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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期先进思想对中部的影响

牛书申①

我17岁时,考上了当时县城仅有的一所高级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校里师生抗日情绪高涨,两位共产党员教员在课堂上讲抗日的道理,介绍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著作,以及《铁流》等苏联书籍,给大家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在私下和学生谈话时,还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军的行径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当时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也发表抗日讲演,其中讲到“亡国奴不如丧家犬”,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学校在进步教员的支持下,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到社会上去讲抗日道理。我们对国民党不抵抗、卖国投降的政策十分不满,不少同学都说“国民党是刮民党”。

1931年至1932年,我们闹了数次学潮。我和晁清芳、马儒璧、田德霖被推举为学生总代表。学潮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在党员教员的指导下,提出国民党县政府机构重叠,有局还有科,应该“裁局并科”,减轻老百姓负担。

县长蔚济川对我们的行动十分不满。有一个星期天,他把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叫去,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星期天时召你们来吗?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你们学生就应该更加珍惜分阴,要好好学习,不要胡闹。”我们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他。他后来说我们这些学生不好好学习,乱干涉政府,要开除我们。学校的校长刘苍生倒还同情我们(校长的哥哥刘含初是共产党员,校长本人据说也加入过党)。他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既然县长讲了,给他们每人记大过三次,县长也就不好说了。”我们仍然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就毕业了。

当时县各镇都驻有民团。民团总可以随便罚老百姓钱,随便打死人,气焰嚣张。有一次,隆坊镇长打死了一个人,两位教师就组织我们控告他。县里当时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一天营里3个开小差的兵被隆坊镇的民团抓住枪杀了,但枪还没给这个营。因此营长和民团团长矛盾很大。两位教员指导我们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向省里告这个团总,另一方面到营长处控告。营长把我们叫去,问了问情况,我们讲了,并说民团随便杀人,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没法活了。营长问我们“怕不怕死?”我们说:“不怕。”营长说:“不怕死,好!我领你们去见县长。”到了县政府,县长一看是我们很恼火。但营长把我们告状的事讲了,县长不敢不应付一下。隔了三四天,营长派了一个连把隆坊镇民团枪缴了。民团团长杨效楷当时不在,不然还会发生更大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告到省高等法院,民政部门的状子也见了效果。省批文要县长查办,县长让县民团总团长杨宜之想办法解决。杨宜之把杨效楷骗到隆坊镇的酒坊,一边谈话,一边让马弁从外边开枪打死,县长以此向上交了差。但还有个参与其事的团副未处理,贪污的银元未退出。两位教员认为不能这样了结,要让其退赃。民团团副拿出500元给了县长,结果不了了之。

我们又告县长。当时县上有个姓张的大绅士,在军阀井岳秀部队当参议。他表面上支持我们,实际是利用我们压县长,想从中渔利。我们找了他,也把状子给了他,同时也告到了省里。张找到了县长,想要诈出点钱。县长不仅没给,还把我们几个告状的人抓起来,关到县看守所。这是1933年11月的事了,当时我已经在隆坊镇小学教书了。我被抓后,许多同学继续向省里告状。省里派人来调查,县长拿不出什么证据,学校出面证明我年幼无知,县长不得不让教员和校长把我们保了出来,但给我扣上“越轨干政”的罪名,并宣布“夺去公务权”。

在1932年夏季,刘志丹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店头镇、隆坊镇打土豪、分财物,张贴告农民书、告国民党士兵书,宣传抗日。有不少贫雇农参加了游击队。我记得有王文定、苏继堂、孙振海等一二十人。我在隆坊镇见到刘志丹,他和我谈过话,主要问了我学校的情况,讲了一些抗日道理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动员我们参加抗日,这给我很大的影响。但当时只认为共产党、红军打富济贫好,并不懂马列主义。1934年夏,已参加红军的亲友捎信让我参加红军。我走了100多里路,到了陕甘交界的小石崖杜洛尾村参加了红军,投入党的怀抱。

 
【注释】
①牛书申,黄陵县隆坊镇官庄村人。曾任核工业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参见《黄陵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
中共黄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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