了赵智等4人，把几家商号里的部分衣物、布匹、大烟、银元等分给了群众，一部分带回部队。我们撤出哈拉寨，从庙沟门返回，途中同南来“追剿”的敌人遭遇，我们钻过空隙突围出去。红三团转回神府苏区，七支队原回木瓜坚持武装斗争。
      1935年1月，红三团再次游击到府谷木瓜以东地区和七支队会合。当时，群众要求拔掉驻守高梁村的国民党县政府保安二队这颗钉子。我们作好战斗布置后，侦查员发现敌人增设了岗哨，好像是发觉了我军的意图，有了准备。所以，我们没有按原计划进行。
      过了几天，高梁群众又来团部报告：敌人保安二队队长带了几个人回县城过年去了，只留大队副苏宝珊和苏有富等几个士兵，要求红军去偷袭。我们先派人侦察了敌人的驻地设施，四面高墙，只有一个大门可以进出。所以，我们决定封住大门采用火攻，准备了不少的硫磺粉和辣椒面。2月7日晚，在红三团、五支队、七支队中选了十几个精干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准备封锁大门。但是，突击队员刚接近大门，就被换岗的苏有富发现，慌忙开枪报警。我们的突击队员准备捉拿苏有富时，这家伙抱着枪跳崖逃跑了。敌人听到枪声，就从窑洞里拼命地向外射击。围在垴畔上的我方战士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杀！”敌人仍然不停止射击。我们就将硫磺粉和辣椒面撒在干草捆上，点燃后推下院内。大部分敌人呛不过跑出院中火葬了，只有苏宝珊等3人仍站在前后窑的过道里顽抗。当我们准备把垴畔掏塌活埋苏宝珊时，苏有富领来府谷城内的敌军增援，但到了高柳树见红军人多，又不敢前进了。只有苏有富边跑边打，向高梁冲上来，不几步被我们击毙。这时苏宝珊也缴了枪。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敌人30多支枪，10多匹马。至此七支队武器齐备，发展到60余人。

三、新的七支队建立与分散隐蔽

      高梁战斗以后，敌人开始对神府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而神府党组织的领导人错误地采取硬拼的打法，把红三团和各支队集中起来，准备一举粉碎敌人的“围剿”。七支队改编成红三团的骑兵连，我被调到红三团当参谋长。（实际我没有到职，又命我去内蒙河套黄河沿岸迎接屯垦队哗变武装。未遇后，转到桃力民一带搞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工作。）七支队改编后组建了新的七支队，队长张国继，政委王浩。在反“围剿”中，张国继牺牲，队员减少到十几个，枪剩几支。
      由于红军同敌人硬拼接连失利，根据地范围很快缩小，府谷北区根据地被敌人全部占领。这时，神府党组织主要领导人悲观失望，对根据地的继续发展失去信心，放弃武装斗争，采取自行隐蔽，待机而出，长枪压下，手枪可带，各回各地，保存力量的政策。在此情况下，七支队仅有的十几个人，藏起了武器，分散隐蔽了，实际上是彻底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