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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七十三岁，在新旧社会的经历，基本各占一半。人在青壮年时期，凡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特别是惨痛的遭遇，到了老年仍记忆犹新。解放三十六年来，我经常回忆起在三十七岁那一年遭受的人折磨，实在令人心酸，同时也深深感到能活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写这段过程时，自始至终是含着眼泪在十分痛苦与快乐的心情中完成的。我的文化不高，写不出有水平的东西，但我自信这完全是对人民的忠实反映。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三十年，不论在哪一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建树，如果说有一点所谓建树的话，那就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搞一点表面文章，装点门面，糊弄一下老百姓耳目罢了。相反，他们在暗地里搞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危害就无法估计了。
      解放前，人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特务来敲门”。老百姓有三怕：特务、土匪、加丘八。那时，特务组织遍布全国，无孔不入，他们白天盯哨，夜晚秘密出动，逮捕、扣押，枪毙、活埋，暗杀善良的、无辜的、爱国的、进步的及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不管任何人，只要看你不顺眼，马上就会遭受杀身大祸。
      蒋介石的嫡系头目胡宗南，除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外又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统治着西北五省，号称西北王。
      胡宗南除有三四十万军队外，还豢养了数以万计的特务，在某种情况下，特务发生的作用比伪军大得多。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就是镇压西北广大人民的大魔窟。在勉县设有军宪警联合稽查处，城内驻有宪兵一排，还有警察局、保安团，都是为绥署二处服务的，一有任务，即在特务头子的指示下联合行动。他们在陕南布下了天罗地网，大有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一网打尽之势。
      我在杨虎城将军的三十八军部队里干过近十年的军职，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这个部队直接参加过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千方百计想搞垮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很多中下级军官被迫回乡，有的在部队上不明不白的就被押进监狱，我就是被迫回乡的一个。特务们认为凡是在杨虎城部队里干过而回乡的人，一定是赤化分子，必须全部逮捕一个不留。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晚约九点钟左右，我的杀身大祸终于临头了，一个穿黄军服的伪军官骗我去北门外廖家店给他修自行车，刚出北丁不远，哗!的一下就冲出二三十个手持长短枪的便衣特务，将我团团围定，带上手铐，把我押送在岳恭成家楼上（现汉运司汽车站西斜对门杂货商店），从此我就成了与世隔绝的绥署二处的“犯人”了。他们将我五花大绑，眼睛蒙上几层厚布，鸭鸭浮水一样吊在楼扶上，脚掌只能接触地面三分之一，身体被吊成弓形，头顶在墙上，全身重量都被提在空中。大约不到两个钟头，忽然又听到上来了七八个人绳索在楼扶上拉的吱吱响，我想，一定又增加了和我一样遭遇的难友。后来我们在四川绵阳解放出狱谈起此事，才知道继我以后吊在楼上的是张复五，右耳被特务打聋了，造成终身残疾，继张以后吊在楼上的是王景春。三个人被吊了一个通夜，身体和手臂几乎吊成直线，两臂早已失掉知觉，绳索陷在被吊肿的皮肤里。解放后，每每看到敌人给我刻下这手臂上的伤痕，心中充满了无限气愤。第二天（九月九日）天还没亮，敌人怕露马脚，秘密的将我们三人装进麻袋由一辆汽车在十多个武装便衣特务押送下向东方开去。车到黄沙镇北的马路上停下了，就在这时和我们三人一样遭遇的难友石伯瑞也被逮捕上车了。车又一直向东开，整个开了一天，到夜静才停下，特务们把我们几个装了人的麻包一齐推下车，从麻袋中把我们解出。我眼睛上蒙的白布早已被抖掉了，我很快向四周一望，才发现这是一座大古庙（后来才知道这是汉中府伞铺街城隍庙）。敌人为了迷惑我们，放意将汽车在城里关外兜圈子，拖延时间，使我们不知置身于何地。从此我们就被关进了万恶的魔窟。九月十日早晨特务把我们四个人关在一个大屋里，内中还押了其他十几个人特务头子想在这些人身上轧出油水，而这些人都是汉中一带的大商人，特务们用土匪拉票子的办法，给每个人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如大烟犯、投机商、赤化分子……等。受不了酷刑的人，为了保命就倾家荡产的用大量银元、金条装满特务头子的腰包。如果有人要钱不要命抗着不给，就会叫你半夜三更去见阎王我们被关进魔窟以后，与外界完全隔绝，不准通信，不准接见任何人，整天整夜坐在地上，除继续蒙上眼睛而外，又给每人增加了一付脚镣。我们在这个大屋子里共住了八天，每天只准吃一顿饭，平平一土巴碗，饭上盖一点白菜萝卜片片，吊着命饿不死就行了。八天没喝过一滴水，四五天解不下一次大小便，最可恶也最令人痛心的是每天晚上由九点钟开始直到次晨四点钟的“审讯”；难友们带着脚镣哗啦哗啦的走动声和难友们被严刑拷打的呻吟声不绝于耳。他们天天都有汽车出入，出去是空的，回来就满载而归，有时满载而去，回来时只剩下少数特务和宪兵，抓人杀人便是他们终日的嗜好。
      九月十八日晚上九点钟，几个特务把我押进了伪法庭，二十多个特务和宪兵，提着手枪拿着各种刑具，站在我的身旁，屋子里充满了汗臭味血腥味。一个头戴大沿帽身穿黄军服脚蹬大马靴面带杀气的伪军官问我：“你参加共产党多年了?你的任务是任务?你所管的范围有哪些?哪些共产党员在你所管的范围之内?你可以考虑几分钟再答复我”。我听他这一说，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他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问题上打圈子，我既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事哪里知道，更谈不上什么任务范围等等。因此我心平气和的对他说：“请你们详细调查，我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勉县开‘也是车铺’多年了谁不知道，连生活都顾不上还谈得上干共产党的事”。伪法官那里肯听，步步逼紧地说：“你的事你明白，早说了比迟说了的好，你现在只有两条路，说了就是生路，不说就是死路”。此时此刻我心里十分着急，看来这家伙大有硬要逼着哑吧说话的气势，我预料今晚上这一关不好过，不是活就是死，因此打定了主意横下一条心，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看你们怎么办。伪法官和所有的特务见我多久不说话都急了，异口同声的大喊：“快说!快说!不说，马上拉出去枪毙!不说，马上拉出去枪毙!”在这样的场面上任何人也感到气愤：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一个无辜的人抓来，硬要戴上共产党的帽子，不承认就枪毙。在气愤不过的情况下，我也大声顶了他们一句：“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凭据?”这一下把伪法官惹火了，边骂边说：“你他妈的看一看这是什么!"他顺手拿了几张写了字的十行纸在桌子上一晃说：“这是你的凭据!再不说马上动刑!”我心里明白，这家伙拿的是假的凭据，装模作样诈骗我。我马上对他说，拿来我看!伪法官恼羞成怒，大声喊到：“动刑!”喽啰们七手八脚将我绑在了老虎凳上，伪法官向我脸猛击一拳说：“这就是你的凭据!”打得我头晕眼花，鲜血从鼻口中喷出。伪法官又命令：支砖!一共支了三匹砖，把骨节和筋肉拉得吱吱响，刹时间全身大汗长流，五脏翻腾疼痛难忍，两眼一黑就死在了老虎凳上。特务们用冷水把我泼醒：“你不是共产党快说!快说!不说就上电刑!”我睁眼一看难受极了，披头散发，全身是血，我已经由人变成鬼了，坐在老虎凳上比鬼还难看。我越看越难受，心想这就是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这就是所谓的“国之四维”?狗屁!从今天看来，蒋家王朝罪大恶极，不垮台才怪!我正在沉思，伪法官又大声喊道：“快说!快说!不说就上电刑!"这时我简直不想活了：“你们干脆枪毙好了!”就在这时电刑很快地套上我的双脚，法官用力猛绞电机，我马上全身抖动，头发直立，又麻又烧大汗涌出，两只脚原来支的三匹砖上又被电力提高了有十公分，心里猛一难过又晕死了，特务又用冷水泼活。就这样绞死泼活，又绞死又泼活反复几次，全身一点气力电没有了。伪法官终于停止了电刑，一个凶恶的特务拿着一把木刀在我的腿上连砍了三十多下，幸亏双腿早已麻木，如果是另外一个人，砍下也受不了。后来才知道，在正式下狱前每个要犯都要挨这几十刀，主要是把腿砍成半残废避免越狱或暴动当特务把我从老虎凳上解下时，我已身不由主了，好象任何部分都与我脱离了关系，一点也不听用，身子一晃又晕死在地下。
      敌人把我从伪法庭拖进了一个黑屋子，第二天我才问明同屋的难友，敌人的刑罚又多又惨，除老虎凳、电刑、木刀砍腿外，还有倒吊起来鼻孔灌辣子水、挨皮鞭、小便穿铁丝、穿针等等几种。黑屋共约八间，都排列在城隍塑像旁，共押有难友七八十人，都受过这样那样的酷刑。
      十月一日夜晚，大殿前后左右空气突然紧张，走动声、骂声、轧脚镣声，整整闹了三四个钟头。忽然听到有人叫李建伟出来，我出去看，好家伙，不由人大吃一惊，走廊里站满了二路队形的难友，大约有七八十人，每人眼睛上又蒙了白布，两个人同带一付脚镣，两个人同绑在一条绳子上。故人用四辆汽车将难友们押上了车，四面围着荷枪实弹的特务。夜里十二点钟汽车开动了，我们从特务的太太们（太太们也在车上）口中得知，车是向四川开的，我判断敌人正在向四川逃跑。由于车少人多，车至大安时，不少难友被压在车箱中间如死鸡一样。最令人痛心的是，当车开到梓潼时，有一位被押在车上的城固县某中学校长，有病拉肚子，向特务苦苦哀求多次要下车大便，特务们不但不理反而大声骂道：“造你奶奶!你想耍什么花招!”枪托皮带一齐打来，打得那位校长在车上乱滚。说也笑人，他专往太太身边滚，糊了不少的稀屎在太太身上，又是顿毒打，校长哭的象泪人一样。因为他带的有脚镣，裤子退不下来，就用手抓地上的尘土灰往裤筒里装，用手搓，用屁股在尘土灰里摩擦。我心中暗想：都是中国人，特务心最毒，我如果能活着回家，一定下决心帮助共产党把这些坏家伙也来一个一网打尽，方除我心头大恨。
      车一共走了四天才到四川绵阳县，四辆汽车上的难友都被押进绵县城隍庙一个大仓房里，把每个人眼睛上蒙的白布也取了，我很快向四周一看，一下被惊愣了，在我不远处，罗煜、张国宪、马子实、陈廷杰、谢金堂、陈雨臬、石伯瑞、张复五、王景春、张自友等都押进来了。这些人除马子实一人是关中籍外，其余都是汉中一带的人，全部是杨虎成、赵寿山二位将军的老部下，也是比较得力的中下级军官，在西安事变中，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都出过不少力、流过不少血和汗。
      我们大约是在十月五日到的绵阳，大仓房里押了不到一星期，发现外面的空气突然又紧张起来了，汽车马达声、骡车响鞭声、妇女的哭声，样样都表现着敌人又要逃跑的趋势，同时也预兆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友们危运必将来临。
      十月十三日晚上九点钟左右，几个使衣特务和两个宪兵，进屋来点名，点到谁就被拉出去，一共拉出去了十八位难友。内中有罗煜、马子实、张国宪、陈廷杰、谢全堂等五人，其余十三人我不认识。一会儿汽车开走了，我判断这十八位难友一定被集体活埋或枪杀。敌人第二次又进屋点名，空气更为紧张，又叫去十四个人，内中有陈雨臬、张复五、李建伟、石伯瑞、张自友、王景春等六人，其余八个人我不认识。这十四人一齐被押送在绵阳县伪政府监狱内（以后我们被解放出狱才打听到剩余的几十人全部押送成都、重庆分批杀害了）。
      我们在监狱里天天盼望共产党赶快解放绵阳，使我们早日脱离人间地狱。十月二十一号天刚亮，大家忽然听到外面都在放鞭炮、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绵阳!”此情此景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到的。十四位难友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大家个个热泪盈眶，被激动得哭成一团，哎呀!今天我们才活出来了，由鬼变成人了!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才是我们真正的救命恩人!我们哭着、笑着、说着，那股高兴的劲儿实在难以形容。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监狱里共有难友二三百人全部解放，这二三百人个个含着热泪跳跃着飞出了万恶的牢笼。
      绵阳距勉县大约有一千一百里路，我们出狱后举目无亲，手无分文，每人都因受伤过重，就是讨饭回家也不可能，大家都非常着急，经研究：①分头去找熟人借钱；②马上给各自的家中寄信报告好消息；③等人民政府安排就绪要求为死难者作适当处理并给我们写路条发路费返乡。最值得庆幸的是张复五从街上回来说，他找到了他五爷，在绵阳开医院，他叫傅廷弼，在绵阳开了多年的广济医院，欢迎我们都去医院作客吃住一切不成问题。我们内中有六个人（陈雨臬、张复五、石伯瑞、张自友、王景春、李建伟）很快住进了医院。傅廷弼夫妇都是硕士学位，精通西医，性情豪爽开朗，待我们如上宾，每天上顿酒下顿肉，还给我们吃药打针治病，大家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我们十分感谢这两位善良的夫妇。
      人民政府真好!当我们派了三位同志去接洽时，县长在万忙中热情接待我们（陈雨臬、张自友、李建伟）我们把遇害的十八位难友情况说明以后，县长没说话，马上就派了两位同志和我们一块去打听烈士的下落。通过整整一天的了解，才找到了眉目。据当地群众反映：有天晚上敌人将一二十个人用汽车运往小西门外双桥坟园地全部被乱枪打死，拖在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里埋了。政府派人将尸首全部掏出。我们发现，死者都被五花大绑，每人头都紧蒙着白布，颈项上还拴有麻绳，有的身中数弹，有的头脑炸裂，尸体已开始腐烂，横七竖八的摆了一大坪。时围观看的老百姓也不少，见到这种情景，哪个不掉泪，这就是蒋家王朝指使他的刽子手们绥署二处滔天罪行的铁证。当时，我们含着眼泪一边工作一边在想，烈士们啊!你们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你们死的光荣，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由于埋的较久，烈上们头上蒙的白布已经撕不下来了，就是撕下来也认不清楚了，只有从衣裤及各人的特征上判断是谁。人民政府把每个烈士都用棺木分别厚葬。我还亲自去院医找了些木板，给认得的烈士写了牌位，以便老家来搬忠骨。十八位烈士的死难事迹，轰动了绵阳城的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国民党在杀人!共产党在救人!共产党不但救了活人!也救了死人!到底谁是敌人?到底谁是恩人?
      我们六个人在广济医院共住了十六天，身体都恢复了健康，人民政府发给了路费，又写了路条，我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的离别了人民政府，离别了十八位烈士，离别了广济医院。
      一路的桥梁险道都被敌人破坏，我们只有步行，好不容易才走到广元，广元至勉县的汽车路已修通，我们很快乘坐汽车平安顺利的回到勉县。由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受了有生以来从未经受过的这一痛苦遭遇，今天能活着回家，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因此我们自从由出狱那天起，一直回到勉县，时时刻刻都以现身说法的姿态，实事求是的把共产党的恩情，人民政府的好处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因为都是铁的事实，说出来群众十分相信，我们也越说越爱说。
      新旧社会两重天，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恩人，共产党会永远胜利的，这种信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绵阳回到勉县后，党和政府对我十分信任，一开始就担任县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工作，直到六十五岁退休。在退休期间党和政府并没有把我忘记，发了足够的生活费，又安排在新楼房，儿女们都有工作，县上各位领导常来家问候，征求意见，每到年节还赠送礼物，我和周围的革命同志亲如一家。我的老伴和我过着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心里一点负担也没有的自由幸福愉快的生活同志们经常和我开玩笑地说：“老李是红光满面，越活越年轻了，谁也不相信你经是年过古稀的人。”
      我写这段过程，是用泪水换写出来的，在没有动笔前就下了几次决心，时写时停，几乎写不下去。为了把情况搞得更真实，我和老伴多次回忆往事，一边流泪，一边交谈，得到老伴的支持终于写出来了。我认识到这决不是个人遭遇一点痛苦的问题，而是值得一写的。因为通过这一具体而真实的事例，就可联想到蒋家王朝，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全国范围内丧心病狂，倒行逆施地做了比这更惨更多的坏事。他们杀害了无数的善良人民杀害了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多少人民被迫倾家荡产，多少人民家破人亡，他们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今天，从我们的亲身经历和遭遇中，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特别盼望我们的后辈，要更加珍惜我们的伟大事业，永远跟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