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亲人报私仇
1936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张秀山同志回到了离别7年的家乡，担任中共神府特委常委、组织部长、神府红军指挥部政委。
当他回到家乡后，才从母亲那里知道，自己的父亲、大伯、堂哥，已在1935年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杀害。家人哭着向他倾诉：父亲为了支援红军不惜倾家荡产，见到红军就打听儿子的消息，每次都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招待红军，为红军购买布匹和手电筒，捐赠部队急需的衣物、粮食、现款。可1935年农历六月三十日，父亲却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抓了起来，诬陷他与白匪有勾结。二弟是个读书人，性格比较内向，很少说话。拷打父亲的时候，他也被绑在旁边，目睹了“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毒刑拷打父亲的情景，气愤忧郁成疾，当时病得很重。
同志们和战友们劝张秀山把二弟带到红军医院救治，张秀山坚决不同意。他流着眼泪对家人说：“我爱二弟，可红军的药和钱，是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用。”一年后，二弟去世。
这时当地的反动派幸灾乐祸地叫嚣：“这就是张秀山当红军的好处，他们家参加红军的最多（由张秀山带出去参加红军的堂表兄弟就有8人）”。
对此，亲属和乡亲们都很不理解，他们原本盼望张秀山回来，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为自己的弟弟治病，可他却什么也没有办。张秀山对亲属和乡亲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再犯他们那样的错误。我也不能为自己的家人谋私利。”
在一次部队行军路过家乡的途中，张秀山一个人骑着马来到村边山崖上父亲的坟前，默默地倾诉心中对父亲无限的哀思。母亲得知后，就在山崖下等他。张秀山向母亲解释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报仇”的原因。他说：“很多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也负过重伤，是战友们舍出生命，冒死从敌人的枪口下把我抢下来；是老百姓和游击队抬着我躲过一次又一次搜捕；又是他们为我请来了医生，送到西安养好了伤，要不我早就没命了。革命已经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革命队伍里，我只有爱护战友，战场上才能同心协力。同样，我们只有善待老百姓，老百姓才能拥护我们，革命才能成功。现在，这里的同志错杀了我的父亲，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革命还需要他们。再说，‘左’倾机会主义‘肃反’，错杀的何止我们的亲人呢？我是红军政委，已经知道他们错了，又怎能错上加错，自相残杀，让敌人高兴呢？”母亲含着眼泪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做法。
张秀山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计个人恩怨，派人把那些躲藏起来的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党员找回来，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人死了是不能再复活的，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背包袱，好好干工作，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对待这些同志，张秀山当时没有泄私愤，以后工作中也没有做“手脚”。后来，这些同志有的当上了山西朔县县长和县大队长，有的担任了佳芦县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有的担任了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等，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宽宥妹夫过错
张秀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老家20里外的乔岔滩乡柳巷村牛润虎为妻。由于患有先天性近视病，丈夫一直看不起她，经常对她拳打脚踢，有时打得东藏西躲，到处乱跑。结婚几年后，虽然已有儿子降生，但她遭受打骂的境况并未改变，即使有孕在身，也是如此。1940的一天，张氏感到身体不适，孩子流产，本人气绝身亡。
这种情况，按当时本地风俗，娘家必会动用族人给女儿“出头”，闹个你死我活。但张秀山一家在外革命的革命、错杀的错杀，本乡田地已无什么重要亲人，只有两个出嫁在本县“红区”的妹妹。她俩在悲痛的同时，认为妹妹因流产而亡无疑是与牛润虎平时的打骂分不开的。她们给时任绥德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的张秀山捎话说妹子是因打而死的，强烈要求牛润虎偿命，为死去的妹子报仇。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柳巷村属国民党管辖，两个身处“红区”的妹妹便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驻扎在离柳巷村十多里远的“红区”苏泥村的共产党政权，但共产党政权又不能跨界到国民党辖区内抓人。当时同志们听说牛润虎想买些大烟，于是就让苏泥村牛润虎的一个熟人捎话说自己有些大烟正想出售。当牛润虎到苏泥村来看大烟时，就被共产党给抓住了。抓住以后，交给当时的神府特区政府处理，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结果，最后被押解至绥德，后又到延安，这样一直拖了近四年。这时，张秀山同志已调至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当他得知牛润虎被关押在延安的时候，怀着悲痛的心情约见了他，了解了情况，然后又约见了有关工作人员。他说：“杀了牛润虎，我妹子也活不来，况且家中还有无人照看的小孩；另一方面，这也是封建婚姻制度酿成的悲剧，如果能放，把牛润虎放了。”后来，工作人员经过慎重考虑，将牛润虎予以释放。释放回家后，牛润虎辛勤劳动，勤俭持家，终于把儿子抚养成人。20世纪80年代初，平反后的张秀山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故乡，亡妹的儿子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舅父，甥舅感慨，不胜悲喜。
参见神木文化艺术网：
http://www.smwhys.com/show.asp?id=1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