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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王独清，对不少人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话题了，因为他已经被人为地湮没，失落在历史的夹缝中了。在大半个世纪之久的时光里，人们已经不怎么提起他了。以至于今天，不仅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莘莘学子不甚了然；就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在中国语言文学系度过了青春年华的学子们，知道他的也并不很多。纵然知道，其所知不仅有限而且还有不少的谣传甚或谬误。然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他却曾经是文坛上的著名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可以与郭沫若、徐志摩比肩的诗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高潮中曾被人们视为与蒋光慈齐名的革命诗人。历史是公正的，人为抹去的东西总要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已经开始关注王独清这个话题，肯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但是，也许是人工磨蚀太久、太深的缘故，有关他的话语不是语焉不详，就是舛乖讹误。唐代诗人刘禹锡曰：“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浪淘沙词》）王独清可以说也是一个迁客——一个被历史放逐的迁客，要想还他一个历史的本来面貌，也需要一番千淘万漉的过程，笔者很想将这一番千淘万漉地寻访过程告诉给关心这个话题的人，也许人们从中还可以得到一些别的启示。
      其实，作为在20世纪中渡过大半生的我，知道王独清也是一件偶然的事。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我刚刚踏进中学的大门。这是一所省立的县中，是我所在的小城中最好的中学，至今它在全省的普通中学之中也还享有盛名。进了这所中学，新的学习环境和新的学习生活在我的面前逐步展开，它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它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图书馆，收藏了不少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的作品。阅读着它们，我像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的婴儿，每天都面对着一个新奇的世界；阅读着它们，我又像一头野牛闯进入了菜园子，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那些新鲜柔嫩的叶汁。在这里，我知道了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冰心，以及茅盾、巴金等。它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陌生的世界，给我这个在西北边陲长大的孩子提供了外部世界的无穷无尽的社会人生的信息。记得，有一阵我爱上了巴金，在图书馆的目录单上，我挨着序号一本一本的往下借，常常是一天一本，最多也不过两三天一本。每天，除了上课、睡觉、做作业之外，我的一双眼睛就扎在了书本上，与那些昂扬奋发、激情澎湃的青年在做着心灵的交流。一天，图书馆负责借书的老师（其实整个图书馆也就她一个人），在拿给我一本书的时候，通过她的老花眼镜凝视着我。她缓缓地、用她那浓浓的秦地方言问我：“你把这——，看这么多——，做啥呀！”说完，她的眼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至今也还记得她那关注、期待的神情。那时学业不重，还没有今天需要减负的种种忧虑。但是，我仍然无言以对，我不敢正对她的目光，迅速地跑掉了。时光过了不少天，我也不能回答她的责问，更无法权衡她的责问的轻重。我却是好些天也不敢到图书馆去了。
      没有新书阅读的日子是很难过的。一天早晨刚下第二节课，课间休息时间到了，正往院中走，我忽然看见一个同学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还是精装的——硬硬的淡褐色封面，深深的暗红色的书脊。那时，精装书还很少见，更何况还是这样的精美。我立即跑过去从他的手中索要过来就翻阅起来，随后立即要向他借阅。因为我的唐突，我很有点不好意思，没想到他却毫不在意，立即答应了。从此，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喜欢看“闲书”。
      这是一本由三联书店在1948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封面是凹陷的阴纹大字，显得朴实而厚重；书脊上的烫金大字用暗红的底色托着，却又显得是那样的辉煌而凝重。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印刷得如此精美的书，我生平第一次叹服了书籍的装帧能给人留下如此强烈难忘的印象——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装帧”这个词语。我爱不释手，走到哪里就将它带到哪里，连课间的十分钟里往往也要看它两眼。
      一天，下课后我站在教室的廊沿下正在随手翻阅。“你看的什么书？”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了。我一看，原来是给我们邻班上课的语文老师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他鼻梁上架着一幅精致的金丝眼镜，上唇上留着短短的髭须，满脸的线条都作圆弧状，显得和蔼而又儒雅，我只知道他姓王。不知道是事出突然，还是我心情紧张，我没有回答老师的问询，只是伸出双臂将书送到了老师的面前。他接过我打开的书，就在我翻开的那一页看了一眼，说：“哦！王独清——？这是咱们陕西人。”说完就将书送还到我手上，缓缓地离去了。
      我那天看的是《闻一多全集》第四卷中由闻先生编辑的《现代诗抄》，才看了不多的几页，信手翻到的是王独清的两首诗。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位王老师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关切而又如此冷漠。但是，我从此知道了王独清的籍贯——他是陕西人！
      陕西的历史曾经有过无与伦比的辉煌，那赫赫有名的汉唐盛世，产生过多少杰出的人物先贤，他们的姓名在至今也还熠熠生辉，连我这毫不更事才开始读书的孩子也能数上不少。然而，到了近代它也无与伦比地衰落了。省城中的文物古迹不过是断壁残垣、曲径荒草，新式的建筑则零落可数。我的故乡虽然离省城不远，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一个边陲小镇，它是那样的落漠荒凉。记得，四五十年代之交，这座小城，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似乎也只有一个卖新式书刊的小店。今天，从老师的口中知道了陕西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上也还有这样的名人，他居然还进入了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的视野，我有点兴奋。
      几年之后，我进入了省城西安的一所大学中文系学习。这个学校的图书馆高大巍峨，雄伟壮观，拥有当时西北各图书馆最为丰富的藏书。大约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学习的需要，我又再次借到了同一个版本的《闻一多全集》。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当我打开书在宿舍的书桌上展读，正是在看着这本书选入的王独清的两首诗的时候，一位同舍的同学走过来，看见了王独清的名字，就脱口而出说：“王独清，这是咱们长安人。”我们的学校地处西安南郊。长安，这不就在离我们只有数里之遥的地方吗？这位同学要年长我好几岁，是高我几级的一个学友。1957年的那次历史的大劫难，他遭遇不幸，被遣送回乡参加劳动，不久前才从农村回到学校，和我们三个小年青住在了同一个宿舍。听说，他的早年过世的父亲是一个宿儒；而他的姨夫、姨母却确确实实是我们系上两位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他知识广博，旧学尤其好，自从我们同住一个宿舍，他就常常成为我们学习上的“顾问”。他黑红黑红的脸庞，高高大大的身躯，朴朴实实的衣着，真像是田野中一株熟透了的高粱。在我们面前，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他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位兄长。
      后来，我读《沫若自传》中的有关文字，知道了王独清的一些知识，我还从郭沫若的这段文字中知道了王独清曾经是创造社中的人物，而且似乎还曾经显赫一时。郭沫若的文章详尽地介绍了他和王独清相识的经过，传神地描绘了王独清的特点。至今为止，在我所看到的他人记述中，这是对于王独清最为生动地描绘。不过这一段阅读，也留给了我太多的疑问：王独清到底在文学创作上有些什么成就？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怎么从来不提王独清呢？王独清现在还活着吗？郭沫若说到王独清的时候称他是“一位新入流又拆了伙的王独清”，这话是什么意思？疑问归疑问，当时的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解决这些问题。
      几十年的时间好像一瞬间就过去了。80年代，我来到故乡的一所高校工作。有一个时期，主管部门对课程的开设给了一定的自由度，要求开设“地方规定课程”。我们想，既然是“地方规定课程”那当然应当突出地方特色，我们决定开出“三秦作家作品选”这样一门课程，从古代的陕西作家一直讲到现当代的陕西作家，作品则从《诗经》选到《平凡的世界》，由我担任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编选任务。当代的陕西作家颇不乏人，有不少的名家，前有柳青、杜鹏程，后有路遥、贾平凹，对他们大家都口熟能详；但是，陕西的现代作家则可谓是寥若晨星了，数十年间不过区区三五人而已。这时，我不由得想到了王独清。为了开设这门课程的需要，我开始了寻访王独清的历程。
      当年，鲁迅就说过，王独清是“这边也禁，那边也禁”（《鲁迅全集·现今的新文学概观》）的。数十年间，经过“这边”“那边”的特别关照，王独清已经失落在历史的缝隙中了，寻访他并不容易。况且，我所在的这所高校规模不大，校史不长，图书条件自然很差，旧籍没有，新书也不多，寻访王独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转机终于出现了。一天，我到了院图书馆馆长的办公室，办一点小事。这是一位朴实憨厚的老同志，听说，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曾在青海省的一个地区工委担任过很长一个时期的重要职务，不久前调回陕西，安排在我院的图书馆任职。我进门之后，他笑眯眯地望着我，慢慢地拿出一份图书目录，一边递给我一边慢慢地说：“你看——，这上面的书，咱们——需要不需要。”我一看，原来是上海书店复印了一批二三十年代的重要杂志向各个高校征订，以应教学的急需，而这正是一份征订单。它们中有《现代》《创造》《创造月刊》《洪水》《新月》等等。看着它们，我惊疑不置。这些杂志，我们在高校就读的时候，连在号称西北最好的图书馆中也难以见到，想不到我们不久就能看到它们的原貌了。正在这时，馆长又慢慢地说：“图书馆——准备——要建立一个资料室。”我连忙说：“馆长！这些，才真正的是些资料。”我表示希望能全部订购。馆长笑了，“那也不可能，给咱们的经费太少了。”后来我才知道，学院的图书馆基本上没有正式的经费，只能靠临时的拨款来不定期地采购图书。后来，没有多久，这位馆长离休了。此后，有一段时间居然能连续一年，甚至两年也不进一本新书。这样的时间并不少见，而是常常发生的！
      这时，有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出版物渐渐多起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这样的大型文献书籍也开始出版发行了。这部书有二十集之多，达一千万字以上，是第一次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进行整理。1985年，这部书的第十四集：《诗集》出版了，它是由著名诗人艾青编纂的。《诗集》中收录了王独清的两首诗：《香港之夜》和《长安》，我们就将这两首诗选入我们的教材。以后，订购的中国书店的复印本陆续到达，我就这样开始了最初的寻访，看到了王独清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的作品。
      后来，我又看到了孙玉石先生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这本书的初版是在1983年印行的，而我看到的则是1987年第二次印刷的本子了。在这本书中，孙先生第一次为王独清列了专题，研究了“王独清的诗歌创作”，这是自解放以来第一次打破沉默，对王独清的文学成就进行论述的文字，它给我们提供了对王独清比较完整的认识，它表明王独清已经开始回到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中。
      1987年，应国靖的《文坛边缘》出版了。两年以后，大约是五一节的时候，我在省城的一个朋友家中偶然间看到了这本书。这位朋友是学会中的一位同仁，当我敲开他的家门的时候，家中还有几位先到的女客，正在桌案上包饺子。他招呼我落座以后，几个人就急急忙地收拾桌面。无聊之间我不由得就向他的书架上望去，一眼间就发现了这本还从未见过的书。随手翻了一翻，一篇文章的目录映进了我的眼睑——《王独清前期的政治观和文艺观》；接着往下看，又是一篇——《论王独清的诗》。这位朋友曾经托我在我所在的小城帮他做了一点事，我这次来就是给他清理手续的。我将有关的手续交割清楚之后，他显得有点感动，目光向四面不停地张望，口中喃喃地说：“我——该怎样感谢你呢？我——该怎样感谢你呢？”我自然辞谢几句，见他家中还有客人，觉得不便久坐，就要起身告辞，顺便说：“这本书能不能借我看看？”他一看是这本书，即刻说：“啊，这本书——我已经退休了，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接着，他下决心一般地说：“那——就送给你吧！”他的豪气和慷慨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知道，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副教授，他有不少理论研究的文字问世，但是其更大的兴趣是在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担任着一个儿童文学刊物的主编。后来知道，他那时正在构思着一部大型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太需要这本书了，于是没有任何的推辞就坦然地接受了。回来翻阅着这本书，特别是在这本书的引文注释中，我知道了王独清还有那么多与其文学生活相关的著述。我求学时期的一些疑问似乎有了一些答案，我应该继续我的寻访。于是，我就近先在省图书馆开始了寻访王独清的踪迹。可是寻访并不容易，省图书馆的资料室还只是内部开放。
      说到内部开放，我想到了一件趣事。“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有幸到过一次北京。那时两派的武斗已经结束，“大联合”已经实现，秩序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一天从六部口路过，忽然想起地图上的标识，好像这里离琉璃厂不远，向西走不多远就是。这里是有名的文化圣地，听说扫荡“四旧”的时候，大半已经停业；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不去观览一番似乎有些过意不去，即使看到的只是街景，也总算到过了琉璃厂。走进琉璃厂，店面古色古香，果然大多数店面都关门闭户。忽然看见一家店铺，店面的玻璃门窗虽然都用白色的布幔遮着，但闭着的玻璃门上却在里面贴着一个小小的告示：“对外营业”。我想：“文化大革命”要清理“四旧”，难免各家都暂时停止接待顾客；这家店铺想已清理就绪，于是就“对外营业”了。推门进去，空气氤氲，满架的线装书散发着特有的香味。室内静谧无声，不多的几位顾客偶尔倾颈侧身，交谈几句。在浏览间我无意地走到他们的附近，从他们的语音中发现，这几位和我穿着相近的顾客原来是日本人。我并不惊讶，很快就明白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成就那是世界闻名的，毛泽东主席不久前还给来访的田中角荣首相赠送了《楚辞集注》。我不也为了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而自修过一段日语吗？他们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太正常了。我浏览巡行，踱着慢步，渐渐地距他们远了。这时，一位售货员轻轻地走到我的身边，像是两位购书者在倾颈交谈一般，低声地但却是很严厉地，对我说：“赶快出去！”我白了他一眼，怀着疑虑走了出去，回头又再望了望那告示：“对外营业”。是呀，不是正在“对外营业”么？走了几十步，我突然明白过来：哦，他们是外国人，是外宾！“对外营业”，是对“外宾”营业；而我是中国人，是“内宾”！自然应该“赶快出去”了！一时间，我突然觉得我毕竟是我们祖辈阿Q的子孙，有些愤恨，有些惶恐，但更多的则是无奈。
      而当这时，虽然我知道我天然地具有“内宾”的身份，但是吃一堑长一智，不知这回“内部”又指的是什么。我就问了一句：“我想借——”还没有等我说完，我就得到了一个肯定地回答：“不行！”这一次我就立刻明白了，看来我的“内宾”身份没有了，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宾”！这内外之间的变化，使我特别地丧气。这时，我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这内外之间应该也不例外吧。我得学聪明一点，想办法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内宾。忽然想起，学会中有一位同仁是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长，因为替他办过一点小事，有些来往，还算熟悉。想他们之间或许会因“内部”的业务往来，成为相熟的朋友，请他从中介绍一下，也许我自己也就会变成真正的“内宾”。我找上门去，说出这个意思，他立即就慨然答应了。原来，省图书馆的一位副馆长是他们本家的一个兄弟。他立即拿出纸笔，给我写了一个便条。我拿着这个便条去找他们的馆长，适逢馆长不在，我就径直向资料室奔去。我把这纸条拿出来递过去，于是我这个真正的“内宾”自然立即就得到了应有的待遇。但是，不幸得很，因为馆藏不丰，所得有限，只看到了两本书，一是王独清的自叙传《我在欧洲的生活》，一是区梦觉编的《王独清论》，王独清的诗集一本也没有得见。除此之外，还有不多的几种，不过却是有目无书。
      这年的夏天，由倪墨炎主编的《创造社作品专辑》出版了。偶然间在一张旧报上看见广告，我立刻向上海书店邮购了编入其中的《独清自选集》。这是根据1933年乐华图书公司“自选集丛书”的版本复印的，尽管篇幅不大，却全面的展示了王独清的文学成就，选了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还在正文之前刊印了王独清的自述：《我文学生活的回顾》。手头有了王独清的作品，我的寻访才算有了一点着落，我想我的研究不至成为屠龙之术了。
      1991年年底，偶然有一个机会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学院由于经费的紧张，已经有许多年不许教学人员外出参加这样的会议了。这一次特别恩准，是由于事关重大——这是由中央级的一个学术机构所举办的一个讲习班，其内容是“学科清理研讨会”，是清除“自由化”的影响的，因此党委开会，特别决定参加。会期七天，在结束之前我的思想忽然“自由”了一下，想：北京是文献荟萃之所，众多的图书机构其收藏应该是富甲全国，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在这里寻访一下王独清的踪迹呢？于是，我写信向学院续了假，首先到了白石桥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它还没有改名，叫北京图书馆。到了它的门前，入内看见它的种种完善的设施，想起我辈芸芸众生读书的种种艰难，真是感慨万千。
      北京毕竟是北京，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王独清的主要诗作，它的四种诗集：《圣母像前》《死前》《威尼市》《埃及人》。这是由上海沪滨书局在1930年出版的一个合印本，浅玫瑰色的封面，软面精装还印有凹面花纹，大32K的毛边本，很是精美。我想将它全部复印下来。但是，不能。据说，因为是库本，不能让复印的高温影响书籍的寿命。没有办法，只好抄写了。于是，每天由一位馆员陪着我这唯一的读者，在大大的桌案上奋笔抄录。我希望中午闭馆休息的时候，能将我锁在阅览室中，好继续工作，但是也不能。每当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将自带的食品，草草吃完，就走出图书馆的大门，在周围的大街上信步而行。因为是第一次接触，我边读边看，进度并不很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抄完这本诗集，着实有些着急狂燥。我一边走，一边看着手表，算计着按原路返回的时间，以便能在第一时间站在阅览室的门前。就这样，连续两天，我终于将这本200多页的诗集抄完了。
      在北京图书馆里，我的第二个收获是在《王独清诗歌代表作》的书末封里看到了由凌石编的《王独清著作及其版本》。这是1935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印行的，这可以说是王独清文学著作的一份清单。它对每本著作的出版时间、出版社以及当时的发行状况（是否被禁、是否绝版）进行了考订，比《中国新文学大系·资料卷》中所列的有关名录要丰富得多了。此后，我就按图索骥，依据它的提示进行寻访。我后来的寻访，虽然也有超出它的新发现，但并不很多。
      我在这里的第三个收获是知道了王独清还参与并主持编辑了《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这套丛书由程演生、李季、王独清任主编，原先所定的目标很大，它以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民族斗争、宫廷政变、边将作乱等事件为中心，将历代“官书”摒弃的史料以及散藏在民间的有关抄本共二百余篇（部），分辑为数十册出版。我在这里所见的由王独清亲手编定的共有三种，一是《先拨志始》；一是《东南纪事》；一是《庚子国变记》。这三种书是1946年、1947年由神州国光社印行的，每册之前都冠有蔡元培所写的总序。蔡序以手迹刊印，文虽不长但评价甚高，他说“其于中国之将来，必有大影响，无疑也。”看见这三种书，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在我们学院中所看到的残缺不全的一套丛书。这是由上海书店在1982年复印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其中的一册在书末附着这套丛书的简介，说明它原名就是《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我记得现在的复印本好像已经将编者的署名悉数删去了，只是在《先拨志始》的一页的末行偶然间保留了署名“独清”的一个自注。当时不能确定这个“独清”是不是王独清，也就未加注意，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三册书也不许复印，我只好又将其中的序言或全文抄录或摘要笔记。回到学院，我再次借阅了《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才发现《先拨志始》《庚子国变记》中的序言还全文保留着，只是署名已经改成了编者。从简介中我知道了这套丛书初版于1936年，解放前曾两次再版。解放后1951年8月，神州国光社曾经将它们编为17个分册，改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重印过一次。这次上海书店据1951年神州国光社版复印出版已经是第五次印行了，仅这一版印行就有两万册之多，那么五次印行其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可见蔡先生的评价是信言不虚了；但是，我辈至今也还没有看到它的全貌，不知其中还有没有王独清的手译。
      在读《先拨志始》序言的时候，王独清引述了他在丛书第三册的序言中所说过的有关李自成起义的一段话，那么这一册的书名是什么呢？查阅了附在《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的书目，看到17册之中有一册名曰《甲申传信录》。我想，李自成建立政权在1644年，即甲申年间，郭沫若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为此而作的。而在这套丛书中，以“甲申”为名者仅此一见，想来王独清所编辑的有关李自成的史料应该就是这本了。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甲申传信录》就应该是王独清所编辑的了，只是未见原书，其序言的全文是无由得见了。这样看来，这套丛书由王独清亲手编辑的最少有四种，占到全书17册的将近四分之一。如果我们有幸能窥其全貌，也许还会有新的发现。
      接着，我又到了设在国子监旧址的首都图书馆，到了设在王府井北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在这两处，我又见到了几种王独清的著作。这两处的好处是他们都没有午休，于是我清晨进去，傍晚出来，埋头阅读。首都图书馆收藏有王独清的一个剧本：《貂蝉》，很难一见。这是一个复印本，字迹不是很清楚，墨点也很多；想要据此复印恐怕其清晰度会大打折扣的，而且他们那里其时也还没有复印机。我只能边读边做笔记和摘录。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所借出的王独清的著作，都盖有一个朱红的印章：“限”。显然，这是限制阅读范围的标记，这时虽说已经取消了阅读限制，但是由朱砂大印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记怕是永远不能消褪的了。这里的馆藏都是可以复印的，但是那时的复印费用与我那时的工资相比，还是不菲的；想要全部复印经济上难以承受，我只能挑选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篇文章复印，其他的还只能是用过去的老法子：抄录、摘要。
      在这两个图书馆的几天中，我进馆之后，中午就不再出馆。七八个小时之间，不再进食，不再饮水。每天傍晚，我提着书包走出图书馆的大门，身心俱疲。公交车从紫禁城的北侧缓缓驶过，向窗外望去，行人车辆并不很多，景色迷离，苍茫不清。圆圆的、昏黄的、硕大的太阳，低低地挂在浓黑的北城墙上，像是一轮月亮。我觉得有点寂寞，心头似乎还有一丝无名的悲哀。车上四处透风，等回到我在西郊的住地的时候，浑身已经冻透了。室内有我从来没有享用过的暖气，好久好久暖和过来，再外出在住地的附近吃一顿简单的晚餐。就这样过了几天，等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的寻访毕竟有了空前的收获，觉得王独清的文学成就还是值得而且也应该介绍给世人。这不仅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弥补某种缺憾，也能为家乡的文化史贡献若干的资料。
      阅读从北京寻访来的第一手材料，我发现现今出版的有关王独清生平的文字，不少材料多有乖舛和不确之处，甚至连一些著名的工具书也未能幸免。它们之间相互袭用，遂以讹传讹。孟子说：知人论世。这应该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条件了。于是，我想澄清这其中的一些误说，开始撰写我研究王独清的第一篇文章：《王独清生平考辩》。为此，我走出书斋，开始了进一步的寻访。
      长安是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地名。民国以来的文人常常用这个旧称来称呼西安。王独清的一本自叙传就名为《长安城中的少年》，于是人们就称他为长安人。解放后，西安的南郊另设了长安县，于是人们就难免将二者混淆起来，我当初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曾向长安县的地方志办公室去信询问王独清的情况，等待了多日却没有任何回音。这时我想起了在北京看过的《长安城中的少年》。从这本书的记述中可以知道，他虽然久居西安，祖籍却是在蒲城。这时我就又写信向蒲城地方志办公室联系，不久回信收到了，说他们正在编志，并准备为王独清撰写专稿，欢迎我去进行交流，我决定到蒲城去。
      1992年，这年的夏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才进入5月天气就非常的热。我从西安出发，先到渭南，又换乘了一次汽车才到了蒲城，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找到县志办，他们的主任接待了我。这是一个中年人，前庭开阔，慈眉善目，和蔼而又热情。他简要地介绍了他们对于王独清的了解，接着又给我联系了县城中一位教历史的中学教师，说他对王独清颇有研究。于是，我告别了县志办主任，就又去拜访这位老师。这是县政协的一名委员，虽然年龄并不很大，与人们常说的宿儒的印象还有不少的距离，但是对地方掌故却是非常熟悉。他给我口述了他准备撰写的关于王氏家族的一篇文章——《殷殷爱国情  满门尽忠烈》的内容和一些传说。接着，又带我到王氏家族的祠堂和王独清先祖的故居去实地考察。王氏家族的祠堂大门紧闭，不得而入，只能看看它的门楣；故居中已经没有王独清的直系亲属，只见满院石碑，残断倒地，成了铺地的什物，而个别的几块则靠着不高的土墙冷冷地竖着。据说这些都是“文革”时期毁坏之后，由祖坟上拉运回来的。眼看天色已晚，根本无法细读，只好抓紧时间拍了几张外景照片。当晚，我就住在了这个老师的宿舍中。第二天，我到县志办去向主任告别，他又拿出清刻本的县志供我阅读，还将他们新编县志中的王独清的初稿赠送给我。临别之时，时光已近中午，他一定要邀我到他家用了中饭再走，说他家离汽车站很近，吃完中饭上车，很方便的。他的盛情实在是难以谢绝，也就只好从命了。在寻访王独清的旅途中，我在蒲城遇到的这两位朋友是最为热情而令我难忘的了。
      在热情而令我难忘的朋友中，还应该谈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前辈，那就是当今被人称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郑超麟老先生。1991年，郑先生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郑超麟谈萧三、王独清》一文。这是一篇访谈录，但是却没有留下访问者的名字，署名的位置上显示的只是记录者的姓名：郑晓方。郑先生在文中说他与王独清很熟，于是我就写信给《新文学史料》，请他们将我的信转寄给郑先生。我的信是10月13日寄出的，11月31日郑先生收到了我的信，第二天就给我写了回信。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三次通信。在信中他不仅回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并表示王独清是创造社的重要作家，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却被人们抹杀了。他为此深感不平，他要帮助我完成关于王独清的研究。他不知道我已经邮购到了上海书店版的《独清自选集》，他自己购买之后，还从上海给我邮寄过来。老人尊重历史的慎重态度，侠肝义胆的高风亮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看完第三封回信，我忽然发现在信封的背面有几行小字。上面写着：“李建中先生：我爷爷已92高龄，视力已十分不好，今后请以照顾他年迈为主，尽量少给他写信的负担。郑晓方”。这时，当我再次仔细展读郑先生的信件的时候，我的眼眶充满了泪水，眼前顿时模糊了。我知道郑先生年事已高，但没有想到他竟然已有九十多岁的高龄。过去，每当我展读郑老的信件都是一种享受，一应的繁体字，字形瘦长而微倾，字迹劲健而有力，每个字都像一个扬头柱杖、临风而立的老人，字体古拙苍劲。只是偶尔有些字的笔划叠压在了一起，不易辨认。而今当我再读这几封信，特别是第三封信的时候，我不仅发现信封背面有如上的一段文字，而且正面的收信地址，因郑老的字迹笔划叠压重重，再加上又是繁体字，有些字已经黑如墨团，无法辨认了。从笔迹来看，我的收信地址是由郑晓方同志另行写上去的。夜幕之中，我扬头望着暗暗的天花板，朦胧的泪眼中，我似乎看见了一个老人：他佝偻着身驱，伏在桌案上，一笔一划地书写。也许是因为身体不适，也许是因为劳累，今天手臂颤抖得比往日更加厉害；高度近视的他并没有发现今天的字迹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写完之后他依旧缓缓地站起身来，亲手将信封好，再交给他的亲属，用他那浓重的闽南话叮嘱他们，替他投寄出去。
      我感谢郑晓方同志的提醒，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再增添如此之多的困难了。于是，我将感谢压在心底，遵照郑晓方同志的叮嘱没有再给郑老写信。
      1994年9月，我又突然收到郑老先生的来信。信中说他在这年《新文学史料》的第三期上看到了我的文章《王独清生平考辩》的标题，就让家人读给他听；而且从文章中引用他信中的话，又想起了我，于是写了这封信。因为想不起我的地址，想让杂志社转交给我。我再看信封上的笔迹，我的姓名和他的地址是郑老亲笔写就，而我的地址则是郑晓方同志书写的，因而信还是直接寄到了。在信中他肯定了我的文章，又主动给我提供了若干有关王独清的材料。面对老人家的关心，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真想立即赶到上海，向老人道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很快写了复信以表谢忱。看到老人家对此事如此关心，我就又提出了几个问题，请老人家解答。12月，我接到老人家的复信。这封信不是老人家的笔迹，读完全信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老人家在信的末尾亲笔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已不能写字，写的字只有熟朋友认的，此信又写得长，怕你好多字看不懂，故请人誊清。此信事实上回答了你二个问题，已经写得太长了。无力再写下去。总之，创造社的内部斗争，那些个人纠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认为（有）意义可言，我只能说以上这些话。
      我由此知道，这封复信是一份抄件，老人家亲笔校改了其中抄错的几个字；而在抄件的后面，老人家郑重地署上他的名字，以示负责。看完这封信，谁都可以想见老人家在写这封信时种种的艰难情形以及认真负责的精神。这时，在我心头升起的是对这位世纪老人的品性人格的无比崇敬。
      老人家写信如此艰难，我再也不应该给老人家写信了。从此，我们的通信就结束了。然而，每当我面对这个课题，我就想起了这位令我崇敬的世纪老人。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有幸到上海去，一定要到他石泉路的住所去拜望一下老人家。1997年，我从中央电视台的《邓小平》专题片中看到了老人家的面影。他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精神矍烁，身体健康，我为看到他高兴。1999年，从广告上看到他翻译的法国作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再版，我立即邮购了回来，打开一看，扉页上有老人家的一幅照片，下面印着“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我知道，我想拜望老人家的愿望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虽然，我早已知道老人家已届期颐之年，正是俗语所说的风烛残年，但是无奈我辈因囊中羞涩种种原因，难以成行啊！
      当然，我的寻访也并不总是顺利的，倒是遭遇困难的时候为多。我曾经利用种种关系在我的住地及其附近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但是所得甚少。我也曾托过一些朋友代我在外地的图书馆中查找资料，但大多没有收获。有时，我直接给一些大图书馆写信过去，请其代查复印，因为不能直接见到原书，对内容无法选择，常常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却有用者不多；而有时甚至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一想起这些令人困惑、恼心的事，我对那些着意和无意间帮助过我的那些朋友，就特别的感动。我将这个寻访的过程告诉给大家，自然是想引起大家对我的研究对象的关注，同时也是为了表示我对上文中那些友人的感谢；但是，这追述也许无意间为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保存了一点资料，促使人们思考这“千淘万漉”的种种原因，从而为继续改变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做一点工作……
      寻访王独清耗费了我太多的时间，之所以如此锲而不舍者乃是由于追思前贤，不敢忘其教诲。王国维先生曾有言曰：“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虽是论述国学研究之言，其实哪一项研究又能不这样呢？我辈后生小子虽然追慕先生之言，然而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不过是一心向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