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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凯  张应选

      于右任先生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志士，是辛亥革命元老，是著名的书法大师和爱国诗人，他对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他。王震同志在纪念于右任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说：  “尤其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赞成国共合作，盼望祖国统一的诚意”。今年是于右任先生诞辰110周年，又是于先生逝世25周年，在祖国统一的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一

于右任，名伯循，字右任，后以字行。1879年4月11日(清光绪五年已卯三月二十日)生于陕西省西安府三原县城内东关河道巷， 1964年11月10日仙逝于台北。

于右任出身贫寒，三岁时生母赵太夫人病故，伯母房太夫人受托育孤，抚右任如亲生，嗣随伯母居房氏外家者九年，七岁时入村中马王庙私塾，受教于第五先生门下者四年。十一岁时，随伯母到三原东关三叔祖于重臣家居，在其关怀下遂入毛班香私塾就读，伯母每夜督课三更；是年，父新三公偕继母刘太夫人由蜀返原，对右任学业亦督促甚严，夜间经常父子一灯，互为背诵，不熟虽夜深仍伴读不寝，一时传为佳话，先生自言当时略识学术门径，得益于庭训为多。翌年，父亲与继母返蜀后，右任与伯母在家生活益发拮据，他虽只有十二岁，却颇有志气，说服伯母同意自己去邻居炮房或打炮眼或装药线、制做鞭炮，每盘可得制钱一文，每天利用饭前课后时间可挣三四文，以贴补家用或添购纸笔。一日炮房失火，掌柜全家葬身火海，右任经济来源突绝，生活益艰，甚至吃盐亦无钱购买，幸得此时毛班香先生让右任参加三原学古书院考课，各学堂尖子学生一起考试，评出优异者，给以奖励，右任学功深厚，首次即得两钱奖银，每钱兑制钱110文，二百多文钱乃一宗可观收入，此后他多次参加此类考试，经济始行好转。

1895年赵芝珊(维熙)督学陕西，学政衙门设在三原，于右任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入三原县学。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期》一文中说：“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与当时的八股文不同；  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只重说理，不尚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袭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及叶伯皋先生尔凯入关督学，我始得露头角”。

1898年，于右任以岁试第一名的成绩补廪膳生，叶尔凯到三原走马上任，  “观风全省，出了几十个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缴卷以一月为期”。夜间无火，于右任呵冻成书。叶学使看了他的答卷特别激赏，誉为“西北奇才”，并将自己仅有的一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借给他看，勉励他留心国际情势。是年相继师事朱佛光、贺瑞麟、刘古愚诸先生，使于右任的思想“已经渐渐的解放了”。

1899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于右任被继任陕西学使的沈淇泉委为三原粥厂(舍饭场)厂长，负责赈济灾民工作年余。此乃于右任步入社会之始。朝廷的腐败、官吏贪赃枉法、灾民啼饥号寒之悲状，深深刺痛了于右任的心，使他对社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1900年(庚子)春，粥厂工作结束，沈淇泉推荐于右任入西安陕西中学堂就读，就在这一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厉害，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狼狈出逃，于同年10月26日抵达西安。陕西中学堂被改为行宫，并令学堂师生出城跪迎圣驾。于右任曾这样记述：  “在路旁跪了一个多钟头，我于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抚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书未发，为同学王麟生先生(炳灵)所见，劝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见《我的青年时期》)。事虽未成，从中却可以看出他满腔的爱国激情。

1902年，于右任于兴平执塾，著名的《杂感》等诗即为是年所作。  1903年陕西乡试中，于右任以优异成绩(第十名)中举。时商州知州，杨吟海聘于右任为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以一个25岁青年担此重任，当时实属鲜见。

于右任的反清爱国思想日益显露，为了表明自己的反清意志，他请摄影师董眼为自己拍了一张“散发照”，并自撰对联请学友胡德舆挥毫题曰：“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时更有友人姚伯麟、孟益民二人，集于右任诗作四十余首请右任过目并由右任的学友牛引子题签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刊行，是为于右任首次诗集印本。在诗内于右任大呼：  “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

于右任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深遭清吏所忌，三原令密告于陕甘总督升允，指为革命党，陕甘总督升允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上奏朝廷，1904年春拿办密旨已下，因驿站和电报都发生故障，明文末到，时值礼部春围于开封，于右任到开封应试，得李雨田慨助遣信差奔告，于得潜逃，至武汉乘轮东下上海经南京时拜祭明孝陵，于赋诗日：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从中可见于右任立志反清不忘复兴民族宏愿之坚。

二

于右任在上海广泛接触社会，设法博览群书，尤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

他首先结识革命党人王允中、张化臣、雷祝三，并由雷引见得识颇具民族正义感的教育家马相伯。在马相伯关怀下易名刘学裕(留学于谐音)以避清吏耳目，入震旦学院半工半读。1905年春，校长马相伯因病住院，外籍传教士干涉校务，因而发生学潮，学生纷纷离校，于右任等奉马相伯之命，与同学叶仲裕等筹组复旦公学，是年中秋节正式开课，海内外名流群相资助，遂使该校成为东南重点学府。于右任被聘任学校国文讲师兼马校长私人秘书。时《新民丛报》第16号发表了钱基博的《中国舆地大势论》一文，吹“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把中华民族分为优劣，于右任看后，“始尔惊、继而怒”，故撰文寄该报社。文于《新民丛报》第21号刊出，题为：《于君右任寄本社书》。对钱氏谬论痛加驳斥，在上海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11月l7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发刊，孙中山于发刊词中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中不少人就是同盟会会员或革命的同情者，同盟会在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大为恐惧，日本政府下令取缔中国和朝鲜两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大部分留学生则表示宁愿不留学也要进行革命活动，就这样掀起了反取缔风潮，留学生相继归国，滞留上海黄浦滩。民族正义感使于右任夜不能寝，他联络王敬万、张邦杰等发起筹组中国公学，专门收容留日归国学生，于右任往返于复旦中公之间，教员中有朱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等，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故时人称中国公学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革命大机关”。

当时上海《苏报》被封，舆论界抑郁沉闷。要救国拯亡，必须制造革命舆论，动员民众。为此，于右任决定筹办《神州日报》，为考察报务并与中国同盟会取得联系，于1906年4月与邵力子一起赴日本东京。他首先结识了革命党人康心孚、井勿慕，在他们的支持下，于右任在留日侨胞和留学生中大力宣传办报的意义，受到侨胞和留学生的欢迎和支持，他还被推选为豫晋秦陇留日同乡会会长。同年11月13日由康心孚引见孙中山先生，两人一见如故，相谈极深，于右任遂写入会誓约，胡汉民主盟，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自任社长，报纸发刊用当年干支——丁未纪年，不用清帝年号。宣传革命痛陈时弊，公开表明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继《神州日报》之后，他又创办了名噪一时的《民呼日报》。“为民请命”，“大声疾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反对列强，揭露腐败，隐指清王朝气数殆尽，需要“鼎革”、  “覆舟”，其影响遍及华夏，遂遭清吏所忌，扬言要挖于右任之眼，并借故陷于右任于狱，于右任出狱之后，斗志未泯，有感于“民不敢呼、惟有吁耳!”遂将“呼”字去两点，改为《民吁日报》，其执著坚韧可见一斑。清王朝视革命舆论如洪水猛兽，《民吁日报》只出刊了48天，又被无理查封。上海道蔡乃煌还派人秘密侦踪于右任，使他处境艰险。后来得革命党人支持和沈缦云先生资助，于右任又于1910年10月11日创办了《民立报》。《民立报》对内政痛下针砭，或鞭达贪官、或激扬民气，充满了战斗气息。辛亥革命后，则着重宣传报导这次起义的胜利和重大意义，进而率先发表文电呼吁邀请孙中山先生回国主持政局，赞誉“孙逸仙，革命家之雄也”。这一呼声立获各方积极响应，为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一时期，孙中山在海外的一些电报直发民立报社，民立报社已成为革命党人的“重镇”。1910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万民欢呼声中回到祖国，轮抵上海后，首访民立报社，为民立报题词“戮力同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又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给民立报颁赠“旌义状”，以表彰民立报和于右任对革命的贡献。

三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致力改革，整顿邮政电讯和交通；并采取切实措施首创沪宁铁路火车夜行，大大方便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此为我国火车夜行之始。

于右任治国为民的抱负还没有正式施展，袁世凯就逼孙中山辞职，不久于右任也辞职回到民立报社。在共同的革命战斗中，于右任和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孙中山辞职之际，于右任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送给他两件珍贵礼物，一是题写着“博爱”二字的中堂一摸，二是一个大炮弹壳。于右任一直保存着这两件礼品，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奉安南京时，于右任因患足疾未能前去参加大典，在听到隆隆的礼炮声中，面对所赠两件礼物，悲感交集，哀痛倍增，遂把笔抒怀：  “当年奉赐兮何意?今日追怀兮堕泪!平不平兮有时，不折不回兮，此物此志”。

袁世凯窃国后，迫令民立报停刊，并下令通辑孙中山、于右任等革命首要，于右任被逼于1913年9月东渡日本，半年后始归。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召集廖仲恺、于右任等接连举行过十多次关于讨伐叛国贼袁世凯的重要会议，曾任命于右任为中华革命军西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陕西三原。之后，于右任多次策动陕西革命党人举义反袁，事虽未果，但毕竟在陕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8年1月24日，革命党人邓宝珊、张义安、董振五发动了“三原起义”，激战一日两夜，歼敌三千众，有力地打击了北洋军阀在北方的反动势力。是年夏，于右任遵照孙中山的战略部署与陕西革命党人之邀，由沪兼道豫晋返陕，被各路将领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他整编部队，废苛捐，减轻农民负担；兴文教、育人才，民心大悦。改组后靖国军军威大振，以三原为基地向东西扩展，与北洋军阀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靖国军时期，于右任与孙中山经常互通书信，商讨革命大计。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出版后，惠寄于右任五册，于右任常常研读到深夜，并翻印让各路将士学习，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陕西得以广泛传播。

1920年夏，陕西发生了特大旱灾，靖国军辖区尤其严重。于右任与胡景翼等奔走呼号筹办赈济，先雪向国内各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款70万元，在渭北二十余县发放赈款11次，使大批灾民得以死里夺生。

陕西靖国军由于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涣散和内部的许多矛盾，以及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终于失败了。但是于右任率众苦持五年之久，响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在继续向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和“护法”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牺牲精神是十分可敬的，反映了陕西人民寻找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过程。这也是于右任苦闷与希望的交替时期。反动势力猖獗，使他对当时的国民党感到失望；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中国“五四”运动发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陕西靖国军失败后，他回到上海与孙中山久别重逢，互勉互进。他坚决拥护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于1923年1月21日与廖仲恺、陈独秀等21人一起被孙中山任为中国国民党参议。从此在于右任面前铺开了一条崭新的救国之路，也是他的爱国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

在上海，于右任与共产党人邓中夏等创办了上海大学，并与李大钊研商办学大计，延聘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任教。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之时，他撰文发表于《东方杂志》，强调“合则两益，离则两损”，为国共合作大造舆论。他衷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他是孙中山指定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9名审查委员之一。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于右任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至1926年间，中国国民革命处在紧急关头。于右任受中国共产党和李大钊的委托，于1926年6月赴苏联学习考察，并敦促冯玉祥归国，重整旗鼓，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

到苏联后，于右任受到苏联政府的欢迎。斯大林会见他时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很支持中国国民革命”。于右任与冯玉祥磋商了救危扶倾之策后，先行归国。赴苏之行使于右任看到了十月革命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气象、新生活，更使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往返行程四万里，一路风尘一路歌。他写了很多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的诗歌，表现了他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向往。

1926年9月17日，在中共和苏联顾问团帮助下，冯玉祥重整旧部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监誓并授旗。此后，于右任率军先行，由甘入陕，与南方的北伐军遥相呼应，在陕西革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同年11月下旬西安之围始解。这使于右任更加认识到救国必项革命，革命必须国共合作。为了昭示世人，他下令将西安城内的皇城改名为“红城”，寓意学习苏俄，彼有“红场”，我有“红城”，更含“革命”之深意。他当时逢会必讲“赤化”，必呼“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之口号，与人握手也常以“赤化”为口头语，一时传为佳话。

四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深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于右任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孙科等一起率先签名拥护和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促蒋介石改变立场，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此时他已皤然白发，不能效命沙场，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异常愤恨。他的大儿子望德时在国外留学，他写信敦促其迅速归国，“继承”“民族复兴大业”；他多次冒雨赴前线慰问将士。他应周恩来、朱德之请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不久又为该报题词“热诚爱国”，以赞誉《新华日报》。对汪精卫的投降卖国活动，他多次进行口诛笔伐。1939年他给中条山抗日前线的孙蔚如总司令寄去一首曲“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水澌。血染将军战史，北方豪士，手擒多少胡儿！”鼓舞将士英勇杀敌。尤其是1944年冬，他以姜白石之调写出了著名的《满江红》词，其中：“无数英雄，应运起，争赴战场。惊心是，执戈无我，祖国为殇?”等句子，鼓励热血青年参军参战。此诗一经发表，连于右任的一位爱女也产生了跃然从军之意。

抗战胜利后，于右任渴望国共两党合作到底，建设新中国，在重庆曾设宴款待毛泽东，欢呼合作再度到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并发动内战，于右任对国内和平仍孜孜以求。1949年，在国共和谈期间，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与立法院一起力促和谈，使蒋介石大为不满，斥责该两院“不为党国着想”。4月15日，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在北平就拟定的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达成协议的当天，李宗仁拍去电报，谓于右任作为特使将于16日到北平，协助代表团与中共谈判。但由于蒋介石从中作梗，南京政府对和谈缺乏诚意，继续坚持内战，于右任的北平之行终未实现。4月21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威胁于右任，不允申辩“必须马上离开南京！”于右任不及穿衣，被迫上车驱往机场，从此陷入便衣监视下。其后虽曾游历于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但终未摆脱羁绊。于同年11月完全违背自己的心愿去了台湾。

五

于右任在国民党内资高望重，  但是到台湾后却备受冷遇。蒋介石为了继续打他这块“元老”招牌，给他安了个“评议委员”  的头衔。借此安抚一批象他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在台湾，垂暮之年的于右任心情忧悲，无限惆怅，  只能借酒浇愁，以诗畅怀，从字里行间求得一点宽慰。每年的重阳节，于右任必定邀集从大陆飘零到台湾的诗友老友聚会一次，赋诗叙旧，登高远眺，发思乡之感慨，抒赤子之衷情。1953年，他在《四十七年重九北投侨园》诗中说：  “年年置酒迎重九，今日黄花映白头，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可以想见，他的思归之情是何等的迫切。陕西的人民，故乡的草木，还有他的高夫人及楞女芝秀，使他梦萦魂牵，万般思念。到了晚年常常给人说：  “我好想念他们!”往往泣不成声。1959年为于右任与高夫人结婚60周年，他提前一年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诗一首：  “两戒河山一支萧，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得金婚第一宵。”第二年，他又赋诗《思念内子高仲林》。两年成诗两首，一题“回忆”，一题“思念”，感情的深化与日俱增。 1961年3月，是高仲林八十寿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深悉于先生的心怀，派屈武以女婿名义赴西安为高夫人祝寿，事后又托人将祝寿照片辗转稍给于右任。于右任看后万分感激，老泪纵横，复信转致周恩来表示诚挚的谢忱，周恩来高兴地说：  “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放心了”。

在台时期，于右任的爱国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对亲人和故乡的怀念，而是上升到急切盼望祖国河山早日重归统一。1958年，他在补经颐渊、陈树人、何香凝合作的岁寒三友图遗字一诗中，这样写道：  “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此诗一经发表，盛传海内外，《人民日报》于是年转载并加按语，何香凝、林伯渠、朱蕴山等都有和诗。1961年，于右任还试图从台湾上层做点工作，书赠蒋经国一幅对联：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蒋经国后来把这幅对联印在书签上，还特意在其背面印上古人的两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谋之”。1962年1月，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  “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山要最高者”使他“可以时时望大陆”。同月24日，他又写下了广为传诵的无题悲歌：

“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这是台湾报刊在于右任逝世后的报导中，赞誉于右任先生高风亮节、清廉洁贫的诗句。原来，于右任生前有一个铁箱，放置私用物品。他曾对亲友表示，等自己逝世后才能开启。因此铁箱中放置何物，从无人知晓。 1964年11月10日中午，于右任先生呈弥留状态时，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于右任长子于望德等人，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预嘱，会同打开了这个铁箱，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些日记之类的记述，不仅没有珍贵珠宝，甚至连张股票、证卷也没有。令人感慨难过的是仅有几张借帐单，其中有于先生的三公子中令于是年上半年出国留学时向人借款的帐单；有平时经济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四十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的3万多元钱(按台币，折合人民币约1200元)。在场人们感动得哽咽不止。事实正是这样，于右任在台湾常常为生计艰苦发愁，以致病了无钱住院，甚至连换几颗牙的钱也没有。他在日记中就多次记述：  “开支甚大，如何能继?”“春节将近，费用太大，将如之何?”“我的家中景况大不好，在这本子上难写，我个人的情形亦不大好”。在他逝世之后，宋子才沉痛泣日：“他老人家的病硬是因为无钱才给耽误了!  ”

于右任先生逝世之后，海峡两岸中国人民同感悲痛，台湾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唁活动。1965年7月17日，他的灵榇安葬于台北大屯山八拉卡墓园。1968年8月，台湾八十余团体和青年学生为了纪念他，捐资于玉山之巅建于右任半身铜像一座，由登山队员背负而上，山顶与铜像两者的高度合为4千公尺，为东南最高点，以实现他遥望大陆故乡之愿。

在大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于右任先生，从地方到中央先后多次召开、举办于右任先生纪念座谈会和书法真迹展览，出版了胡耀邦题写书名的《于右任诗词集》，《于右任墨迹选》。恢复了于右任创办的“民治小学”、  “民治中学”和“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原名，现在，在他的故乡三原正在筹建于右任先生纪念馆。关于于右任生平、诗词、书法的研究可谓已形成“于右任热”了。特别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变，台胞返乡探亲的愿望已经实现，祖国统一、同胞团聚的日子指日可待。所有这些，于右任先生在天之灵如有知，当会含笑暝目的。

于右任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之所以成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是由于他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摒弃党私，不断寻求并发展国共两党的共同点，竭力主张两党合作，抗战到底，和平建国，达成统一。于右任先生逝世二十五年了，但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将继续激励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祖国早日和平统一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