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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吴佩孚派大军进入陕西，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将领大都接受北廷改编，致使陕西靖国军趋于瓦解。于右任悄然离开三原，取道甘肃，辗转到了上海。斯时孙中山亦以陈炯明叛变来沪，他即向孙中山汇报了陕西靖国军失败的经过，并以未能完成任务而引咎自责。孙中山饱含深情地说：  “失败何伤，我亦失败来此”。在失败困惑中的孙中山，由于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激发了新的希望。他先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维金斯基、代表越飞及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会谈。得出“我们的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结论，决定采取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这一革命东风，顿使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于右任在与孙中山会谈后，经过对靖国军护法战争失败的反思后也从教训中得到了启迪。如他自己所说：“同无知识之队伍干革命，成功则自己先受其害，不成自己亦受其害。”这样于右任从困惑中清醒了过来，由衷地拥护孙中山的决定，和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完成国民革命而战斗!于右任认为“欲建新民国当先纯洁革命组织，而创立新教育以培育革命骨干尤为当务之急。”于是他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与合作下，接收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将其改建并充实了设备，于1922年10月成立了上海大学。于右任为校长、邵力子为教务长、邓中夏为总务长、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共产党人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及左翼作家沈雁冰等在校任教。一时，进步青年争先来上海大学学习，毕业后大都成为革命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如广州起义的赤卫队中队长沙文求、李大钊、派遣回陕筹备国民会议的李子健等都是从上海大学毕业的学生。

由于三大政策的执行，壮大了革命力量。1923年，彻底击败了陈炯明叛军，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革命政府，进行了国民党改组工作。于右任奉命参与了这一工作。为了不负使命，他在开展工作中煞费苦心，尤其在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针对右派人物的阻扰和破坏言论，以其颠扑不破的论断，及时给以回击，对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年1月26日，他曾奉命赴北京，向那里的国民党右派传达孙中山的意旨，虽未能完全刹住那些人所从事的分裂活动，但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有力挫折了他们的猖狂气焰，使他们的魍魉丑态大白于国人之前。

同年12月，于右任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在孙中山的主持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决定在下年一月召开国民党一大会议。1924年1月中国国一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这次大会是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合作召开的，是一个国共亲密团结并肩战斗的大会。于右任经孙中山指定担任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对依照三大政策确立的国民党党纲和党章作出了贡献。他当选第一届国民党中决执行委员兼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与共产党人王荷波等合作得很好，使江、浙一带的工人、农民运动获得长足的发展，有力地震撼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就在这时，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制造滥言，攻击国共合作。于右任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精辟地阐述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两党，  “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道理。文中从两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一是“社会党(于文指共产党)为吾国新起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士，吾不能不有厚望于彼等”；二是“中国政治界之黑暗，可谓极矣!爱国之政治家必须互相结合，以自厚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他的这一论断，是从护法运动失败中所凝结出的心得，深有体会地赞赏共产党人献身革命的奋斗精神，用以给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而重振其反清时的革命朝气。这一论文的发表，给破坏国共团结的陈词滥调以有力的抨击。

1924年10月13日，国民军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举行了首都革命，电请于右任北上，为孙中山来京作好准备工作。于右任到北京后，与李大钊合作，对国民军官兵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同年11月，孙中山接受中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决定北上，在离开前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北上宣言”，主张在北京举行国民会议与国人共商国是，以解决中国统一和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这时居京工作的李大钊、于右任等国共两党人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18日，于右任在“美专”讲演，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他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为召开真正解决国是的国民会议，必须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彻底击败以段琪瑞为首的封建军阀的干扰和破坏。这一鼓舞人心的讲话，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播，对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斯时，窃取北京中央政权的段琪瑞气急败坏地抛出“善后会议”的对策，以事抵制。乃国民党右派也在这时制造滥言中伤国共合作，起了配合作用。是年2月，孙中山病情转重，特任于右任、陈友仁等为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代孙中山处理一切事务。而冯自由等趁孙中山生命垂危之际，宣布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诋毁三大政策。于右任立即登报声明否认加入该俱乐部，并严词遣责冯等背叛孙中山革命路线的罪恶勾当。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蓄意制造分裂的右派人物更得意忘形地猖狂起来。为了回击这一反动逆流，于右任、李大钊等于11月27日联名致电国民党全国各级党部，严词批驳了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的反革命言行。

为了提高国民二军官兵的革命素质，1924年冬，李大钊经于右任介绍到河南晤见了胡景翼，遂在该军士兵及辖区内大力推动了工运及军运工作。1925年5月，于右任在开封对二军官兵作了长篇讲话，讲话内容分：革命、国民军、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四部分，鼓舞了二军将士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民主中国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

1926年春。于右任为了解救西安、三原之围，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去苏联劝冯玉祥回国。于右任当时住在天津英租界国民饭店，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监视，化名原春雨。李大钊为于右任办妥了出国手续，遂即起程赴苏。7月下旬，于右任在莫斯科晤见冯玉祥。冯玉祥对于右任提出建立国民联军，进兵陕甘，解西安之围，然后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大军的意见， 欣然承诺。于右任在莫斯科期间，受到苏联革命委员会学术团体及中山大学党支部的热烈欢迎。《真理报》刊登了对于右任的专访报告，中山大学授于以荣誉学位。于右任在苏联与各方接洽，耳濡目染，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他在红场谒列宁柩后，咏出： “君之主张东方之民久己闻，君之策略东方之事奠能改。何况共同奋斗救中国，中山遗命赫然在!……吊中山之良友兮，知取则不逸”  (红场歌)。在归途中还写出：“苍髯如戟一战士，何日完成革命史。大呼万岁定中华，全世界被压迫之人民同日起”《舟入黄海作歌》一。这是于右任发自内心的心声，说明他依照孙中山先生所指示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据李大钊1926年9月8日写给党中央的政治报告中说：“以前于、冯不甚相得，此次则融和无间矣。于抵莫与冯谈，冯即毅然归。于10日行，冯17日离莫。于右任和冯玉祥在五原召开国民联军誓师大会。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授旗。嗣即由于右任率领孙良诚、吉鸿昌、孙连仲、方振武等部共25000多人回陕。10月中旬，于右任在乾州主持了军事会议，进军西安。11月28日，西安解围，刘振华逃离陕西。于右任奉命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职。他与共产党人合作，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由刘含初、李子洲、邓希贤、史可轩、李林等担任两校的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二千名的军事人才和政治骨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后，置诺言于不顾，既囚禁了张学良，又派兵西进。杨虎城为了联合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的实现，促使蒋介石实践其诺言，通过隐蔽渠道，把中共关于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送给于右任。于右任托张继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宣读了这一声明，引起了舆论界的共鸣。蒋介石迫于群众的呼声，不得不答应国共二次合作，共同团结抗日的条件。

于右任在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随政府搬迁重庆。到了汉口，适逢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他即为之题写了报头。表达了他对国共二次合作、团结御侮的心愿和热诚的支持。接着他创办了《民族诗坛》，指出际此对日奋战、团结救亡的伟大时代，用诗歌以激励人民蕴蓄巳久的战斗豪情，是摆在当前的神圣职责。在诗坛发刊初，他兴奋地咏出：  “祖国危急诚万万，大家起来卫神州。”  “民族生命争一线，吾身幸参神圣战；破胡天，破胡天，吾躯甘愿为国捐!”

1939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三年，于右任派监察委员分赴各战区，慰问抗战将士，询问民间疾苦，他也随同前往。为了激励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特咏《荣誉军人歌》：“……寸寸河山寸寸血，国家至上生命贱；何况胡儿胡马遍中原，百万遗黎哭前线!荣誉乎，男儿汉!裹创为国平大难。”

当日本侵略军为达到他所谓“肃正治安”的妄想时，大肆屠杀与扫荡，致使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内出现了破坏团结的现象，于右任深为忧虑，特给《全面抗战画史》题词：“噪昏鸦，中原满地逞胡笳。沿江各口窥胡马，切莫嗟呀，看神州放异花。一战收功也，把血史争图画。更高呼中华万岁，万岁中华！”诗中借写部分人物的忧叹声，托讽不露地给企图破坏团结者以有力的鞭挞，更以看神州放异花，鼓舞人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与勇气。1945年8月，毛主席为了争取和平来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于右任特别设宴欢请毛主席，乃是于右任公开支持两党合作，为和平统一铺平道路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