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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军阀混战，1927至1928两年当中，陕西境内的攻城战就发生了一二十起之多。1928年上半年国民军先后攻克了三原、泾阳、富平、高陵、朝邑、韩城、邰阳、蒲城等城池。唯有军阀党毓昆盘踞的凤翔城久攻不克。党毓昆(绰号“党拐子”)是郭坚的旧部。自1917到1928年，党毓昆一直盘踞在凤翔府，前后达二十年之久，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土皇帝。他的部队，纪律极端废驰，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当地的百姓无不恨之入骨。

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的第三师(师长安树德)、第八师(师长周永胜)、第二十二师(师长田春芳)和独立旅(旅长刘文培)，围攻凤翔县城。

凤翔是自古以来的一座著名城池，是关中西路的重镇，在汉代为右扶风郡，唐宋以降直至清末民初，都是府治。城内地势高于城外，城墙极高且厚，坚固异常，城壕深宽各在三丈开外。城北有一个叫做“凤凰泉”的源头，有碗口般粗的几股泉水，长年不息地流入城壕之中。

党毓昆在凤翔做了十二年的土皇帝，对民间的苛索搜刮和抢劫无所不用其极，把这座城池当作他的万世家业，城内的囤粮可供城内驻军和居民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宋哲元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半年之久，官兵伤亡约有四、五千人始终未能攻破。1928年7月间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宋哲元请准冯玉祥把远在山东临清和河南滑县、道口一带的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8月初，张维玺率领着全军三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参加围城之战。当时张维玺已升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因兼理陕西省政府的政务，不能经常驻在凤翔督师。为此，宋哲元部第四方面军原在凤翔围城的各师旅，也拨归张维玺统一指挥。

张维玺基于上年攻打同州的惨痛教训，认为爬城硬攻，不仅牺牲太大，而且徒劳无功，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底下进攻的战术。笔者当时任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直属坑道营副营长、代理营长的职务(营长王福祥受伤到西安住医院)，担负着这个坑道作业的指挥责任。坑道是从“东湖”西北角的“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院内开始掘进的，那里距离城墙只有二百多米远。坑道作业的进行，和现在竖井采煤的方式差不多，先从地面向下挖约四丈多深之后，再平行直向城墙底下掘进。坑道的顶部和两壁都用坑木支撑，以防塌陷，下面有渗水或稀泥的地方，则用棉花、被盖等物铺垫起来。总共花费近半个月时间，把坑道胜利地挖到城脚之下，并在那里挖就一座约一间房子大小的药室，里面埋藏近四千公斤的炸药，接上电线。8月24日，一切都准备就绪，宋哲元也亲由西安赶来指挥。那天下午，宋哲元和张维玺一同召集所有攻城部队营长以上的各级指挥人员部署总攻事宜，规定在总攻一开始、坑道炸药爆发的时刻，一千五百门的野炮、山炮、追击炮(内有十五厘米口径的重迫击炮十二门)，每门必须向城内发射一百颗炮弹；五百挺的轻重机枪每挺都须对准城墙垛口或城墙爆破的豁口发射五百到一千粒子弹。

8月25日上午10时，总攻击开始。宋哲元亲自指挥工兵电雷爆破部队，把电线的电钮一按，只见埋设的那一段城墙，像山岳般摇晃摆动了两三次，然后像火山爆发似地一股浓烟直冲到云霄，同时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巨响，飞向天空的砖石纷纷落到一两千米外的地方。等到烟消尘散之后，定睛再看，只见城墙上出现了约有一、二十丈宽的大豁口。和城墙爆破的同时，十五万发的机关炮弹好像成群的乌鸦遮天盖地连续不断地向城内集中飞去，四、五十万发的机关枪弹则像一串串联珠喷泉从四面八方扫射着械上的胸墙和豁口。炮声、枪声、冲锋号声和喊杀之声搅在一起，真是震耳欲聋，令人发狂。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如呆如痴，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攻城部队毫无阻碍地像潮水一般，从城墙崩开的豁口涌进去。零星断续的巷战，不到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党毓昆本人在走投无路的乱军中被击毙，他的部队被打死打伤的约两千左右，其余五千多人全部被生擒。党毓昆的一个绰号“小白鞋”(因她经常穿着一双白色的鞋子)的小老婆，本是一员不满三十岁的女将，又是党毓昆的卫队营营长，连同她的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婴儿，也一起都被活捉。城内的居民，葬身在炮火之下的约在万数以上，触目之处皆是死尸和满身血污的伤员，城内的房屋大部分都成了一片焦土和废墟。 

民国以来，军阀挖掘古墓盗取财宝的盗窃案层出不穷。规模较大、次数较多因此以盗宝出名者有三人：一个是举世皆知的流氓军阀孙殿英，另一个是北洋军阀靳云鹗，第三个是陕西土军阀党毓昆，在他盘踞凤翔一带的十二年中间，先后把关中西路地区上自周秦下迄汉唐各个朝代的古墓葬几乎挖掘一空，盗窃的文物更是不可胜数。在凤翔城内党毓昆的司令部，有一座非常坚固而未被炮火摧毁的库房，其中摆列着上百口的大板箱，每口箱子里边都存放着许多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物。约在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宋哲元曾把这批文物对外公开展览过一次，只邀集了各部队团长以上高级官员前往参观。遗憾的是，当时笔者没有资格被邀参观，未能亲眼看到这批古代文物。据曾经参观过这批文物展览的王赞亭先生(当时在张维玺部第十三军二十师五十九旅任旅长)说：“由于自己是外行，只见那些文物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美不胜收。现在依稀记得其中有周朝的大铜鼎，有秦穆公时的车、盖、碗、筷，以及金马、如意石(古代的镜子)等等。”这批古代文物，后来被宋哲元都交由他的军法处长萧振瀛负责运往西安，以后怎样处理和下落何处，外人都无从知晓。

当攻克凤翔城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就和张维玺商议，要把党毓昆的五千俘虏一下子都干掉。张维玺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样搞有点太残忍和太不人道。但宋却对张说：“去年你打开同州时，我曾请你把‘麻老九’的那几千俘虏斩尽杀绝，而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放走。假若你那时听我的话，把他们都杀掉，其他那些土匪就可能没人再敢于守城负隅顽抗，我们也不会在凤翔再费这样大的力气。现在甄士仁、张九才等人还霸占着陇州、邰阳、宝鸡、郦县。我们若是把“党拐子的这些俘虏一齐杀掉，他们就将为之胆寒，不敢再战，而我们也能少死多少人，少费多少事。我想不妨试试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守城。”宋、张两人虽然同样都是方面军总指挥，但宋的资历和声望都远在张之上，张不能扭转宋的意见，因而这一幕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的人间惨剧终于演出。

张维玺的指挥所设在凤翔城东纸坊街东头的一座关帝庙里。宋哲元的行辕则是设在关帝庙对过只隔一条路的一片空地里临时搭起的几座军用帐棚中。关帝庙的东南约七、八十米处，有一片相当广阔的空场，空场的南边缘有一眼深约十几丈的大枯井(这是西北高原特有的现象)。宋哲元亲自侦察发现这眼深井后，如获至宝地把它作为一个坑杀俘虏的理想场所。第十三军军部手枪营(即大刀队，亦即张维玺的警卫营)驻在关帝庙西侧一座民宅大院里，那里拘押着党毓昆部的五百名俘虏。宋哲元要亲自监斩这五百人，而负责执刀杀人的任务，则由第十三军的手枪营来承担。笔者在攻克凤翔之次日，刚由坑道营调到这个手枪营的代理营长，适逢其会地赶上作为执行这次集体屠杀指挥者之一。 

约在8月28日的上午8时，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个人都坐在关帝庙门口，亲自下令开刀。于是每两个手枪队的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的两只胳膊，从关帝庙西侧院子里飞快地跑到那眼枯井的边沿，喝令俘虏跪下。在枯井旁边早已预先排好列的五十名大刀兵，由最前边的一名开始执行，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人井中。行刑的人跟着又是一脚，把死者踢进井中。前面的一个刚完，后面的一个跟着又架着上来，照样又是一刀之后再踢一脚，好像走马灯一般，一个接连一个地不断投进枯井。在前面执刀行刑的刽子手，每逢杀上十个八个，就已血溅满身，刀钝臂酸，手都软了，接着再由后面预备的刽子手挨次轮番上前接替。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喝令跪下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像烂泥一般，使刽子手无法下手，也就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踢入井中。有的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毙命。而有的由于吓的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因疼嚎叫。有些刽子手，手法比较干净利落，一刀下去，俘虏就身首异处。而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当手举刀落时，手腕忽而软下来，只能砍进个两三公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当然会哀嚎乱叫起来。在屠杀进行的过程中。宋哲元和张维玺却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面喝茶，一面谈笑，好像若无其事地在欣赏一种什么戏剧的表演一般，声容不为所动。在这个杀人场所的周围，还布置下森严的部队，如临大敌。但宋哲元并不禁止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到警戒线外观看杀人，他还召集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现场看杀人的实况。当这五百俘虏约摸杀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俘虏被架着奔向枯井，在眼看就要丧命的一刹那间，突然从看热闹的老百姓人丛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来，飞奔上前抱着那个年轻人，大喊一声“我的儿呀!”笔者急忙上前询问缘故，那位老汉说：他是凤翔城外附近农村的人，他的儿子本来在家务农，向来不为非作歹，半年之前进城赶集卖柴时，被“党拐子”的队伍拉去当兵，刚当上兵，凤翔城就被围困起来。老汉最后哭诉着说：“我的儿子并不愿意去当兵吃粮，他也没有造过什么罪，即使作过什么孽，也都应该上在“党拐子”的帐上。他们要杀我的儿子，真是天大的冤枉，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睛啊!”他说罢，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放，又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杀我的儿子，那么就把我先杀掉!”笔者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宋哲元、张维玺的跟前，将上述情由说明后，因为深知宋哲元的人情是不容易求得的，就连忙向张维玺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个老汉能及时赶到这儿来，认出自己的儿子，确是这个俘虏命不该绝，还是总指挥开恩饶他一条命吧!”张维玺没等宋哲元开腔，就急忙抢先说：“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去好了!”这一对濒于绝境的爷儿俩，就千恩万谢地磕了几个头，然后头也不敢回地走去了。

五百俘虏全部杀完之后，宋哲元遂即集合在场观看的营长以上军官下令说：“在各师、旅、团拘押的俘虏，限令你们都在今天夜里一齐把他们杀掉，一个也不许留，一个也不许放!”于是另外的四千五百多俘虏中就有三千几百名都在那天夜里遭到杀戮，唯独第十三军军的第十七师赵凤林师长，认为这种搞法不仅太惨无人道，而且也违反古今中外所共同遵守的“优遇已无战力的俘虏”的人道主义准则。但他不敢公然抗拒宋哲元的命令，只好背地里私自对他所属的旅、团长们说：“宋主席的命令谁也不敢不听，如果你们愿意积一点德的话，那就可以酌量办理。”旅、团长们问道：“所谓酌量办理，到底是应该怎样办理呢?”这位赵师长说：“多少杀几个应付一下，其余的趁着夜深人静慢慢都把他们放走，不就得了嘛!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如果愿意照着我的意见行事，就必须严守秘密，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如果被宋主席知晓，我们谁都会吃不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的结果是：被分配在这个师中应杀的俘虏，实际上倒霉被杀的不到一百来个老弱残兵，而一千数百个青壮年幸运地虎口逃生。

这事虽然已事隔三十多年之久，但每逢回忆起来，总使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