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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忠烈祠

韩宽厚
      从儿时算起,我不知道多少次来过这里。
      这里安厝着一群热血男儿的灵魂,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不屈的忠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中期的那场民族保卫战中,他们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壮歌,谱写了炎黄子孙不愿做奴隶的悲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还记得吧,公元1931年9月18日,那个悲惨的时候,当日寇突袭沈阳之时,“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儿男”。辽吉沦陷,各路守将坐待宰割,未飞一镞以抗击。10月初,当耀武扬威的关东军端着血淋淋的刺刀进逼黑龙江时,在嫩江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敌人震怒了,调动两个步兵联队、40门野炮、8门重炮、4辆装甲车、8架飞机,一次又一次地向嫩江桥这个弹丸之地发动攻击,成吨的弹药倾泻在这里。而中国军队最先进的武器也不过是机关枪、迫击炮而已。他们硬是凭着一腔热血,一种精神,一脉信念,一份赤诚在鲜血与烈火中回击日寇的进犯。687具侵略者的尸体第一次抛在中国的战场上。他们横扫了关东军骄横的气焰,打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发出了炎黄子孙“最后的吼声”。这就是当时震撼全国,不,震撼世界的“江桥抗战”。
      请不要忘记,决策,指挥这场战役并亲临战场率部冲杀的就是临危受命,刚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将军。
      请记住,这场战役牺牲了的中华儿男的英灵后来都安抚在这座祠堂里。
      祠堂里,祭台上,十几排烈士的灵魂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就像当年他们整装待发时的队列,似乎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像当年那样奔赴沙场,义无反顾。
      中间最高处,最大的灵牌上赫然写着“东北挺进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少将刘桂五”的名讳。对于刘桂五,人们通常知道的大概也就是这一列冷冰冰的方块字。看过祠堂前不远处马占山撰写的碑文,又知道他是牺牲在内蒙武川县黄油干子战役中的师长。
      那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战斗啊!1937年冬,新组编不久的“东北挺进军”奉命“警卫伊盟,坚守河防”,绥远保卫战,达拉特擒蒙奸,夜克托克托,浴血耳字壕,屡出奇兵,给敌人以重创,使日伪闻风丧胆。1938年4月21日,刚刚结束了4月10日的武川战役还未来得及休整的马占山,在一个叫黄油干子的地方被从包头袭来的日军包围了。100多辆汽车载着数千名鬼子在3架飞机的协助下,妄图将马占山一口吞没。刘桂五率他的骑兵第六师在暂一旅的配合下掩护总部突围。敌人一批一批地倒下,突围成功了,师长刘桂五却英勇献身,为国殉难。直到他牺牲后半个世纪的20世纪80年代,才被国家追认为烈士。这就是我以前知道的刘桂五。
      我对刘桂五的进一步认识是在去年(2003)夏天拜读了美籍华人学者和作家唐德刚、王书君二先生根据张学良将军回忆口述著述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之后,原来刘桂五还是“西安事变”临潼捉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一讲“西安事变”,人们都知道捉拿蒋介石的是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我国以往的出版物都是这样写的,没有提过其他人的名字。一般看来,好像张学良将军派他的警卫营长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机密的任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似乎用不着再掺和别的什么人。这本书告诉人们,临潼捉蒋的还有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和他的部下十八团团长刘桂五。
      且看下列几段叙述。
      “捉蒋成败,事关重大,谁为最佳捉蒋人?张学良选中了白凤翔师长,骑兵团长刘桂五和卫队营长孙铭九、王玉瓒。”
      因为刘桂五不认识蒋介石,12月10日张学良以刘即将回热河抗日,行前特来晋见请训为名,亲自开车带他到临潼面见了蒋介石。
      “后来,刘桂五曾对人说:‘张副司令真胆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那天,我要是把他出卖了,这事不完了吗?’话锋一转,他又对朋友说,‘我刘桂五是拥共反蒋、主张抗日的人,我不能做忘恩负义、出卖抗日将军张学良的罪人。’”
      “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则率孙铭九的卫队营直捣虎穴,去执行捉蒋任务。”
     “激战中,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率领一队精兵穿过假山小道,直扑蒋介石下榻处,冲进卧室一看,房内已无人影……刘桂五、孙铭九大吃一惊……”
      看了这几段叙述,你不觉得讲“西安事变”不应该忽略刘桂五这个人吗?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他在蒋介石面前告了密,中国现代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由于他的早年牺牲加上营垒的隔膜,他的名字一直不被提起。就是在被追认为烈士之后,也没有人把他和“西安事变”这一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人民军队由弱至强的重要起点联系起来。
      这样一位于国家、于民族有如此重大功勋的英雄,几乎被历史淹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建筑之一。从庭院中石雕沙发上的字样看出建成年代是1942年。那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毛主席把它称之为相持阶段的时期。在哈拉寨,这个陕绥边界上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抗日前线中的后方,东北挺进军的大本营里,马占山将军为了“妥忠魂、励士气”, “追往事而谂来兹者”,“祀吾东北挺进军死事之将士”,修筑了这座“忠烈祠”。
      祠堂建在一个不大的平台上,坐南向北,凿石为屋,有一个比当地民居豪华不了多少的青砖门庭。东西各有一间供祭祀人员居住和存放祭品的厢房。平台前的石阶下,沿着一条石铺甬道走去,不远处有一座古朴的八角亭,人们称之为拜碑亭。亭正中竖一通两米多高的石碑。傅作义将军的隶书题词苍劲有力:
      浩气长存
      邓宝珊将军的题联是:
碧血有痕留战垒
青山无语拜碑亭
      还有马占山将军麾下几名高级军官慕新亚、郭殿臣、王鼎三和吕纪化等人联合署名的题联多少带点伤感:
飒爽英姿铁马金戈一梦
峥嵘片石边风塞月千秋
      南向马占山将军亲笔撰写的碑文记述了东北挺进军的简要抗战经历、刘桂五将军殉国之战以及建筑“忠烈祠”的相关事宜。
      这座“忠烈祠”和同时建于不远处半山腰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相望相伴,曾经是小镇的标志和荣耀。可惜,这一切都已成为被光阴淹没的历史!
      这是中国大地上最荒僻、最简陋、最衰败也最沉寂的纪念抗日救国死难英雄的纪念性建筑。也许是因为地处穷乡僻壤,修建者不愿加重百姓负担的缘故,修筑当年就算不得气派。在政权更替之后,十余亩祀田和地主的土地一样分给了农民耕种。从此,再没有人来祭扫。说实话,在那个年头没有人毁掉它,就算万幸了。不是吗?和它相伴的“将士塔”以及隔河相望的“马占山德政碑”不是都被拆毁,为“学大寨”贡献力量了吗?在“将士塔”遭劫、拜碑亭坍塌、碑石被盗之后,它更显得孤寂,冷落。厢房里堆放了乱七八糟的破农具,门庭塞满了附近农民为牛羊过冬贮存的谷草、树叶、豆秸。如果不是门额上“忠烈祠”三个字,谁都会以为它是废弃了的农家小院。后来厢房塌顶了当然也没有人在意。即使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那举国、举世庆祝的1995年,这里也没有谁看过它一眼。直到新世纪的第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有人记起它来了,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和陕西省府谷县武装部的主持下,简单地修葺了它,祠前立了个“国防教育基地”的水泥碑,栽了几株柏树。两个县旗的头头脑脑们乘着轿车来这里召集群众开了个大会。半个多世纪以后总算有官方对它的历史地位正式认可。然而,热闹过后依然是孤寂。修复了的厢房地上堆放着开大会时用来热闹场面的已经破碎了的花圈;被盗的碑石被群众找回来了,坍塌了碑亭的地方依旧是乱石和瓦砾;荒草野篙淹没了成活的和干枯的新栽的柏树。没有人再看望,没有人再祭扫,即便是清明节。伴随它的只有身后沉默的山梁,怀前汩汩的溪水;清晨的雀噪,夜晚的蛙声;春的燕啼,秋的蝉鸣。抚慰它的只有温煦的阳光,清冷的月色,困惑的星星,萧瑟的山风……
      我孤零零地站在平台中间,凝视着忠烈祠,向烈士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脑子里一片空白。倏地,闪过一个念头: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它不该如此沉寂啊!营垒的隔阂,党派的争端,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本都不该成为让他们备受冷落的壁垒啊!像岳飞,像文天祥,像邓世昌,他们是民族的!
      就在笔者构思本文的日子里,从家乡小镇传来一个消息,哈拉寨的老百姓准备筹资全面修复“忠烈祠”和“将士塔”并绿化祠园、塔园予以保护。但愿它们从此不再荒落。

      注释:于嫩江桥战役的数据都来自《 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
 
 
参见《府谷文库》(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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