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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年，清军入关后，确立了清政府的统治，这时长城内外蒙、汉民族，都成了清廷统一的民众。为避免再像明朝末年那样，蒙汉两族互相入境掠夺时起事端，清政府采取了隔离政策。这就是规定，沿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地方，东从府谷黄河岸的墙头起，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到与宁夏交界处，划出宽五十里，长一千二百多里的一段，由清皇室直接掌管，蒙、汉人民均不得入内耕种、放牧或滞留其间的“禁留地”。同时又在各县境内靠近“禁留地”的堡寨设卡驻守，以防人民出入其间引事生非（府谷境内设卡的有黄甫、清水、木瓜、孤山、镇羌（现称新民）五堡）。而属于当时鄂尔多斯地方的古城、哈拉寨、庙沟门等地，则划在了“禁留地”内。在这一地段的不少村庄，现在仍沿用的如哈拉寨、何杰敖包、大昌汉等蒙语地名，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原属蒙古人居住地。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康熙皇帝亲统六师禁军行兵宁夏。自山西保德渡河，由孤山沿边墙西行。一路上对长城外的鄂尔多斯地区及“禁留地”的草木茂盛，牛羊众多，和平安宁的气象大加赞美。而越过“禁留地”，在长城内的陕北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由于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再加灾荒频仍，人民生活艰难，凄苦。所以康熙帝看到的是“地皆沙碛，难事耕耘，人多穴居……土壤硗脊……”。沿途中各地官员不断反映：“沿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计维艰……”，要求清政府垦种“禁留地”。恰好这时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今鄂托克旗）贝勒（封爵名，在亲王、郡王之下）松拉普，乘康熙巡幸之机，亦面奏请开放沿边墙的“禁留地”，“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俾益……”。这样在三月廿七日，从清政府的理藩院（官署名。掌管蒙古、西藏、新疆、四川各地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便传出康熙谕旨：“有百姓愿出口（即出长城口到“禁留地”）种田者，准其出口同种，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汉民之处，即行停止。”这样府谷、神木、榆林以及与其相邻的山西河曲、保德、五寨、忻县等地的地方官员，便积极组织汉民出口垦植“禁留地”，此即是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之始。
      随着大批汉民进入“禁留地”，再加没有明确界限的乱垦乱种，与蒙族的畜牧地便发生了矛盾，引起了毗邻各旗牧民的不满。康熙五十八年（1719），鄂尔多斯地区的贝勒达锡拉卜坦，以汉民种地若不定界，恐侵占牧地等情，要求清政府在“禁留地”内勘界加以限制，并制定租税，以免发生争端。清政府对此很重视，于同年委派侍郎拉都洋，负责来沿边各县踏勘划界。划定在“禁留地”内，以边墙（长城）为起点，直北有沙者宽三十里立界，无沙者宽二十里立界，让汉民在此界内租种。并规定地户每年以牛一犋（约可耕种200多亩），由蒙古征谷一石（约合250市斤），草四束，折银五钱四分。又因在界址上树牌为标志，所以人们又把这称为“牌界地”或“界地”。
      尽管清政府对汉民流入“禁留地”实行了种种限制，但由于府谷、神木和山西的河曲、保德等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过于贫苦，特别是看到走口外的人，秋收后驴驮人背满载而归，于是诱使了更多的汉民出口耕种。这样对蒙古王族来说。垦植的汉民多了，他收的租利也就增加了，因此乐意让汉民多来垦植。但这样一来，又不断发生有越界耕种的事件，而且又因索交地租，引起的纠纷也层出不穷。
      乾隆元年（1736），因各旗贝子（爵位名，在贝勒之下）多次陈述沿边汉民再次越界耕种，造成牧场狭窄。八月，清政府令理藩院尚书班第，川陕总督庆复，在榆林会同各有关县及鄂尔多斯各部。议定边墙以北“禁留地”的永远章程。经实地勘察，在汉民越界垦荒既成事实的基础上，于旧界（即康熙五十八年立牌定界的界址）外，再向北拓地二、三十里不等（其实此界址距边墙仍在五、六十里以内），准汉民照旧给租耕种，蒙、汉地界即以此定案。为有效地限制汉民向北再度扩展垦地，特把神木、定边的同知（官名，清代的同知为地方政权厅一级的长官）改设为理事旗员，专管垦植事宜。此外，又在新界的北部划出宽十至十五里不等的一段，作为“禁闭地”。在“禁闭地”的边或立碑、木牌、或垒敖包，以示界限，蒙、汉民人均不得入内。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上述有效措施，在长达百多年中，再未发生垦植事端。而这一段禁闭地，也因年久不耕，草腐叶败，经多年堆积，地而渐呈黑色，故后人们称其为“黑界地”。而在长年耕种的界地内，因草木皆无，秋收后地面裸露多呈自色，于是依此又称之为“白界地”。又因汉民每年春出秋归，在垦地内临时三、五人结伙而居，这种居住点便称为“伙盘”，久而便把“白界地”也称做“伙盘地”。现在本境内沿原垦植的界地内，从东到西有不少村名称为“伙盘”的，如古城乡有周家伙盘，赵五家湾乡有新伙盘，庙沟门乡有伙盘上，三道沟乡有大伙盘沟，老高川乡有高二伙盘，大昌汉乡有林家伙盘等村，即是由此而得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付给各国赔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史称“庚子赔款”。为筹措这些银两，维持残破局面，清政府接受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开垦蒙地（包括“黑地”及鄂尔多斯在内的土地开垦），在蒙地押荒银中筹一笔款项的建议。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命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上任后立即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立垦务总局，并赴晋与岑春煊筹商勘放蒙地办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本县古城、哈拉寨、沙梁三镇设垦务分局，开放与准格尔旗接壤的黑界地。三十二年（1906）准格尔旗垦务分局开始办理垦务事宜。经勘明准格尔旗的放垦地段，共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段。仁、义两段由山西河曲县放垦；礼、智、信三段由府谷县放垦，这就又一次促使了垦荒向北扩展。其中府谷的“黑界地”的岁租，由县代征，每年收银1600余两，如数解缴绥远，而其余地租，则由蒙人直接收取。这就使得府谷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禁留地”与“黑界地”的开发，对我国西北蒙、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结束了清政府对蒙、汉人民所采取的隔离政策，使蒙、汉人民开始大量交往，加深了和睦友好情感；其次，大批汉民的流入，改善了蒙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促进了蒙族的农牧业生产和煤炭、盐碱资源的开发；再是，增强了蒙、汉人民的技术交流和商业贸易，促使了蒙族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汉民大量的移入和垦植，则加速了鄂尔多斯草原的沙化，破坏了生态环境。
 
      附：
      这篇“禁留地”始末，主要是按有关府谷的资料整理的，未涉及其他县。“禁留地”原并不属府谷境。因此清乾隆四十八年版《府谷县志》的疆域一节中载，“以县城计的‘四至’‘八到’的，北至最远地清水白芨梁边墙九十里（以今境北至最远地应为哈镇），东北到最远处为麻地沟边墙九十里（以今东北最远处应为古城）……”以致到了民国初年，便发生了绥远要求收回原属“禁留地”区域的纠葛。这些史实在现有几部《府谷县志》中，仅有一些简单的条文和《陕绶划界纪要》的少部分原文记载，在群众中此事更是鲜为人知。现经本人多方搜集、整理，终以较为完整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史实的全过程。由此又涉及到“走西口的由来”“陕馁划界纠葛”等问题，正在整理中。望拥有这些资料的保存者和知情者，加以校正，使之更为准确无误的存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