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远
黄子文同志是我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虽然牺牲了，但他对党赤胆忠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的优秀品质，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三〇年，渭北灾害严重，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土豪劣绅残酷压榨人民，人民已到死亡边缘。正在这时，约古历八、九月份，黄子文、孙平章、邓万祥、韩文禊等人先后来到我们石桥一带，开展革命工作。在韩文禊的努力下，首先在石桥河西的甯启坤家中成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吴大新担任队长，副队长由我担任，共有二、三十人。我那时才十四、五岁。“二黄"的名气在我们石桥周围早已影响很大，在我的脑海里印象很深。不长时间，他来焦村坡油坊，成立了四、五十人的赤卫队。为了筹集革命经费，购买枪枝弹药，壮大武装力量，我们数人前往富平桶杨堡打击了土豪劣绅，搞到现洋二百元。用这些钱，我同一个名叫房秃子的赤卫队员，前往富平县城里一个铁匠处，购买了八枝折腰手枪及一些子弹，从而壮大了武装力量。
一九三八年古历四月，我在武字区见到黄子文。当时武字区区委书记是康德宽，我是组织宣传委员。听说他这时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发现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消极，他仍然热情积极为党工作。他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对党一片忠心，经常深入群众，开展抗曰救国的宣传。在他的启发和带领下，先后把武字区、心字区四、五十个青年带到安吴青训班学习，他自己担任了农民连连长。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仍顽固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扶植亲信，集结反共力量。他把王牌军胡宗南第一师调往西安，从党务、军事、经济、宣传等方面，策划封锁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省政府到处实行联保制，设置侦察网，经常搜捕绑架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这年夏季的一天，黄子文对我说，他晚上在甘涝池村的麦场上睡觉，有人来逮他，幸得走脱，恐怕在武字区呆不下去了。我把这个情况向渭北工委书记周芝轩作了汇报。周说：“黄子文这个人太红了，他到谁家，敌人就怀疑谁家是共产党，现在敌人到处清共，最好离开地方"。我把周的意见转告黄子文，让他去边区。开始黄担心他和高岗有矛盾，回去后，怕高岗再整他。经我做工作，他才同意。我便派陵前王家店王志渔同志送他，并给他写了介绍信，两人都带上手枪。王把子文送进边区淳耀五区寺坡返回。子文到照金见到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德生，省委又把黄子文送去延安。黄子文在临走时还给我谈了自己的党籍问题，他说：“我相信党，相信总会有一天能把我的问题弄明白的"。他走后，我把子文的要求和表现向省委作了汇报。
黄子文到延安后，在一九四二年整风时，高岗又找黄子文谈话，并说过去的问题，这次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他想通过整风，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高岗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兼保安司令)整黄子文。在这种情况下，黄子文在高岗谈话后，未回单位就从延安回到武字区。黄子文回来后，先同地下党员陈玉秀接了头，谈了自己回来的情况，黄子文对陈玉秀说： “我在陕北呆不成了，看样子高岗要借机再整我，我才决心回来”。
一九四三年古历正月十六日，我受省委组织部王俊的指示，从马栏回到地方，搞党的工作和非法武装工作。一九四三年三、四月，省委组织部长王俊给我说：“黄子文从延安回来了，你了解一下黄的表现。"我派人到武字区见到黄子文，他说了从延安回来的情况，并激动地说：“我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马栏，我拿全家担保，对共产党永不变心”。以后，黄子文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便向王俊作了详细的汇报，就连那一天黄子文干什么事都谈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和朱龙江组织了一支武工队，我任队长，朱龙江任副队长。黄子文以后任四乡伪指导员。我带的武工队到武字区附近，一天黄子文让孙景元送信给吴大坤，让吴大坤给我说：“最近有人反映你们下来了，要注意，有情况时，我再及时报告"。我得到此消息后，格外惊惕，使党的革命武装没有受到损失。这件事再一次证实了黄子文虽然在敌伪任职，但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红心没有变，他在敌人内部任职是另有企图的。以后黄子祥、黄子文领导陵前起义就证实这点。
一九四七年古历五月初，我听到黄子文同志在小道口战斗中牺牲的消息，非常难过。我们党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失去了一个好的革命同志。他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奋发前进。
(刘光远：原陕西省交通副厅长，现离休。)
参见《三原文史资料》第3辑第76—80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87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