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民 口述 阎纪文 记录
一
我是1929年在陕西省府谷县高等小学加入共产党的。1932年7月中旬，我接受组织指示，从归绥到河套地区开展工作。
在包头，我遇到贺云亭等三位要到河套谋生的同学，于是四个人凑了十五块大洋，雇了一辆老式木轮轿车，踏上了西去的道路，从此开始了我一生难忘的岁月。
上个世纪30年代的河套平原，苍凉，落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丛丛茂盛的芨芨草和没过头顶的红柳林，很少能看见农舍。那时候土匪出没，当地老百姓不敢在明处建房，大多把家安在三呼河边的茂密红柳林里。红柳有碗口粗细，漫过房顶，因此从大道上很难看到村落。只有午饭和晚饭时分，才能看见红柳树梢袅袅升腾的炊烟，知道那里有人家。
当时，旅人打点吃饭，都要在站口，否则找不到食宿的地方。所谓站口，就是当地老百姓在路边开的车马大店，一般只有几间低矮土房，食宿很便宜。我们几个人住一晚也不过花费几个铜板。
骡子拉着木轮轿车，在坎坷的土路上颠簸了五六天，来到五原县城。当时正赶上五原一带闹忽瘌痢（疫病）。一过西山咀，沿途就不时看见倒毙路边的尸体，偶然看到几间民房，也是人去屋空。虽说我们在包头打了预防针，但仍然不可大意。五原县我的亲戚很多，也不敢贸然去串门。
薄暮时分，我们来到五原县城靠南门的一个车马大店。这家店除提供住宿，也养车。记得店老板叫作张鼎臣。我们在这里小住几日，就又匆匆上路去临河。
临河那时候刚由设政局改为县。县城有一个土城圈，一条东西街筒子，站在街上，就能看见西门。街上稀稀拉拉有几个铺面，都是土门脸。再就是有几个蹲在街边卖瓜的农民。他们衣着褴褛，面呈菜色。临河说是县城，规模真不如内地的一个大村子。
贺云亭留在临河第一小学教书，我和另两个同学又继续赶到陕坝。他俩按预约留在垦务六分局工作，我暂时在六分局当绳丈员的表叔柴济亭家里住下。他是一个同情党的进步群众。党组织派到河套地区做巡视员的韩峰被敌人追捕，逃到六分局，就是由他帮助逃脱的。开始我想在六分局谋个差事，当马兵或文书，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只住了几天，就又到三道桥去找党组织。
我这次来河套，接头人有两个，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韩峰（是今），他已在我到陕坝之前被追捕逃离这里；另一个是吴乃贤，他是三道桥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三道桥小学校长，他二十三四岁，长我四五岁。接上头后，在他家又住了几天。随后，他带我来到陕坝西沙梁救世医院责任人菅子房（以后也加入了共产党）家中，找到临河特支书记郭同春。那时候临河县已经发展了几十名党员，有五六个支部，统属临河特支负责。
郭同春大约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消瘦，穿一件灰布长衫，满口山西话。他的公开身份是种花先生。他听吴乃贤介绍了我的情况后，高兴地说：“好哇，又增加力量了。你先住在特支，等待安排分配。”这样，我就在菅子房家住下来。
过了几天，郭同春问我：“小张，你敢不敢当兵？”我回答说：“只要党的工作需要，我什么都敢。”他指示我潜入王靖国的部队，任务是发展党员，做军运工作。我接受任务后，立即设法打入王部。
农垦六分局长李躬如，是我的一个表姑父。我打听到他同四〇九团一营一连连长赵鸿湘（山东历城人）认识。该团团部驻扎五原，一营营部在新公中，一连就在临河。我便找到他说：“表姑父，我想当兵混碗饭吃。”他一听便痛快地答应帮忙。他给赵鸿湘写了一封信推荐我。我揣着这封信，告别同志们，扛个行李卷，徒步赶到临河，投入了新的战斗。
二
我当兵有两个难处。一个是我上过简师，有文化，有点虚荣心。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文化人当兵总觉得不是滋味。再说二等兵月饷只有五元九角，和我同来的几个同学月薪十二元，面子上也抹不开，羞得见人。再一个就是当兵非常苦。我们下班一两天后就换上军装，开始下小操，也就是进行拔慢步、徒手教练等基本训练。早晨4点就起床开始训练，一天吃两顿饭。拔慢步最苦，每天脚肿得像发面馒头，累得晚上连炕也爬不上去，躺下来浑身疼痛，难以入睡。我真后悔当兵，甚至想开小差回家。但是，为了完成党交给的战斗任务，我下定决心，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咬紧牙关顶住。
我下在一连一排二班，下小操由三班长吴金山负责。他是山东兖州人，有着山东大汉的豪爽性格，很讲义气。他自幼习武，刀枪剑戟样样精通。他训练新兵很严，但从来不打骂士兵。训练间隙，他就和我坐在一边聊天。他有些怀疑地问我：“你为什么当兵？”我回答说：“出来找事，没办法才当兵的。”他安慰我说：“耐心熬吧，不要怕困难。”
我们经过徒步训练后，又开始难度较大的持枪教练。就这样，一直训练了两个月，到10月份编入大排。10月底，连队移防到五原县南牛犋，驻扎在土匪头子王英的大院里，开始冬季训练。
我入大排后，便开始站岗。王英大院有四个堡楼，各据一角，里面不生火，士兵们站岗轮换着披一件皮大衣，夜里冷极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到了，一个人在堡楼里站岗，孤零零的，格外想念老家的亲人，想弟弟妹妹。再说，我这次来河套，也没和家里人打招呼。漫漫长夜，实在难熬，我就一颗一颗数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就像亲人期盼的眼睛。我就用这办法来捱时间。
吴金山知道这情况后，找到二班长说：“小张年轻，有文化，有前途，站岗勤务少派点。”
后来连长知道我的字写得可以，常叫我到连部当帮写。这个连的士兵大多是山东人，出身很苦，都不识字，于是我就常帮大家写家信，念来信，同大家相处得很好。这为我开展工作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对这部队的底儿，我慢慢也摸清楚了。二〇五旅是直鲁联军的底子，不是阎锡山的嫡系。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调到河套剿匪。这个旅从军官到士兵，都是山东人，他们对阎锡山本来就不一心，再加上军饷又不能按时发放，就更不满了。这主要表现在对原旅长的思念上。士兵中流传着：“管饷不管饷，见见何旅长；给钱不给钱，见见何绍南。”士兵中还公开骂阎锡山。3月份以后，部队开到新公中张民祥圪卜垦区，士兵更是怨声载道。有这样的军运工作基础，我就开始着手发展党员。根据接触，我决定把吴金山列为第一个发展对象。
这时候，连部一个姓杨的上士回山东老家了，我便调到连部当了上士，月饷10元，接触面也大了。吴金山经常找我闲谈。我渐渐了解到，他苦大仇深，放过牛，有民族气节。我在闲聊中有意识地触及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以此来试探他。我们谈到“九·一八”事变，他义愤填膺，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1933年4月，冯玉祥将军在党的支持下，在张家口组织了同盟军，提出“收复失地，打回东北”的口号。吴金山也激情满怀，对我说他要去参加同盟军。连部有《大公报》《时报》，他还经常评说时事。我把这情况都及时通过联络员陈金锁，向县特支作了汇报。有时，我借机去临河，也当面向郭同春、吴乃贤汇报和请示。
我与吴金山的谈话逐渐深了。我试探他对蒋在江西剿共和御外先攘内的反动政策的看法，他非常赞扬红军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主张。我感到时机成熟了，就直接向他提出：“有红军，你敢不敢参加？”他毫不迟疑地说：“当然敢参加！”他很诚恳地请求我帮助他找到共产党。我把情况向特支作了汇报，特支研究同意他加入共产党。吴金山听到批准他加入共产党的喜讯后，兴奋得几夜没睡着觉。
在他加入共产党后半个月时间里，我又发展了另一名党员。这位同志叫徐树勋，河南林县人，开封第一高中毕业，毕业后被马鸿逵部队抓去当兵。他看不惯那套封建军阀作风，在1933年1月马鸿逵部队从河南开往宁夏，途经五原时半路逃跑。跑到南牛犋，举目无亲，没办法，又当了兵，和我一个班。我俩都有文化，他仅长我三岁，我俩非常投机。后来，我们两人无话不说，情同手足。他对我说，他在河南北台中学读初中时，就遇到过共产党员。高中时，他看过《向导》《中国青年》《湘江评论》《独秀文丛》等革命书刊，受党的影响很深。1927年，北伐军打河南，他还组织人去欢迎。他对马鸿逵抓他当兵非常仇恨。
连队移驻新台中后，我让他当帮写。他的思想很活跃，经常给我讲实业救国，还提出抵制日货。一天，他给我出主意说：“这里用肥皂很难，可是动植物油很多，又便宜，咱们办个肥皂厂，抵制从日本进口肥皂。”
我一听主意不错，能为民为士兵造福，便兴奋地把这个想法报告给连长。这等好事，连长何尝不支持！于是我们用军饷买来铁锅，还买了皂角、苛性碱、松香、牛羊油。他懂比例，又会掌握火候，我们很快就做出了肥皂，免费送给本连士兵和当地百姓。外连人来，只收一点费用。在和徐接触中，我也不断做他的工作。我觉得他的条件成熟了，通过老陈向特支作了汇报，很快他的入党问题就批下来了。
我们三个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我担任组长。
三
1933年8月，爆发了祥泰裕起义（起义经过，郭同春同志已有专文叙述）。起义两三天后，郭同春一面派人向北去找起义部队，一面又派临河县委委员、军运组长高武到新公中驻地找我。
高武以借口探家的幌子找到我说：“塞北支队已经从祥泰裕拉出来了，红旗打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热血沸腾，兴奋不已。他又嘱咐说：“县委叫你直接参加到支队里去战斗。”
我接受县委指示后，立即召集吴金山、徐树勋开了党小组会。我说：“我到县委去，如果连里问，你们就说我到东边去了。”
我把工作安排好后，找连长请假，说是要去五原买东西。出了兵营，我撒腿就往西面跑。那时没有车，步行很慢，我想到战斗在召唤，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那里。我一路小跑，一天多时间就到了陕坝。
我兴冲冲地跑进县委，突然发现气氛不对，大家都很沉闷。原来，老陈从北面回来了，他汇报了起义失败的情况。起义部队到达大发公后，村里有个叫杨侉子的，偷偷串通寡妇圪旦的民团设下毒计，把部队引到五加河马二圪巴的泥沼里消灭了。
郭同春听我汇报了离开部队的情况，考虑到我再回去太危险，便说：“你就先住在县委吧。”
后来我听说连长见我几天没回去，曾派勤务员去五原找我，没有找到。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是共产党员，认为我开小差回老家了，便除名拉倒。
祥泰裕起义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河套地区，革命斗争转入低潮。部队党组织被敌人破坏殆尽。县委主要成员由于炮连党支部书记刘某某的无耻出卖，也遭到通缉。根据这种情况，有的同志离开了河套，留下的同志也暂时转入了地下。群众的情绪非常低落。
因为临河县没有人认识我，我就留在县委做联络工作。这时候县委的中心任务是安定民心。当时还有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叫做“穷人会”，大约有一千多人，还在进行斗争。
这年10月，天气已有些寒意了，人们早早穿上了棉衣。有一天，郭同春对我说：“组织决定让你去包头特委报到，接受新的任务。”
接到指示，我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步行了两天，我到了五原县，住在何济川家中。
冬天，孙殿英的四十军接受蒋介石的指令，从河南河北经河套到青海垦荒。孙殿英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千方百计想吃掉他。在对孙殿英发出指令的同时，他又给马鸿逵发出密电，命令马在宁夏拦住孙部。他还密令阎锡山、傅作义，在孙被马鸿逵打败后，拦住他的退路，不许他重返河套。
孙殿英同意去青海，也有他的小九九。他打算借路过宁夏之机，来个出其不意，消灭马鸿逵，扩大自己的实力。当时，如果孙消灭了马，蒋介石也会送人情的。这是老奸巨滑的蒋介石的一贯手段。
冬12月，孙殿英攻打银川失利，只得退到20里之外，准备第二年春天向河套退却。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后路已被截断。王靖国、傅作义的五六个团的兵力，北起阴山山麓，南到黄河北岸，一字排开，企图把孙部消灭在临河至三盛公一带。孙殿英见大势已去，抵抗无望，只得缴械投降。只有土匪杨侯小的一个骑兵师逃掉了。孙殿英狼狈逃进天津日本租界做寓公，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
当时，河套到处是缴了枪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头年冬天，孙殿英的几万军队路过河套时把老百姓吃了一回，这次这些散兵可把老百姓吃穷了。那会儿一件军大衣也换不了一点吃的。老百姓对反动军队真是恨透了，这给党的斗争造成了机会。
我在何济川家里住了几日，就登路去包头，当时正赶上孙殿英的部队经河套往西去。我走出五原南门二三里，看到路边有一间小屋。想不到孙部的一个大个子排长带着几个人蹲在里面。我刚走近，他忽地站起来拦住我的去路，乜斜着眼问：“你到哪儿去？”我回答说：“去包头。”
“你从哪儿来？”
“五原。”
他上下细细打量着我，看我穿着学生装，背着背包，蛮横地说：“哼，看你就不是好人！跟我走，到连部问问。”
他把我带到黑头圪堵，说：“我要你当兵！”
这时我明白了，他并没有怀疑我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是抓丁的，口气便硬起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当！”
敌人看我这人挺硬，就把我关在连长顾维均的夹墙里。这种夹墙是老百姓防土匪用的，仅有二尺宽，地上铺些干草，住着非常憋闷。
顾维均40多岁，留着八字胡，有点文化，颇像过去的老秀才。他天天找我谈话，总是连哄带吓唬的。就这样关了我一个多月。
每天给我送饭的是二班副，姓张，河南人，30来岁。他乘我吃饭的时间问道：“你家在哪儿？”我想了想说：“新公中。”“这里没有亲家？”“有，五原城里也有。”混熟了，他劝我说：“这个连的兵80%都是抓丁抓来的。你不当，他们也不会放你的。我看你就先同意当兵，再想办法吧。”
我一想也对，自己就这样已经被关了一个月，再下去会影响和组织的联系，等当了兵，再设法逃走。于是我就同意当兵了。
我被分在一排二班。按说，一穿军装，就要下大排，但这个连长很狡猾，新兵不让站岗和出差，怕开小差。一排长、二班长打骂士兵不严重，副班长打柴禾经常让我跟着去。
一次，他对我说：“我每天进城采买一次，你如果和亲家有事，我帮你办。”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很高兴，这样就可以和组织联系上了。我告诉他说：“城里桥西路北药铺是我亲家开的。他叫何济川，职业行医。你这样给他说，你的亲家小张没有去包头，被抓去当兵了。”
二班副去了，我就开始等消息。急切和组织联系的焦急心情，压迫着我，我简直是一分一秒计算着过的。
二班副终于回来了，带着一块现洋，高兴地说：“你的亲家可好啦！”
又过了十几天，他又去了。何对他说：“小张当兵就当兵吧，部队里也有家里人，我给临河写了信。”我明白他的暗语，但因为联系不上，只好呆下来了。
我后来知道二班副早想开小差，只是这里举目无亲，不敢轻易干。他向我透露过自己的心思，说自己不想跟着部队下宁夏，让我给他找个地方。我俩便经常合计，设法帮他逃跑。
是年12月，朔风呼啸，黄沙漫天，衰草落叶漫天飞舞。孙殿英的四十一军下宁夏打马鸿奎。行军中，二班副紧跟着我。部队过了三盛公，一天夜里打野滩（露营），他悄悄对我说：“小张，今天晚上你不要睡得太死，轮我值班，我叫你，咱们逃出去。”
带枪逃跑，抓住是要枪毙的。我心里有些紧张，几乎一直没有闭眼。半夜里，他悄悄拉拉我，我爬起来四下里看看，士兵们在荒草丛里东倒西歪睡得很熟，就轻手轻脚爬起来。我俩各背一支枪，漫滩里向北跑去，后面没有听到打枪追赶。
我们一口气跑了六七十里，天亮到了头道桥。我俩敲开一家老乡的门，要吃一顿饭。那个老乡听我俩说了情况，很同情我们，马上生火给我们做饭。吃过饭，我们不敢停留，又向三道桥跑去。
到了三道桥，我找到吴乃贤。他帮助我们换了衣裳，又把枪埋了。他还给了张一点钱，在三道桥开了一家饭馆。我在他那儿住了几天，又回到陕坝县委当联络员。几经周折，我又回到自己的家里了。
四
1934年7月，根据革命需要，我调回绥远省特委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在我即将踏上新征程的头天晚上，在陕坝西沙梁闫应祥家中，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临河县委书记霍世杰和我谈了话。
他情深意长地说：“小张，你明天就要离开陕坝到新的岗位上去战斗了，我听郭同春同志介绍，你在临河、五原做过军运工作、农垦工作，现在又做通讯联络工作，短短两年内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党是不会忘记你的！”他又勉励我说：“亲爱的同志，干吧！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末了，他嘱咐我路过五原时，代表县委向四〇九团一、三连的党员同志问好，并转告他们，县委不久就派人去看望他们。
我与老霍相处时间不长，但他丰富、全面的工作经验，沉着、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待人的真挚热情，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离别时格外留恋。
第二天，我登程东去。下蛮会的陈静波（陈金锁之弟）和新党支部书记老闫三等同志为我送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把告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把途中应注意的事项讲了又讲。就这样，他们一直把我送了20多里地，才在一座小木桥上挥泪告别。桥下，渠水汨汨，多像深厚的同志之情呀！岁月易逝，情意难忘。
我到五原后，仍住在何济川家里。当天晚上，老何告诉我说：“五原县东门里有一个姓刘的，开着一个小店，也是我党设的一个联络点。”
第二天刚蒙蒙亮，我就去那个小店找刘掌柜。我进门后，他从炕上爬起来下了地。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四〇九团三连班长刘如田，我们曾同在三营当兵，老早就认识。我惊奇地叫道：“原来是你！”
老刘也非常激动，赶忙要我坐下。在交谈中，我才知道他是三连党支部书记，也是临河祥泰裕罗缸房四一〇团一连起义失败后，临河县委让他离开四〇九团三连，在五原潜伏下来，搞交通联络工作的。
于是，我让他去新公中张在祥圪旦一连垦区找吴金山、徐树勋来五原相见。
我等了三天，吴金山只身来到五原。我奇怪地问：“徐树勋怎么没来？”他告诉我说，祥泰裕起义失败后，他考虑情况有变，于是在四〇九团大清洗前，让徐树勋回河南林县老家探亲。他自己是老兵，还是班长，又是连长赵鸿湘的红人，因此不会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就这样潜伏下来了。至于我，离开后，连里认为我开小差，也没在意。
我转达了老霍的话，鼓励他们在当前形势下，深入潜伏，等待时机，发展组织。
然后，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我战斗了两年的河套地区，离开了与我生死与共的同志和群众。
我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包头。按照老霍告诉我的地址，找到绥远省特委联络点王大人巷18号，见到了特委组织部长张宜胜（吉合）。张宜胜问清我是从哪里来的后，又问：“你就是张鉴同志吧？”我答道：“是。”
他便开门见山地说：“特委书记王崇义（刘仁）的意见是让你再次打入军队做军运工作。地点自选，对象是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打入后，要深入隐蔽，长期潜伏，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你潜入后，给家里来信，以便联系。”
接受任务后，我用三天时间，分别跑到萨县二十四顷地白窑子村找白英未遇，到双龙找陈金锁又未遇。没办法，我马上返回萨拉齐县城，住进一家小店，打听当地驻军情况。
萨县驻军是三十五军七十三师四二〇团。我又花了几天时间跑了好多步兵连，要求当兵，因为各个连满员，很难打进去。有一天，我跑到萨县南门里驻的四二〇团直属炮兵连，死缠着当了兵，下在一排三班。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
1938年，我按上级指示，赴延安军政大学学习，编入一大队，胡耀邦担任大队政委，苏振华担任大队长。学习结束后，进入中央干训班学习。后来，我接受任务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河套地区，这已经是后话了。
河套，维系着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我坎坎坷坷的命运无不与这片热土相连。1975年，我离休后，又要求举家迁回河套。
口述时间：1983年10月8日
参见《府谷文库》（未出版）文史杂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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