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5年（1926）10月，共产党员鲁振之从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被党组织派回蒲城开展农民运动。同年冬季，中共荆姚支部成立，先后在北姚、南姚等十几个村庄成立了村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西南乡农民协会。有会员3000多人。
当时蒲城农民连年受地方军阀横征暴敛，负担沉重。在镇嵩军麻振武部围攻蒲城县城的50多天中，就地征发军需，残杀耕畜，城郊10里左右村庄被洗劫一空。麻军去后，驻军缑天相又向全县每联摊派银元1000元，田赋每石加征小麦2斗（每斗约16.5公斤），农民生活痛苦不堪。民国16年（1927）1月7日，西南乡农民协会利用“鸡毛传帖”（信封上插一只鸡毛，划三个十字，内装发动“交农”的计划、时间等内容的传单），发动各村农民，向驻兴镇的任子扬“交农”。任子扬迫于形势，答应缓征田赋。此后，又于1月15日发动县城郊区农民1000多人，到县城“交农”。缑天相命令关闭城门，派兵鸣枪弹压，农民被驱散。紧接着，又发动西南乡、南乡农民7000多人，于1月20日至21日，连续两天，齐到县城“交农”。驻军看到群众声势浩大，紧闭城门，但再不敢鸣枪吓人。群众以理质问守城官员：“兵当卫民，民当养兵，我们一年交数年的粮（田赋），还不算尽了养兵的责任吗？你们讲究卫民，麻贼（指麻振武）来了不能除，麻贼走后又派款，交不起粮还鞭打绳拴，把农器农具交给你们，不做庄稼了！”最后，县长曹之章出面答复“准按七成征收派款”，农民才离城回家。
民国16年（1927）7月初，西南乡3000多农民，再次到兴镇向任子扬“交农”。因走漏消息，驻军早将城门关闭，并开枪打死大户惠村一个农民。这次“交农”失败。11月，遭受旱灾、雹灾损失严重的东乡农民2000多人，包围县城，要求减免各项负担。县上当局派员在城上宣布：“今年灾情属实，县里马上向省上呈报，减免粮款。”
民国17年（1928）春，大旱。晋王、龙池、保南一带农民1000多人到县城东门和南门外“交农”，要求免粮，县长派人上城向农民宣布：“把粮挂了！”农民获胜而归。
民国19年（1930），夏粮无收，秋粮遭蝗灾，而当局仍催交粮款，并要补交陈欠。9月，四乡农民3000多人，分别包围县城四门，“交农、献蝗”。县政府派员在城上宣布：“马上向省上呈报灾情，申请减免粮款。”
民国20年（1931）春季，因连年遭旱、虫、冰雹灾害，农民生活十分困苦，而官府依旧征粮派款，农民被迫又一次“交农”。北乡的“鸡毛传帖”上写道：“众乡亲，细细听，三年六料没收成，树叶树皮都吃空。衙门里要得凶，粮款一点不减轻，逼得百姓活不成。啥办法，啥出路？只有拥堂杀狗官，百姓才能得安宁。×日早，齐出动，赶到晌端围县城，不达目的不收兵。”四乡数千农民按照传帖所说的时间，包围了县城。县上当局迫于群众威力，派员到城上宣布“缓征粮款”后，群众才离去。
民国21年（1932）4月7日，东乡和西南乡农民两三千人，到县城东西两门外“交农”。晋王村共产党员曹禄生，以农民代表名义，向官府提出要求。虽然有一农民被城上官兵打死，但因群众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组织性、纪律性比过去提高，毫不畏缩，高呼口号，并抱柴草准备烧城门。守城官兵用土把城门洞拥实，县长缐润田赶紧上城，答应农民提出的免粮、放赈要求。
参见《蒲城县志》第479页
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