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
宏道书院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时改为宏道高等学堂。宣统二年(1910)，邑人胡均、张秉枢赴东洋请教习，购染织机器，归里建西式教学楼房两座，遂改名陕西省宏道工业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陕西省工业职业学校，开设水利、土木、应化、染织四科。陕西明代以来著名人士如马理、雒昂、于右任、茹欲立、李元鼎、张季鸾、李仪祉、吴宓等，曾就读于宏道书院。
新中国成立后工职改为陕西省水利学校。现在原校址分设三原北城中学与教师进修学校。
宏道书院创建人王承裕在明弘治七年中进士后，因其父王恕(明廷兵部尚书)年老致仕归里，承裕末出任官职而随父回籍。在王恕之支持下，乃将村内一僧舍改建为学堂，授徒讲学，称宏道书屋。王恕为关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王承裕幼承家学，蜚声士林，誉为关学翘楚。曾撰《太极动静图说》，对于时空统一观及“气是根本，理在气中”等观点更有所阐明。前来就学者，如高陵的吕楠，三原的马理、秦伟、雒昂等均系当时知名人士。弘治八年(1495)秦伟与诸生商谈，由同窗捐资，并谋于邑人之乐于善事者，将书屋扩建为书院。遂觅得北城永清坊已成废址的普照禅院，经告诸县官得其力助，乃动工修筑。该院面积计长四十余丈，宽十二多丈，临街筑起围墙，矗立着一座巍峨壮观的大门，额题“仰高”，取意对南山而仰止，俾在学业上勇登高峰。二门额题“恭敬”，指出为学之道，以“居敬穷理”为主，入内分为三个院落。中院之门目“中立”，进门为宏道堂，次为考经堂，再为春光亭，亭之东西两旁筑有清风轩与明月庵。弘道、考经二堂为教学及研讨经典之处。有诗赞称“弘开绛帐来群英，研经穷理建此堂”。堂前栽植松柏青竹，亭、轩及明月庵旁广植牡丹、菊、梅等花卉。东西二院，东门匾“逊志”，西院门题“省身”，各建学舍十一间，为诸学休息屋舍。后院的东北隅为“清峪草堂"，西北隅为“嵯峨山房”，为书斋型建筑，宽敞古朴。草堂门题“卧云”，山旁门题“立雪”。师生在此交流研习心得与成果，北望嵯峨，南临清河，给人以明洁、雅逸和开朗的感受。
宏道书院从开始即以言传身教为教学原则。当建成开讲时，首由王恕宣布教育宗旨曰：“书院乃儒家讲学明道之所，用以进德修业，化民善俗，故务在治身勤修，以为世范。若徒以举业为务，以登科为念，则非弘道之本旨。”主讲王承裕本此宗旨订立了学科二十条，即“明德、学道、诵读、讲解、察理、学礼、作古文、作时文、博观、明治、考德、改过、作字、游艺、会食、夜课、考试、遵守、归宁、给假”(见请康熙版《三原县志》卷之七艺文志)。教学方法上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重点。指示学生在博览、约取的基础上，从事慎思明辨、辩疑摘疵而达到心领神会，学有所得，更进而反身自省、笃行，做到关学所要求的“体之以修身，推之以弘化”从而成为对国家能有所奉献的真儒。
据《考经堂自记》载：书院建成之日，诸生恭迎主讲王承裕、太夫子王恕到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王恕特撰写了《宏道书院箴》一文勖勉学生，文日：“维兹书院，实萃群英。隆师亲友，讲道穷经。工夫既到，义理自明。匪徒知之，尤贵力行。乡举里选，荐其贤能。进于宗伯，过于大廷。牧民守宰，辅政公卿，皆由所出，千载垂名。”同时将从政四十年来所收藏的经典及历代名家著作数千卷，移置于考经堂，供师生研习切磋。
宏道书院建立以来，不断取得了数学上的非凡成就，到了清代。更成为西北学界的一面旗帜。是故陕西省历任学政如周子祯、沈兆霖、许振祎、吴大澄等都对宏道书院极为重视，以其不特关系着陕西一省的学风，且对西北和学术研究亦有推动作用。除平日在设备、图书及经费等方面特加照顾，并多次对校舍进行扩建。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学政沈兆霖倡捐给书院增建东斋房舍四十间并进行了部分整修。年羹尧任陕甘总督时，为了有力推动学术研究，呈准清廷将陕西省学台从西安移至三原办公。于是学台衙门设在三原城内察院门街，府考亦改移三原县举行。据冯少墟《疑思录》载：“三原王康僖(承裕)在宏道讲学，其父端毅(王恕)公督之，志在恢弘关学要旨。当其时家庭之间蔼若洙泗(洙泗为孔子讲学之地)，师弟之际不愧伊洛(指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又据黄宗羲(梨州)《明儒学案》一书中云：“关学概宗薛氏(文清)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以学问者。故端毅、康喜、奚田(马理)为三原之学。”这就说明二王和其弟子马理、秦伟等是以宏道作为研讲关学的重要学府。
黄梨州说：“王恕、王承裕的门下士多以气节著。”(见《明儒学案》)这当然应归功于宏道书院在教学中承继了我国儒家特重人的品德情操的修养，平日要求学生存心养性，集义致气，以便在处世应物上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完美人格的境界。因之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反身循理之教导方针。以曾子三省(《论语》曾子目：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颜子四不(不二过、不违仁、不改乐及不迁怒)为指针，进行身心修养。在《考经堂自记》一书中，记录着师生们研经和反省的实绩。同时王承裕著《进修笔录》、王恕著《经籍格言》、耿定向著《先进遗风》等作为弟子自省自察用以修身敦品的龟鉴。宏道书院肄业学生大多能坚持励志修养，以风节相砥励。如初期学生中的秦伟中进士后，授户部督宣边饷之职，监军中贵张永要求照前任旧例，额外给偿他的几个亲近弁役，秦伟斥其非法，秋毫未给。后来出守保定，有皇帝近臣中贵霸占人民田庐，前任未敢过问。秦查明案情后，即执奏不法状，将该中贵拘狱判罪，向原主归还了田庐。又如在宏道受业的雒昂从政后，明史称其“直声振朝纲”。当他调职河南巡抚，目睹皇亲衡王残害百姓，如取民间婴儿以啖虎子!唆使家丁张士连、刘世贤等截劫民财等。前任抚、按官员以衡王势大，不言为妥。而雒昂上任，期月间上疏劾奏六十多状，而雒昂为民请命竟遭廷杖，死于阙下!到了隆庆三年(1569)才平反了，恤赠户部侍郎，御赐祭葬称：“淮南王之凶恶已诛，汲长孺之忠诚宜录。”其他如张原、马理等，亦皆以立朝刚正，光耀史册。宜其为明末进步思想家黄梨州所称许。
清光绪十九年(1893)后，朱佛光主讲宏道书院。朱初研汉学，目睹清王朝腐败残暴，外患日深，民族命运岌岌可危。他在继承宏道注重学术研究这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搜购国内翻译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盂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究心经世之学。提出振兴中华必须经学与科学并重，故在讲课时常以明末遗老的抗清精神，西方的民主学说以及明末学者黄梨洲所谓“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见《明夷待访录》)的反对帝制思想，启迪学生，由此民主思潮和科学知识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当他得知孙中山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时，即力促学生加盟为救亡图存而奋斗!在解放中国问题上，极力反对康、梁的保皇立宪之说，特著《康氏纠缪》一文，斥其政治主张之错误，并析论其对反清兴中革命运动的严重危害。佛光又在所作《步施州狂客原韵》一诗中，称康梁为“文明敌”。西北青年学生受其陶冶，大都断然与康梁分道扬镳，成为民主革命的鼓吹者和力行者。辛亥起义西北主持革命者如井勿幕、宋向宸、李元鼎、徐朗西，柏筱余、茹欲立、邹子良等都是曾在宏道书院肄业的学生，故人们称宏道为“西北革命熔炉”(见于右任撰《朱佛光先生墓志铭》)。
1905年冬，井勿幕奉孙中山命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从日本回到陕西。以宏道同学为引线，各方奔走号召，半年间即发展同盟会员三十多人。嗣在三原县北极宫一会员宅内，以诗文约会的名义，召开了同盟会陕西支部成立大会，这时柏筱余正在三原宏道学堂(1898年改称宏道高等学堂)读书，由同学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先后力助活动费银一万两。会员们又在朱佛光所建立的“励学斋”的基础上，成立了“勤公社”，作为公开的革命宣传与联络机构。
1908年，陕西留日学生宋向宸、茹欲立、李元鼎等创刊了《夏声》杂志，无情鞭鞑清王朝所推行的“宁送友人，不与家奴”的卖国勾当，揭穿清廷官吏们的贪污腐败而残民以逞的罪行；并对康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保皇谬论，给以无情的驳斥。这些言论在爱国人士、新军及社会群众中广为流传，使西北更多的爱国者趋向了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日)陕西同盟会井勿幕、宋向宸、李元鼎等组织新军将领钱定三、张凤翙等在西安起义响应，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三原等县相继光复。
参见《三原文史资料》第8辑第166—174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