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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7岁时，考上了当时县城仅有的一所高级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校里师生抗日情绪高涨，两位共产党员教员在课堂上讲抗日的道理，介绍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著作，以及《铁流》等苏联书籍，给大家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在私下和学生谈话时，还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军的行径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当时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也发表抗日讲演，其中讲到“亡国奴不如丧家犬”，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学校在进步教员的支持下，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到社会上去讲抗日道理。我们对国民党不抵抗、卖国投降的政策十分不满，不少同学都说“国民党是刮民党”。

1931年至1932年，我们闹了数次学潮。我和晁清芳、马儒璧、田德霖被推举为学生总代表。学潮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在党员教员的指导下，提出国民党县政府机构重叠，有局还有科，应该“裁局并科”，减轻老百姓负担。

县长蔚济川对我们的行动十分不满。有一个星期天，他把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叫去，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星期天时召你们来吗？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你们学生就应该更加珍惜分阴，要好好学习，不要胡闹。”我们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他。他后来说我们这些学生不好好学习，乱干涉政府，要开除我们。学校的校长刘苍生倒还同情我们（校长的哥哥刘含初是共产党员，校长本人据说也加入过党）。他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既然县长讲了，给他们每人记大过三次，县长也就不好说了。”我们仍然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就毕业了。

当时县各镇都驻有民团。民团总可以随便罚老百姓钱，随便打死人，气焰嚣张。有一次，隆坊镇长打死了一个人，两位教师就组织我们控告他。县里当时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一天营里3个开小差的兵被隆坊镇的民团抓住枪杀了，但枪还没给这个营。因此营长和民团团长矛盾很大。两位教员指导我们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向省里告这个团总，另一方面到营长处控告。营长把我们叫去，问了问情况，我们讲了，并说民团随便杀人，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没法活了。营长问我们“怕不怕死？”我们说：“不怕。”营长说：“不怕死，好！我领你们去见县长。”到了县政府，县长一看是我们很恼火。但营长把我们告状的事讲了，县长不敢不应付一下。隔了三四天，营长派了一个连把隆坊镇民团枪缴了。民团团长杨效楷当时不在，不然还会发生更大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告到省高等法院，民政部门的状子也见了效果。省批文要县长查办，县长让县民团总团长杨宜之想办法解决。杨宜之把杨效楷骗到隆坊镇的酒坊，一边谈话，一边让马弁从外边开枪打死，县长以此向上交了差。但还有个参与其事的团副未处理，贪污的银元未退出。两位教员认为不能这样了结，要让其退赃。民团团副拿出500元给了县长，结果不了了之。

我们又告县长。当时县上有个姓张的大绅士，在军阀井岳秀部队当参议。他表面上支持我们，实际是利用我们压县长，想从中渔利。我们找了他，也把状子给了他，同时也告到了省里。张找到了县长，想要诈出点钱。县长不仅没给，还把我们几个告状的人抓起来，关到县看守所。这是1933年11月的事了，当时我已经在隆坊镇小学教书了。我被抓后，许多同学继续向省里告状。省里派人来调查，县长拿不出什么证据，学校出面证明我年幼无知，县长不得不让教员和校长把我们保了出来，但给我扣上“越轨干政”的罪名，并宣布“夺去公务权”。

在1932年夏季，刘志丹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店头镇、隆坊镇打土豪、分财物，张贴告农民书、告国民党士兵书，宣传抗日。有不少贫雇农参加了游击队。我记得有王文定、苏继堂、孙振海等一二十人。我在隆坊镇见到刘志丹，他和我谈过话，主要问了我学校的情况，讲了一些抗日道理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动员我们参加抗日，这给我很大的影响。但当时只认为共产党、红军打富济贫好，并不懂马列主义。1934年夏，已参加红军的亲友捎信让我参加红军。我走了100多里路，到了陕甘交界的小石崖杜洛尾村参加了红军，投入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