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1925），古历腊月间，在山西太原中学和汾阳的铭义中学，以及本省榆林中学、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等外地求学的府谷籍的时称“旅外学生”，放寒假后都陆续回到了县城。这时恰遇国民党府谷县县长贺弼卸任，在给新任县长移交手续之际，县城百姓对贺弼的离任议论纷纷。同学们仔细打听后，才了解了舆论哗然的原因。
贺弼，字少亮，湖南安化人，清代举人，曾在贵州出任过试用同知。民国十四年二月，就任民国政府府谷县县长时，将其孙子带在身边，以便于在官场中历练。又因本人年老多病，精神不支无力视事，所以在任职期间，将一切政务、民事等事宜，交由其孙代办施行。而其孙一来年少性傲，没什么社会经验，二来贪婪金钱，想借机搜刮民财。因此，民间如有诉讼，不管有理无理，只要送上银钱，就能打赢官司。对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若不能限期交纳，轻则催逼拷打，重则坐牢或枷锁在县衙大堂前示众。凡此鱼肉乡里的种种行径，百姓平日敢怒不敢言，现在听说贺弼将要满载还乡，所以一时怨言四起，满城讨声。
在外地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同学们，听了其孙的件件恶行后，人人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当即由黄守斌、苏一苇、李来宾召集了张子栋、牛兆滚、孙锺慧、孙计一、苏家许、郝旸、郝俊、刘世英、郝志巍等人，共同商讨了如何为家乡父老出一口气，与贪官算账的事。在充分酝酿后，同学们一致表示，决不能把贺弼轻易放走，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把人民的血汗钱归还给人民，并推举了苏一苇、李来宾、张子栋、黄守斌四人为代表。会后大家分头搜集、整理了贺弼及其孙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材料，思想上做了与其争斗的充分准备。
贺弼卸任后，住在县城内城隍庙西院的禅堂（禅，佛教名词。从事参禅等佛事活动的房屋）内。古历腊月十三日上午，十多名“旅外学生”聚齐，将贺弼的住处团团围住，黄守斌等四名代表直闯人内，当面提出要清算他任期内的摊派款项及其他收人、支出账目。这时的贺弼先是一味吱吱呜呜、搪塞，后来干脆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代表们据理列举了从百姓中了解到的有关强征捐税、索要受贿、搜刮民财的种种事实，声言要将其祸害民众的卑劣行径公之于全县，算不清账目，决不罢休。
这时只有县财政局长刘渭堂闻讯赶来，出面调解，劝说同学们先回去，不论什么事情慢慢商量。代表们也感到一时不可能解决问题，于是出屋向等候在外的同学们说明了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学生们经商量一致认为，虽然眼下不能解决，但也不能拖延不决，更要防止贺弼夜间逃走。最后商定，全体同学集中蜗居在禅院大门外的鼓楼洞内，24小时不离贺的住地，日夜轮流吃饭，轮流休息，轮流监视，并天天催促，毫不松懈。就这样在天寒地冻、夜间冷风侵袭中，同学们整整守候了七天七夜。刘渭堂为双方来往传话、协商，直至腊月二十日，贺弼在内外无助、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退出赃款1200元（银元）。因一时手中没有现钱，就由刘渭堂出据做保，并承诺过年后由刘一次交清。经一再讨论、协商，大家这才同意了结。随即家在乡下的同学也就回家过春节去了。
第二年春节过后，同学们先后来到县城，这时刘渭堂也将贺弼退出的赃款如数送来（是否真的是贺弼退出的钱就无法得知了）。同学们拿到钱后商定，将这笔钱送给县城“第一高级小学”（即南门高小），建一个图书馆，为家乡父老兄弟做一件好事。但一来“一高”当时还未开学，学校没人，同学们马上要开学提前返校，没时间等待；二来一些同学觉得既要建立一个图书馆，1200块大洋恐怕还有些不足，建议不如先放债生息，等积攒得差不多再送给“一高”。最后大家都同意这一建议，便把钱交给了认为是妥当人的李来宾父亲李二经管生息。此后两三年里，同学们今年你回来了，明年他又不在，很难聚齐，所以也很少有人过问钱的生息情况。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部分同学在外地中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回来在县上找了工作，才把李二经管的款要出来，但三年来的利息却没着落。又因种种原因，未能将款交给“一高”。
鉴于此次教训，大家商议由同学们自己经管，于是共同推举黄守斌、苏一苇经管600元，李来宾和张子栋经管600元。后来据黄守斌回忆，他和苏一苇所经管的600元，实际上由苏一人掌管着，他只应了个名。这几人所经管的钱款，都说贷给了乡外绅士，岂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动荡，同学们多数远走他乡，各奔前程，而留在县上工作的少数几个则疏于过问。这些钱虽然在1941年筹备成立府谷中学时，由校长高伟出面催要过，但均因经管本人不在，只好不了了之，以后便再也没有下文了。
十多位同学，不畏寒冬，不避艰辛，经过七日七夜的争斗，所得到的款项，不仅没能给“一高”建立起图书馆，就连一本书也没给学校买，原先的初衷化为泡影，实在是一件憾事。
参见《府谷文库》（未出版）
府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