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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钫字伯英，河南铁门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是河南省大资本家之一。他所创办的勉县民生煤矿，在解放前是陕西的仅有煤矿。解放后，人民政府按民族资本家所办厂矿处理。今天已发展成为规模较大，机械开采，年产二万吨原煤的汉中地区煤矿之一。本文作者是该矿的原工程师，现已退休。也是勉县政协的第三第四届委员。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党的统一战线号召下，迅猛展开。一九三八年，烽火已遍及整个华北，由于国民党军队，纪律散乱，败北失地，日益严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在河南一带已施行“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无丝毫保障，何况资本家和他的厂矿。因此河南观音堂民生煤矿公司的董事长张钫的五弟张镕，亟想来陕逃难，也想就地办企业，赚大钱。张镕由河南到西安，适逄西京电厂以抗战需要，已派人在汉中建立发电厂，但没有煤炭烧锅炉，怎能发电。若从关中陕北运煤到汉中，交通既不方便，运费又高，当然困难重重。所以西京电厂长在西安遇到张镕，谈及在汉中开矿采煤，供汉中电厂发电一事，符合双方需要，一拍即合张即决定在勉县探矿开采，发展煤炭生产。
      张镕将这个决定，当即通知河南观音堂民生煤矿矿长钟赐卿，令钟调人到勉办矿，当时我在观音堂煤矿任矿师。钟矿长即派我到勉县勘查矿区，并携带张钫给国民党汉中行政督察专员魏席儒的介绍信，魏接信后，即转给勉县县长付启楷，就地协助探矿。
      在上述情况之前，汉中电厂，已在勉县东丁外马营村，设有收煤站，收购勉县北山堰河一带老矿区用人工所挖之煤（俗名叫石炭），数量是有限的。尚难敷电厂所需。曾有袁致奇向我介绍过去在老矿四厂沟一带采过煤的情况，我与袁就共同去该地进行初步实地勘查煤层状况。事毕我就回西安转报给张镕说：“勉县老厂沟一带煤层沉积情况良好，可以开采。”张镕即决定：令我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到勉正式探矿。并派职工十二名与我同行到勉，另派王多福到石窝居（在勉宁交界处），刘汉山家，请刘来矿，任事务股长，我领工人到新沟，开平并煤矿。
      当年的勉县商会会长侯剑澄（国藩曾任过陕西财政厅长）曾向勉县县长付启楷提出：“煤矿矿区在勉县境内，矿权应属勉县，开釆权当然应归勉县，任何外人，不经勉县同意，不能开采”。因此张镕才具名向陕西省政府建设厅申请釆矿优先权，因张钫关系，当然批准。一九九三年秋季，陕西省建设厅才派技工马培英来勉查证矿区边界，依照矿业法规，合理布置开釆，使国家煤炭资源免遭破坏。至一九四三年初，开始少量生产原煤，日产三至五吨，从无固定产量。多是手工作业，尚少机械使用，直到解放，仅开平井八百余公尺。
      张镕于一九四九年春，派常好仁来矿任经理，主持矿内外一切行政事务，一九四三年常病故，张镕继派王松岑来任经理。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王即离矿去西安北郊定居。
      在汉中，张钫委托张丹屏设勉县民生煤矿办事处和分销站，张丹屏并曾来矿查看工程设施，张丹屏之子张字六，亦于一九四三年秋来矿调查，也曾在汉中代张钫兄弟筹集资金，维持矿上生产费用。张镕一九四四年冬季曾来矿查看工程进展情况。
      至于勉县民生煤矿的资产来源，在建矿初期的一九三九年间，由河南观音堂民生煤矿在西安出售煤价转给，作探矿工程费用。在后期从一九四四年起，至一九四七年，资金来源是由西安中央银行贷给，银行曾派专人范汇川长期住矿，检查工程进展，向银行汇报，作为贷款的依据。
      一九四一年春天，张钫由重庆去西安，路经勉县，这是张第一次来看他的煤矿，夜宿勉县财委会。走后张钫再未到勉。
      解放后，勉县民生煤矿，按照党的对民族资本家所办企业处理，使此矿获得了新生和发展，已能日产原煤二万吨。三十余年来，对汉中地区人民生活和建设都作出了应有的贡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