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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曹受祉及蒲城文化服务社

郭怀仁

一、“人望” “曹老板”

      曹受祉(1904—1982),蒲城县椿林乡人,生前为西安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26年在西安成德中学上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蒲城(地下)县委第一任书记(后脱党)。他好交游,疏财仗义,平易近人。每到一地,总是人缘挺好,素孚众望。于是人们把“人望”的桂冠,都同意给他戴上。他长期从事笔墨生涯,曾在《西北文化日报》等新闻单位工作多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回到蒲城办起了文化服务社(地址即今百货公司东侧),人们以“曹老板”呼之。这不单是出于人们对企业经理的习惯称呼,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他从此成为朋友联络点的经管人。事实也确是如此,文化服务社像个“人杰地灵”的场所,经常来往着、聚集着各界人士及社会名流,如孙辅丞、杨茂三、许尚志、周至仁、许永平、刘广吉、米森若、王泮初、李云台、冯子英、李祥生、李约祉、王智庸、赵戟靖、李蕴初、任海珊、贺品特、窦洪钧、简和甫、李散青、张文玉等,其中很多是进步人士或共产党员。因此,文化服务社有若进步人士的俱乐部。各界人士的声息,社会的舆论,多是发端于此。1944年杨虎城之母归葬蒲城时,各界有关人士曾聚集商议于文化服务社,然后到西城外迎拜杨母灵柩;1945年,旧政权县政府邀请韩子芳进城商谈有关问题,也在文化服务社进行,由此可知其社会影响之大和社会威望之高。

二、编印进步书籍,振启文化新声

      蒲城乃陕东之大县,文风较盛。抗战期间又驻有华潼师管区司令部及所属团队,还有一五一后方医院,以及沦陷区迁来的艺术团体等等。城内人口骤增,市面比较繁荣。同时,蒲城生产的土报纸,不但满足着本县本省的需用,而且远销西北各地。这些都是文化服务社兴旺发达的主要原因。该社有铅印机一部(新仿宋字),石印机两部,工作人员约计十多人。经理曹受祉,副经理马致远,主管会计和印刷业务的是刘德森和张厚庵,其余是职员和技术工人。在承印各种文告、图表的同时,由马致远和王智庸合编了《蒲城乡土教材》。内容有蒲城县建置沿革、历史人物、名胜古迹和乡土特产等。接着由曹受祉负责编印了《活页文选》,选有古典文学名著及近现代中外进步作家的名篇。其中如贾谊《过秦论》、韩愈《祭十二郎文》、李密《陈情表》、李华《吊古战场文》、邵长蘅《阎典史传》、自居易《卖炭翁》、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方苞《狱中杂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又如高尔基的《母亲》(节选)、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鲁迅的《故乡》《祝福》《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叶圣陶的《倪焕之》、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夏衍的《包身工》、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稽》,还有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的诗。内容进步,铅印精巧。与此同时,还承印了尧山中学教师元少五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上下两大册。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县能编印出这样的精神食粮,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对振启文化新声,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对培养人们的思想情操和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编印《蒲城民报》,哺育出《小草》文艺月刊

      《蒲城民报》初名《新蒲城》(编辑部地址在叉杷巷王独清家祠内),是每周一张的铅印小报。它和文化服务社基本上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报社社长由县教育科长崔永年兼,总编辑是曹受祉兼,实质上曹负其主要责任,马致远系曹的助手,刘明深负编辑责任,张梦生负责外勤记者。这些人,既是在《西北文化日报》工作过多年的老报人,又是一度参加过革命锻炼的地下党员,他们无论是思想性和编辑技巧方面,都具有相当水平。因此,《蒲城民报》在西安新闻界和重庆《大公报》以及武汉报界朋友的心目中,不凡视之,多加赞许。我进报社较迟一些,但和报社较早有联系,从1942年起,刘明深和曹受祉就常约我为报纸写稿。曹又指定我为副刊“蒲风”设计了刊头图案。1945年元月,我以助理编辑正式到报社工作。刚到不久,张梦生因患肺结核回家养病,我又兼代了记者职务。报纸的一、二版为国内外综合新闻,三版是地方消息,四版是副刊“蒲风”。曹受祉不但总揽全局,还经常给副刊撰稿,记得他写过有:“爱国诗人屈悔翁”“薄幸诗人王独清”“水利专家李仪祉”等等。由于这些年长的文化战士的奋进精神,以及有便利的印刷条件,激励起我们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想办文艺刊物的念头。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我将我们的这一设想和办法,请教了曹受祉、刘明深和马致远诸位长者,他们听了表示大力支持,大加赞扬青年们的勇气和精神。尤其是许永平先生,对我们这一举动特别感兴趣,叫我们先搭起架子,待他筹办起一项企业后,经费全由他包。并说他在西安任马坊门饭店经理时,结识了文艺界的老舍和曹靖华等人,关系比较好,可约来他们的稿子。于是由我和原端生、王访余三人具体负责,向县当局办了申请手续,零星筹措了一些印刷费。除在当地组稿外,由王聘余同志向外地约外文译稿,由原端生同志从兰州师大组稿,王继武先生从南京金陵大学组稿。特别使人鼓舞的是由西安师专井循良同志,把我们的设想和办法转告给文艺界的老前辈郑伯奇先生,并请他为刊物书写刊名和撰写代发刊词,郑老十分高兴,满口答应。他在代发刊词“赞小草”中,赞扬了青年一代在创造社老友王独清的故乡,举起文艺的旗帜,是值得庆幸的。《小草》终于在1945年11月间问世,内容有小说、诗歌、译文、散文、杂文等十多篇。当地和西安很多文艺爱好者见到刊物以后,表示欢迎和支持,陆续寄钱寄稿,更感人的是许尚志、宋建业、范增友等动员一些地下党人前来接触,表示大力支持和资助。遗憾的是:县当局决定《蒲城民报》到年底停办,许永平所筹办的企业也搁浅了;曹受祉卧床养病,文化服务社因亏损决定卖掉铅印机准备结束。年底我也离开报社去教书,《小草》从此夭折了。
      当我回忆这一简短历史过程的时候,曹受祉等良师益友们的感人形象和高尚的思想品德以及坚毅的精神,将永远催人振奋,永远启迪着人们。为了缅怀故人,谨志他们一段历史的足迹,以作补遗之用。
 
 
参见《蒲城文史资料》第4辑第85—91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蒲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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