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坤
上层是宏伟壮观的钢筋水泥的斜拉桥，下层是石栅石柱的小石桥；斜拉桥是现代的诗，小石桥是古代的诗。
呵，这就是三原的龙桥吗？这就是与赵州桥相提并论的龙桥吗？
正是秋天，水落而石出，小清河是那样透明、汩汩地流着！“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天风拂动我的头发、衣衫，我的脑子朦胧闪现出一个诗人的形象。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气象万千的龙桥不就是个好场所？我木然地望着冷漠的流水，蓦然间，于右任、李仪祉飘然来到我的身边。于右任美髯飘逸，而青年的他此时的心情犹如大海，时而丽日当空，时而波浪翻卷。而李仪祉则是一位“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正直的以水利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俩来到这龙桥上，怎样站立？怎样交谈？怎样——因为我正在构思长篇历史小说《洛水三千》。三原是书中主人公李仪祉青年求学的所在，而同时又是他后来大展宏图一一修泾惠渠的主要活动基地，因而这次到三原，考古证今，广资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精研，不穷其极不己。近日龙桥寻踪，原是为了写第三章的第一小节：“龙桥抒怀”。
我想，于右任在述谈中，可能会想到他的母亲；李仪祉也会朗诵出他为死于痨病的母亲写的一首诗：“我怀少时伴阿母，夜深织到二更时；我观绩女皆吾母，不使人间有冻儿。”可能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的感情交流吧，我不禁也想到了我的母亲：一张清瘦的脸，身子骨单薄得像枝芦苇。在昏黄的油灯下，那像蚊虫一样嗡嗡的纺车，母亲又教我猜谜语了。我说：“又是白麻布，红帐子，里边住了个白胖子。”母亲说这回是新鲜的，我便来了劲。“两个秃子拾西瓜？” “三原！”我一口报了出来，原来我事先是从父亲口里知道的。“精灵鬼！”母亲高兴得差点将我吞到肚子里。对于“三原"，在我幼年的心灵里就有个模糊的概念。我本家的一个姑姑，名字叫青儿，不知什么原因从临潼远嫁到泾三原。她一年半载都不来，偶尔来探亲，穿绸挂缎的，吃的白白胖胖的，重下巴，像个贵妇人。听说那儿是水浇田，老百姓的生活好。有一回，青儿姑逗我，说要领我到她们那儿去，母亲也跟上响应，我吓得哭了起来。母亲说：“你青姑那里天天吃白馍，咱们这里过年才能吃。”说到这儿，她瞅着我说：“他姑，你看我这孩儿是吃黑馍长大的，还是吃白馍长大的？”言下之意是，吃黑馍哪能长出这样脸皮白的孩儿来？
我的家乡是旱原。近在咫尺的村邻是有名的“鳖盖王”，井深 36丈。谚云：“有女莫嫁鳖盖王，手把井绳泪汪汪。”一年到头，不是春旱就是秋旱。老百姓无法，只得求神祈雨。我们邻村有个穷人，每次祈雨都是他当“马角”，当一次挣二斗麦子。又一次给他戴三丈长的铁锥，铁锥要从他左脸穿过去，再从右脸穿出来。有一次，他的牙没有咬紧，铁锥硬是将左脸撕裂开，从此成了一个“豁豁”。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只跟上人们叫他“豁豁”。我们小孩儿也帮大人祈雨，头上戴着柳条圈儿，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溜一串的到村西的大沟里去，踏着列石过了河，从一个土坡爬上去。悬崖上有个洞，洞里有尊龙王像。我们虔诚地从岩石洞里的一个滴水泉中舀出水来，放进带来的瓦罐里。瓦罐由一个孩子顶在头上，一路上，我们轮换着顶，一直将罐顶到村里，村里人还要锣鼓相迎，可能是偶合，有时果然下起雨来，我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以为是自己祈来的雨哩！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啊！
大概正是这些心酸而可笑的故事，时时在呼唤我：它呼唤我用文字建造一座艺术殿堂，在殿堂里塑造一个众口皆碑的水利泰斗的艺术形象。
参见《龙桥新韵——三原当代文学作品选》
吴树民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