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林
一
府谷地名多源自拓荒者和早期居民姓氏、地质地貌、山川形势、植物、军事等，所以地名中含有地质变迁、建置沿革、人口流动、物产、方言等诸多方面的丰富信息，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如果地名用字出现错误，以讹传讹，我们将会丢掉大量珍贵的信息资源，愧对历史，愧对子孙。本文拟对府谷地名中明显的用字错误予以指正，对于一些一时难以确定而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地名用字将另篇讨论。
海子庙，古称海子庙沟，现误写为“海则庙”。相传海子庙沟有一海子，海子就是小湖泊或深水潭，海子里水怪作祟，侵害黎民。后来当地百姓填海建黑龙庙以镇水怪，海子庙沟因此得名。这则神话传说反映了此地曾水患严重，历史上这里有个海子基本上可以肯定。现海子庙村地形犹如一个大肚坛子，周边有明显的沉积层。把海子庙误写为“海则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大概有人认为“子”字俗气，随意找了个“雅”一点的“则”字代替，以致以讹传讹。府谷地名中凡用“子”字的地方全用了“则”字，现在应该统一纠正。换句话说，府谷现行地名中除木瓜的翟家坪误写为“则家坪”属于另类荒唐外，所有的“则”字应全部更正为“子”字。如杨庄则——杨庄子、堡则梁——堡子梁、房则坪——房子坪，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府谷地名中老庄很多，如仁家老庄、高家老庄、齐家老庄等，新庄子是相对于老庄子而言，是古人建的新农村，现在也有把新农村称为新庄子的。王家墩有个小村子叫社廓，误写为“舍科”。社是村庄，社廓指村社周围的土地。木瓜柳树墕有个小地名叫社廓梁。名社廓的村庄应是村庄附近修建的新村，和新庄子一样，也是古代的新农村。其实叫庄子没有什么不好，河北省会石家庄那么大一个繁华都市仍叫庄，挺好。有些人热衷于复兴“州”字，其实全国除广州和杭州可与石家庄一比高下外，没有一个“州”可与石家庄这个“庄”相比。
大概是出于省笔之故，府谷地名中所有的“窑”字几乎全部误写为“尧”，应予纠正。如付（家）崖窑、石崖窑、新窑渠、赵（家）石窑、窑峁等。清水有个赵（家）崖窑，那里的人诚实认真，没有把村名写错。
府谷地名中有许多“寨”，少说也有几百个，由于儿化，不少地方误写为“字”或其他。如老高川的寨（儿）峁误写为“字峁”，那儿有个煤矿，也算府谷对外交流的“窗口”，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很不负责。
华龙桥对面石湾一带叫绽缝湾，因山体泥石处于经常性流动状态而得名，误写为站凤湾是明显错误。清水的绽塔误写为“站塔”同属这种情形。那里地下水多，土地肥沃而耐旱，算个小粮仓。凡地下水多的地方，地表就流动，并非总是坏事。
清水官道墕现误写为“关道墕”，海子庙官路墕没有写错字。官道、官井的“官”是“公共”的意思，如有的地方曾把公厕称为官厕，这里的“官”字虽与官场的“官”字是同一个字，但词义大不相同，官场的“官”字没有半点“公共”的意思。不过这同时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如现在的官车叫公车，而公共汽车则不能叫官车，公车的“公”不是公共的“公”，是公款的“公”，公款有时叫官费。清水的半沟误写为畔沟，实为画蛇添足，也应纠正。
黄甫的陶家山现误写为“桃山”。在府谷地名中由于发音之故省去“家”字或其他字的情况不少，这并不算错，但由于省去某个字而把其余的字给弄错就荒唐了。
麻镇有个小村庄叫石人梁，现在误写为石尔梁。包括府谷在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方言中把“人”字读作“尔”音的地区不少。一些研究方言的学者主张忠实地（用汉字）记录发音，不去考证所用汉字是否表意准确。我主张记录方言时尽量避免字不达意，发音另行处理。就此，我曾对一位学者举过一个例子，王家墩一带的人把“村”字读成“春”，记录时该用“村”字还是“春”字呢？对方同意了我的观点。把石人梁写为“石尔梁”就属这种错误。
现付家墕的“阴塔”为鸦儿滩（塔）之误，鸦儿滩（塔）坐落于黄河之北、香炉山之南，本为阳滩（塔），写为“阴塔”岂不荒唐？这个错误也是因儿化和记录者的无知引起的。一般来说，儿化的对象应是名词，不可能是单字形容词。在这里，“阴”字不可能被儿化。赵五家湾有个小村子叫阴塔，没有儿化，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儿化在发音形式上是一种切音，在相切的过程中表辅音的第一个字原来的元音丢掉了，所以，极易导致文字记录时发生错误。据《保德州志》和乾隆版《府谷县志》记载，黄河北岸现在被称为“阴塔”的地方名为鸦儿滩，这个记载是正确的。现在大岔的“阴尔崖”同样也是鸦儿崖之误，但这里不能读成儿化音，两个字应分开读，这是府谷东部地区的一个方言特点，如把大猪叫猪儿，把小猪叫猪儿子，但并非儿化，两个字分开读。
麻镇有个埝墕，现大岔也有个埝墕，碛塄有个埝河滩，府谷城区有个埝沟湾，庙沟门有个埝沟子，埝是拦水堤坝，如果写为“念”或其他字都是错误的。不要因埝字生僻就改用其他字，今天的生僻字对古人来说不一定生僻，古人的常识往往成了后人的大学问，其实没什么神秘。
哈镇有个高圉梁、三道沟有一个圉城梁和一个圉子墕，木瓜有个圉子梁。圉字其实对古代边塞地区的人来说是个常用字，圉就是圈军马的地方，遗迹尚存。新民也有一处，干脆叫作马圈圪崂。有些地方把圉字写成“玉”，这是一个错误。另外，木瓜还有个村子叫圉子墕，可惜误写为“要则墕”，应改正。
府谷是个伙盘较多的地方，伙盘是在明长城外侧五十里内禁留地内蒙汉合伙耕种的土地。赵五家湾把新伙盘误写为“兴火盘”，庙沟门和哈镇等地的新伙盘没有写错。庙沟门的东厢边和西厢边的“厢”字不能误写为“香”字，边指长城，“厢”是府谷方言常用字，如墙头、黄甫一带的人把黄河东岸的河曲说成“河那厢”。庙沟门的帐子峁、孤山的帐子梁、木瓜的账房峁，“帐”字不能误写为“丈”字。这些地名是古代驻军留下的地名。
庙沟门的引正墩不能误写为“引正通”、守口墩不能误写为“双圪通”。木瓜有个双墩，麻镇也有个双墩，这些地名古人有记载。庙沟门的砖场梁不能误写为“砖厂梁”。现田家寨的大校场不能误写为“大教厂”，小校场不能误写为“小教厂”，这两个地方是古代驻军的地方，校字两用，此处读音同教。
庙沟门的沙蒿梁现误写为“沙壕梁”，武家庄有个地方叫沙蒿坪墕，沙蒿是一种草本植物，籽可入食。黄甫的马莲墕、清水的马莲圪达和王家墩的马莲坪把马莲二字误写为“马连”。马莲是一种草本植物，府谷人包粽子时用马莲来捆扎，不应写错。庙沟门的雨芽山不能误写为“月牙山”，大岔有个地方叫雨芽塔，雨芽是一种珍贵的稀有树种，植物学命名为“黄杨”，木质细腻，是雕刻图章等工艺品的上好材料。现付家墕的麻黄沟误写为“麻火沟”，麻黄是一种草本植物，可入药。麻黄沟的麻黄肯定是上品，这些信息很有价值，榆林有个麻黄梁，人家就没有把字写错。王家墩的青杨岭现误写为“青阳岭”，而海子庙的青杨墕则没有写错地名。和水桐一样，青杨是府谷的传统树种，不应写错。
孤山的糖坊墕、黄甫的糖坊坪、古城的油坊坪、哈镇的油坊塔等是府谷境内较早的作坊，很有史料价值，不应写错。木瓜的翟家坪误写为“则家坪”，袁（家）山误写为“元山”、黄家圪达误写为“黄金圪达”，荒唐可笑。
三道沟的屯地误写为“同地”也是个错误，这个地名是府谷较老的地名。三道沟的口儿峁不能误写为开峁，和庙沟门的口子村一样，这里曾是长城上的一个出入口。
武家庄的界虎墕误写为“见虎墕”，折家界误写为“折家见”。折氏是府谷境内较早的居民，在宋代历史上地位显赫。折家界、界虎墕等地名均与折氏的活动有关。古代有把界碑做成虎、狮等猛兽形状的习俗，界虎应是一个猛虎形状的界碑。
此文中所引用的现行地名均出自1994年版《府谷县志》和常见政府文件，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二
府谷方音中有许多切音和分音，这种现象在府谷地名读音中不乏其例。所谓切音就是把两个字拼在一起读一个音，古人用切音给汉字注音，如：清——齐 音 切，水——书 伟 切，等。儿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切音，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切音而已。如石马川附近的塔儿梁，现误写为桃梁。府谷地名中读切音的例子很多，如：“家墕切”读“间”：柴家墕、云家墕、王家墕，分别读柴间、云间、王间等。“家园切”读“鹃”：孤山和三道沟各有一个杨家园子，读切音“杨鹃子”。“家窨切”读“进”：如孤山的田家窨子读切音“田进子”、刘家窨子读切音“刘进子”。分音则是把一个字读两个音，与切音正好相反，二者是一种互逆关系。如：“杆”分音为“搁揽”，“提”分音为“提离”，“巷”分音为“合浪”，“棒”分音为“不浪”，“滚”分音为“骨隆”，“绊”分音为“驳拦”，“孔”分音为“窟窿”。“家”字在府谷地名方音中大都弱读（读“即”音）或者干脆省去。木瓜有个蔡家边，在方音中省去“家”字而且“边”字分音为“卜墕”，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读分音“卜墕”是对的，但书写时应为“边”，而写为“卜墕”是个错误。
孤山川有个名叫“双屾儿”的小村子，读儿化音shuāng、sher，当地人写作“双石”。这里重峦叠嶂，应写作“双屾”。傅家墕乡有个村子府谷人称之为si ze sher（儿化）或si ze shen，据当地村民讲他们的祖辈多把村名写作“狮子胜”，很少有写作“狮子城”的。在府谷方言中把“城”读作shen的例子没有，与孤山的“双屾儿”类比，同时根据村民曾写作狮子胜的例证，把读作si ze sher的这个地方写作狮子屾更符合地理形势和历史。狮子屾附近有个村子叫shen yan，没有儿化音，在当地习惯上写作“深墕”，看来写作“屾墕”更恰当。三道沟有个村子叫作shen her（儿化）mao，当地人写作深堠峁，同样道理，写作屾堠峁才符合地理形势和历史。
府谷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人口迁徙发生在明洪武（1368年—1398）和成化（1465年—1487）年间，绝大多数由山西迁来，府谷地名大多从那时开始流传下来。府谷地名中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很多，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村名姓氏与居民姓氏不符。如孤山蔺家沟的居民姓郅而不姓蔺，木瓜蔺家沟的居民不姓蔺而姓闫，木瓜杨新庄子的居民不姓杨而姓党，黄甫太家沟的居民姓姬而不姓太，墙头冯家会的居民姓付而不姓冯，武家庄李家渠的居民不姓李而姓王，孤山李家渠的居民姓郝而不姓李，木瓜孙家沟的居民不姓孙而姓苏，府谷附近的院家峁居民姓柴而不姓院，镇羌万家墩的居民姓边而不姓万，这种现象在府谷十分普遍。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造成如此多的物是人非的现象呢？笔者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明末的鼠疫。
万历八年（1580），“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岢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流行。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鼠疫还传到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新一轮的流行，爆发地点仍是山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而且“一家尽死孑遗”者极为常见。崇祯十七年（1644）秋，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崇祯十三年河北地区的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十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即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都人患此者十之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此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则“见者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
崇祯九年至十六年，鼠疫由山西传入陕西，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各县相继发生大疫，府谷首当其冲。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中记载，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大白天日处处鬼影，令人毛骨悚然。这个记载与府谷当时的传说暗合。相传府谷当时人鬼同市，商贾置水盆投钱以辨人鬼，尤以镇羌鬼魅最为猖獗。在府谷曾流行过不少万家墩的故事，其中有一出地方小戏，讲的就是崇祯年间大疫流行时镇羌万家墩恶鬼招摇过市，残害百姓，后被一个南蛮降服的故事。
明末年间，地方官打着各种为民谋利的神圣旗号，官商勾结苛敛百姓，天灾人祸齐降，老百姓暗无天日。万家墩村一个姓万的青年舍下新婚不久的妻子外出打工，三年后返回家乡，这时一村人全部死于鼠疫，他的妻子已成了所谓“墓虎”，四处害人，但他全然不知。当他回到家中时，妻子已生下一个小孩，那小孩嚷着要吃他。妻子劝阻了那孩子后为他烧茶备饭，这时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乘机找了个借口逃出家门，一路狂奔到镇羌。后来他找到一个南蛮，告诉了南蛮他妻子的生辰八字，南蛮掐指一算，算定这个恶鬼的衣饭罐子上有一道裂缝，所以装扮成钉锅匠等其上门，同时告知四乡百姓不管谁上门讨旧饭（旧谐救）都回答说没有旧饭。那女鬼果然找上门来要钉一个罐子，南蛮乘机一锤砸碎她的罐。罐子对那女鬼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宝贝，当然也是武器，失去了那玩艺儿后掉头就跑，找旧（救）饭去了，结果到处碰壁没有找到。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人们终于制服了恶鬼，烧化了她的尸体。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明末的鼠疫，和北京流传的故事如出一辙。
前面提到，1640年前后六七年间的鼠疫造成了府谷许多村庄村名姓氏与居民姓氏不符的现象，如新民万家墩现居民姓边而不姓万，边姓居民是清以后的移民。在这里我们描述的仅是一个概况，实际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远不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村庄姓氏与居民姓氏不符这个现象。
府谷有个特点是面积只有几亩的一小块地就有一个地名，在山梁上走几里路说不定要经过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地名。如在木瓜柳树墕，村子周围有6个村落遗址，遗物有碾、磨、碌碡、瓦窑、烟熏黑的炕板石和灰烬等。其中有以高、范、刘、尚等姓氏命名的地名，相传这些姓氏在鼠疫流行时死光了。现居民的祖先后来才来到这里开垦定居。这就是说，府谷现有自然村1000多个，其中以姓氏命名的村庄有300多个，占三分之一，而废弃村庄则有近万个，其中以姓氏命名的至少有4000个。近万个废弃村庄的原居民绝大部分毁灭于鼠疫。当然，这些废弃村庄的原居民也有一部分搬迁到附近的新村庄，如冠以各种姓氏的新庄子，但这种情况所占比例极小。我们可以在府谷地名中找到许多早已在府谷绝迹的姓氏，这种情况反而不少。
注：引文引自《明史》《山西通志》《潞安府志》《明史纪事本末》《泽州府志》2004年
参见《府谷文库》（未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