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赋宁
父亲是一位受人们尊敬的水利学者，他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出生那年（1917），他任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水利教授。母亲张孟淑女士生我和弟弟李赋洋。我在南京上鼓楼幼稚园时，堂兄李赋林在南京上初中，住在我们家里。还有两位堂兄李赋京和李赋都在上海同济大学附中上学，每周末也回到南京我们家里来。他们高中毕业后，都由我父亲资助去德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分别在医学研究和水利工程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有一段时期，我伯祖父李仲特和祖父李桐轩也来南京我家小住。我父母敬老爱幼，家里和睦融洽，有浓厚的学习空气。
由于父亲志在兴修陕西水利，所以他于1923年辞去河海工程学校教授职务，带着他的毕业生胡步川和刘钟瑞先生以及祖父和我们母子三人，自南京回陕西。当时豫西闹土匪，铁路不通。我们经过千辛万苦，历尽许多磨难，终于回到故乡。记得我们一行骡车艰难地爬上有名的仁义山陡坡时，终于看见了黄河风陵渡。大人们说：“走过仁义山，把张茅、峡石当平川”。
1928年，父亲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任主席，兼总工程师，我家自西安迁往北平。父亲每周末坐火车来往于平津之间。在火车上，一般达官贵人坐头等车厢，普通百姓坐三等车厢。父亲总是和老百姓同坐一个车厢，从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一次他和一位级别相差不多的同事偶然相遇，谈到两人都是坐同一次列车由平返津的，这位同事十分惊讶地问，为什么在头等车厢上没有看见他。父亲支吾说自己坐在前面位子上。父亲后来被任命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极力拉拢他。有一次孔祥熙说他在山西大学曾见过父亲。父亲坚决否认，说他从未在山西大学任教，也从未去过山西大学，使孔颇为难堪。
泾惠渠修成后，当地土豪劣绅阴谋种鸦片。父亲最痛恨鸦片，主张种棉花，并与无锡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商议利用泾惠渠灌区所产的棉花作为原料，在陕西开办纱厂。当时陕西地方保守势力十分排外，父亲被指责为“引狼入室”。父亲在《秦风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重申自己的主张，同时严厉批评种鸦片和吸鸦片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父在西安积极参加抗战救亡工作。他给国际友人写信，争取他们支援中国抗战。他把自己的存款和我母亲的首饰捐给伤员，家中还寄养过五个难民。他发表爱国演说，为抗战撰写文章，表现出极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感情。
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社的早期社员之一，后来是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也是我国现代科学的一位奠基人。他20世纪20年代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几本高等数学的著作《微积分》《最小二乘式》《诺模术》等。后来他在国内外发表的水利专著就更多了。我记得他还翻译过一本书，叫做《宇冰学说》，他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
先父的外语造诣相当深。在京师大学读书时，他已打下坚实的德语基础。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又学会了法语。在河海工程学校教书期间，由于采用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他又自学了英语。他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英文书刊，而且能够用英语交谈，甚至能够用英文写作。30年代他曾用英文为《中国年鉴》（英文版）撰写关于中国水利事业的文章。抗战前夕，他曾计划赴欧洲考察水利，开始自学意大利语和俄语。后因战争爆发，出国考察计划未能实现。
父亲清末中过秀才，他的国学基础相当雄厚，擅长写文言文、古典诗词和散曲，编有悲剧《芦采英》、喜剧《复成桥》和历史传奇剧《李寄斩蛇》等。先父书法学苏东坡，笔法圆润秀美。他在20世纪30年代被清华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曾为清华大学水力实验室题匾。后来他还为陇海铁路武功火车站题站名。这些字迹现在还被人们珍存着。
父亲对西方文学的爱好也颇为广泛。他晚年在睡觉前喜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德文译本，也爱读张谷若先生翻译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他对苔丝姑娘的命运充满同情和怜悯。
父亲只活了57岁，就在疲惫中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短暂的一生是勤奋学习、艰苦创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生。他永远是我做人的楷模。
参见《陕西水利》
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