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府谷县参加红军的人很多，要比解放期间的还多。据听说，木瓜乡李家沟（过去叫翡翠沟）曾是共产党活动的地方，韩峰，瘸老刘（刘启成）等共产党员在这里住过。1934年冬到1935年春，国民党部队来到府谷抄红军，把营部设在现在的高石崖柴家墕，为搜捕共产党，他们每天调各地老百姓到柴家墕开会，不开会的就视为当红军去了。所以，当时人们都很害怕，只要叫就马上去开会。听说这次国民党杀了很多人。
到1938年，日本兵来到保德，每天用高射炮打府谷城，住在城里，听到炮声巨响，人们怕得都不敢出门，但当时伤亡很少。后来日本兵来过府谷一回，不多久就又退回去了，当时后退时抢了些东西，烧毁了一些房屋。又过了三、四年的一个秋天，日本兵又来到保德，保德人连秋都没敢收，但这次没有过黄河，当时马占山军部在哈镇，队伍在东胜一带驻扎，1945年古历7月日本退了以后部队开走。驻扎的部队还有很多，各乡镇都驻有部队，其中国民党86师在木瓜住了一年。
日本兵退了以后，保德县被共产党占领，府谷县仍是国民党占领，当时府谷县县长诸承恩，征集当地大户人家弟兄多的成立自卫军，后来，这些人看到要打仗了，害怕打仗，就自己以每人千元钱雇用了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民，并派这些人守河。国民党还雇用了蒙古军把守府谷。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开始在府谷展开了拉锯战。董太成讲：“1947年九月初七，八路军到了木瓜，侦察队住在董家沟，住了三天，我的爷爷给带过路。九月二十几，八路军又来了，当晚打了尖堡子。以后断断续续又打了很多仗，榆家坪打了一仗，八路军受损失较大，当时我也给抬过担架。到了冬天，我因不敢住了走了内蒙。”
因共产党部队纪律严明，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当地群众很好，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而国民党部队，他们的军粮、草料等都向老百姓征集，如果不给就抢，还要挨打。老百姓很痛恨，也很害怕。张羊换讲：“有一次，木瓜川北是自卫军、蒙古军、国民党部队，木瓜川南是八路军。地主韩罗要雇人收割庄稼，由于挣得好工钱，我也去给收割了。在收割时，还听到子弹从头上呼呼飞过。八路军说：我们要不退，你们赶快收割；如果要退了，你们就马上逃走。实际上这边八路军人很少，他们只是打几枪就不管了，和我们拉话，可那边国民党部队只是用枪扫射，不敢过来。后来，八路军退走了，我们大部分逃走了，有四人被蒙古军抓住，受了些拷打。”1947年腊月，蒙古军又来了朱五美的部队，八路军调兵100多人围打，朱五美逃走。从此，国民党方面的部队再也没有来，以后就是自卫军捣乱。
1947年，春天是旱灾，秋天又是冻灾。人们没有吃的只能吃野菜、榆树皮、山药菀、谷秕子等，把山药蔓、苜蓿根、谷秕子等磨成面吃，就算是很好的了。用榆皮面熬的汤，因有粘性，要喝就一碗一口全喝光了，所以人们叫“一口干”。即使是这样，还是饿死了不少人。到1948年丰收了，人们才度过了灾荒，可又有吃得憋死的。
1958年，国家搞大跃进运动，喊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产生了虚报浮夸风。一些积极分子，本来地里产的很少，可偷着把其他地里的庄稼都拉到一块地里，然后汇报说的数字很大。又进行了大炼钢铁，收秋时也不让上地，专心炼铁。自制土炉，用两个水瓮里装上矿石，倒扣起来，用炭烧，风箱吹。生产下任务，每天要炼10多吨，实际上根本完不成，可还要专门有人在电话边守着，随时汇报生产情况，虚报数字。最后生产下的大部分没用都丢了，只有小部分有铁的回炉利用了。当时又搞了生产队食堂制，每人每天定量，分份吃，不准家里开小灶，只要看到谁家烟洞上冒烟，就要查处。因吃不在一块儿，不多久就解散了。
1961—1963年，又遇到了灾荒，但当时国家从各地调粮救助，渡过了灾荒，没有饿死人。1962年，国家实行全国大精减，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写申请，最后经组织批准回家。当时府谷县就回去1000多人，王广翔就是在这次精减运动中回去的。
1963年，又开始了社教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大教育，说理斗争。1964年又开展了搬尖子运动，针对村子里的尖子户，主要是地主、富农，通过开万人大会批斗、武斗，其中也批斗了些贫下中农。1965年运动结束后又向贫下中农赔情道款。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木瓜乡革委会主任戴世珍、主要是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郭生英受了批斗。木瓜乡陈家梁的王二，原是国民党兵，他说郭生英在内蒙参加过三青团员，又当过国民党员。郭生英被定为“三反”分子，带郭生英到各队批判，劳动改造背城砖，用细米丝在脖子上吊上城砖等游街。倒吊起来，以烧火柱、破锹头等威胁，让郭生英被迫承认。张羊换等人因保护郭生英，也被抓，关了7天。当时乔子清是审训组组长，分五个审训组，乔子清巡回检查，因张羊换本身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审训的人也不怎么审问，被乔子清发现了，对审训组的人说：“人家其他地方刮十二级台风，你们这儿风尘不动，你们认为张羊换是好人吗?张羊换满公社放毒……”当时公社武装干事张子义，也被批斗，因被打得受不了，黑夜逃跑。跑到清水时，见地里放着农民放下的牛耕绳，于是用牛耕绳上吊死了。文化大革命以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只顾了斗争，生产下降，受了很大损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几年，人均口粮仅180斤。
在计划经济下，每人每年发三尺六寸布证，分两期发放，每人做一双鞋就把这点布用完了。人们没办法就自己种点棉花，自己织老布做衣服。过去很多人家都有纺线车等。
1970年，毛主席说：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结果政府要求人均一口猪，第二年又增加为“一人一猪，一田猪”。可是当时连人都不够吃，给猪哪里找吃的，人们喂的猪两年还长不到100斤。直到1976年以后，人们种植自由了，实行了包产到户，人们的生活才越来越好了。时任县委书记的雷步洲从外地引进了良种山药起了很大的作用。
木瓜乡董太成（81岁）、王广翔（80岁）、王伟（70岁）、张羊换（83岁）口述王党耀整理。
参见《府谷文史资料》第18辑第119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府谷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1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