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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起源很早，历史悠久。封建社会初期就有雏形的地方志，如《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等。
       历代统治阶级对编纂地方志都很重视，把它当作“辅治之书”。清代是古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从康熙到雍正、嘉庆年间，清王朝先后几次下令各地编修统一志及省、府、州、县志书。光绪年间，礼部又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州县地方志书的编纂和完善。据说现存清代志书近六千种，占现存旧志书总数的75％。
      据现有资料，我县最早的县志，是清代康熙年间，由任府谷知县的浙江仁和举人杨许玉主持编修的。这部县志为八卷一册，其内容分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杂志、艺文等八个方面，约三万五千字。当他完成草本后，即升任太原府同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人增补而后刊印的。这就是康熙本《府谷县志》。
      第二部县志是由乾隆三十八年任府谷知县的安徽经县举人郑居巾，和乾隆四十八年任府谷知县的蒙古正黄旗人麟书两人先后主持完成的。这部县志四卷四册。卷一内有圣泽、职官、公署、学校、祠币巳、寺观、城池、建置、疆域、里甲、街衢、古迹、市集、户口；卷二内有山川、井泉、道路、津梁、田赋、仓廒；卷三内有名宦，兵防，驿传；卷四内有人物、忠节、孝子、义行、乡饮、祥异、风俗、物产。全书共约十一万字。这就是乾隆本《府谷县志》。
      第三部志书是本县清末贡生王为垣编纂的。这位王老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为明代兵部侍郎王继谟的七世孙，少时苦志读书，学问渊博，身经两朝而不入官场，在官学、私塾执教数十年。此闻经他多年劳苦收集资料，执笔于幽室青灯，数易其稿，终于在民国十三年编就《府谷县乡土志》。这部志书为四卷四册，约八万字。王老先生对我国的史志书籍较为熟悉，文字功夫亦好，在建置沿革、历史人物的活动、兵事活动等方面比前两部县志记述详细，而且为了便于后人查阅原文，在许多段落的末尾标出了重要史实的摘引书目。成书后受到当时社会上有关方面的赞许。时任府谷县知事的湖北黄同举人严用琛在志书末尾签了名，并在志书封面上加盖了府谷县印。
      解放前最后一部县志，是在民国三十年到三十四年，由甘肃古浪高克恭和子洲王俊让前后两任县长主持编纂的。当时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根据国民党统一的部颁修志事例，聘请县内颇有名气的王九皋（北京法政大学毕业，曾任山东高等法院院长）为总编辑，聘请张登阁（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曾任河南安阳县长）、柴振清（清末拨贡，曾任米脂县长）、王九思（保定北洋法政大学毕业）、王秉衡（陕西政法讲习所毕业，曾任广东海关会计主任）、高伟（北平大学毕业）、王寿田（北平大学毕业）、边恒彦（山西并州大学毕业）、郭天锡（上海大学肄业）和杨琛、尤清之、吴子屏、孙计一、杨湜、严念祖、刘玉海、韩子仁、张景等三十人分别担任编辑、采访、校对、书写等工作。这部县志分首卷、地理、民社、政治、食货、官师、人物、艺文、抗战、大事记、丛录共十一卷十二册，约四十万字。编修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经费困难，社会各方比较重视，曾捐款资助五十二万二千元。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陆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副军长左世元为县志写了序。全国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冠遐为县志题签。民国本《府谷县志》就此而成。
      以上四部志书，图、表、志、传并用，对府谷历代物产、人口的分布，政治风俗的演变，人才、文化的兴衰都有一定的记述。对我们了解府谷历史上的地理形势、建置沿革、自然资源、多种生产、自然灾害、农民起义、军事设防、兵事活动等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当然，由于这四部县志产生于封建时代，因而封建伦理观念突出，褒扬忠孝节烈和官宦富绅，对劳动人民很少着墨，贬斥农民起义，诽谤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民族观念上的大汉族主义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编纂者当中，有的是寄身异乡的外籍封建官员，有的是卸任还乡的本籍旧职官员，有的是坚持业余编修的清贫教师。他们能够在当时那种资料零散、经费短缺、交通不便、征集资料和印刷手段落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继承中华民族的修志传统，不辞劳苦，广采博览，补充订正，几易其稿而终于成书的精神是可贵的，应当受到后人的认可。今天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所创新，编出一部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县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