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
一
那年初秋，我去厦门的鼓浪屿。在彩色的记忆屏幕上，除了长须垂地榕树的浓绿，海天一线的蔚蓝，还有金光耀眼的一尊郑成功铜像。他手按宝刀，面向大海，海风飘起衣袂，目光炯炯，向西凝望。向西?大海的那一边是什么地方?1662年，郑成功成功地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长期霸占的台湾以后，清政府逐步恢复了对这一行省的治理。1895年，随着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近岛屿与澎湖列岛，台湾被日侵占长达50年。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历史的演进刚进入20世纪50年代，从大陆溃败的蒋家王朝宣布“政府”迁至台北。两个月零六天前，华夏民族一个崭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江山易主，朝代改换，台湾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尚未解放的一个省份。然而，海峡分隔着大陆，台湾远离着大陆——天然的，也是人为的。海天茫茫，山河两界，一晃又是50余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他的在天之灵，如果说人是有灵魂的，他怎能得以安宁，他的目光不是射向西边，还能射向哪里?
然而，我又看见另外一个人，身虽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年已老迈，却骨相惊人，隔着大海，望向大陆。多少年了，风风雨雨，阴阴晴晴，他一直这样凝望、凝望。海风飘拂他胸前的长髯，飞过肩膀，目穿千里却哀怨而深沉——他，就是国民党元老，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他望向北，是唐诗的北方，“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北方，俄而向南，那是宋词的南方，“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南方。远处，是他的故乡——关中三原；近处，他与郑成功四目相接。在彼此这样的凝望里，连接起千古一线的爱国情怀，而内心的波涛此起彼伏，却如太平洋之水滚滚、滔滔，我相信。然而，望眼欲穿，碧海青天夜夜心，海峡却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
二
凝望既久，云涛海浪也就渐次化为真实。六个月前仓皇辞目的一幕，在明明灭灭的幻觉中来到眼前。那天，1949年4月20日吧，人民解放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没过两天，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来到他的公馆，说是“共军已突破江防，请院长快走!"不是说长江江防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吗?怎么就不堪一击，兵溃千里呢?他想不明白。走呢，还是不走?他本想冷静地坐下来想一想，可是来人不容他迟疑，也不容他置喙，说是飞机都已准备好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飞来了台湾。他又想不明白，来台湾没几天，蒋介石搞了一个非常委员会，自己是12个委员中的一个，制定所谓“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百战之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南撤以后取得“永丰大捷"，不是说“自徐蚌会战以来，国军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吗?怎么一场声势颇大的反攻就这样“肥皂泡"似地破灭了呢?他想起那首著名的《金陵怀古》：“六朝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萨都刺的词分明向他，以及他的他们，揭示着一个严酷的结论：失败。那天在南京，他还想给远在北京的女婿屈武打个电话，还想带上夫人、长女一起走，然而匆匆如丧家之犬，连自己也慌不择路。他在大陆北方、南方生活了将近七十年，甚至来不及对满目疮痍的故园说一声“再见”，就这样撤离了，不!永别了!眼前，风静浪止，水光云彩，抚玩无及，追寻已远。浅浅的一线海峡，竞把大陆和海岛隔成了两端，故乡在那一头，自己在这一头。“太平洋上望，今古几渔船"——他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
对于于右任这个爱国老人，即使他去了台湾，我们对其还是敬重有加。这是因为：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前辈、国民党的元老、民国报界的先锋、国共合作的推动者，而且是著名诗人、一代书法大师。1961年3月，章士钊由香港回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胡子(指于右任)说今年是其老伴的八十大寿，可惜回不了大陆，心里感到很伤心。周指示：让屈武以女婿名义为于夫人做寿。事后，屈武想托人把做寿的家人照片并写一封信给于，找邵力子商量，邵说你就写“濂溪先生"关心此事即会明了。濂溪先生者，即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于庐山莲花峰下筑室讲学。于曾多次登庐山，称濂溪先生必会自然联系起姓周的一位要人。信发出去了，辗转抵达于右任手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比战乱中更难寄达的家书该是何等的珍贵!于右任五内俱沸，感激涕零。随后，他又托人带信给屈武，请他转达对“濂溪先生”的谢悃。周总理深情地对屈武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这件事，撇开其他因素，即使从政治上分析：在大陆，在周恩来的眼中，这是统战棋局中的一着；而在台湾，在于右任等人的眼中，共产党却要比国民党开明大度得多。我们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孰强孰弱，孰高孰低，也就可以立判。
于右任越到晚年，思乡之情越殷；越是报国无门，越是盼望祖国统一。这有他的许多诗作可以为证，其中国人无不知晓的却是以下这首《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诗作，写于1962年1月24日。两年九个多月以后，他带着难以瞑目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
《望大陆》不愧为于老一生中最杰出的书作，也是被我看作他的绝笔的。古往今来，凡为绝笔者，必然独一无二，无与伦比。往时，大明孤臣黄道周率兵北伐被清兵所执，大义凛然，临危于襟袍内衬血书“纲常万古，忠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数字，大气纵横，一泻千里，终成千古绝调；鉴湖女侠秋瑾，换取貂裘买宝刀，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事泄被捕而被推上断头台，饱蘸浓墨，走笔作“秋风秋雨愁杀人”绝命词，力透纸背，气贯长虹，亦堪称一代风流。于右任之书，欲将血泪寄山河，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他不是用墨写就，而是用心血和着两行老泪挥洒而成。于是，在华夏民族的精神疆域中，陡地竖起了一根顶天立地的石柱，这个石柱上写着志士仁人一次又一次书写着的“爱国”二字。时间难以磨灭，风雨不能剥蚀，地域无法割裂，浩然塞乎天地之间。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这样的精品力作可谓也为仅见。
三
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上，于右任的影响力既深且巨。是时，吴昌硕以篆籀名，古意新出，功成名就；康有为融汉魏于一炉的行书已成格局，再难有为；杨守敬用锋八面，以碑人行的旋风，也已成为昨日之历史；清道人以六朝碑版人楷，虽有自家面目，却习气太重。在现代书法史出现的回归传统，大力崇扬碑学的时代风潮下，人们有意无意地遗落了一个重要的领地——草书。再上溯二百年，明末王铎以后，善草者却后不见来人。于右任的最大贡献恰恰在于：以碑法入草，独创新体的“于体”草书，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
于右任草书的特点是将碑体与笔法自然融入草书，而且出入无迹，一派车骑雍容气度。他对草书的理解，既要有别于古时之章草、今草、狂草，又要趋变适时，确立起草书字法的“标准”，使其“前人所谓草书妙理，求之毕生而不能者，至此于平易中得之。"这个标准日易识、日易写、日准确、日美丽。由于他的倡导和一班弟子的身体力行，标准草书运动蔚为一时风气，并与康有为大张碑学，在现代书法史上互为呼应。所不同的是，康是为艺术的，于是为社会的。康有为主张学碑，是对长期笼罩书坛的帖学派书法的一个反动，目的是为书法传统注入新的血液，以扩张艺术的表现力。于右任从事标准草书运动，却要使草书走出艺术家的“象牙之塔"，为大众所接受，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与于右任可以算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在《题标准草书歌》中有一个评价：“美观适用兼有之，用心大与寻常异。"好个“用心大与寻常异"!于此七字，于右任的人格特征即便呼之欲出。
于右任生平最欣赏的历代书家是王羲之。他七岁时，曾作“十七鹅"，每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羲之爱鹅他写鹅，遥接一种心灵上的呼应。五十年代，他去台湾，组织诗人修禊，集王羲之《兰亭序》字为诗，“夫随浪迹亭林老，俯仰之间一遇之”，抒发的是对书法圣地——绍兴兰亭的眷念。给人写字，他常常旁题“以我法写兰亭字"，表达对王羲之的景慕之情。死后，他的墓碑上刻“于右任先生之墓"七字，集的也是王羲之行书。然而，于右任一生出入北碑，不写王字，何也?王羲之迥也时流、独创新体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给了他一生从事书法活动的精神支撑，我理解。于右任早年“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碑体行书，近百年书坛能够与之抗衡的，仅一二人而已。按理，他应该满足了，可是，他不满足。晚年变法，以碑人草，巧拙相生，独创“于草"，也该满足了，可是，他还是不满足。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之作书，初无意求工，始则鬻书自给，继则以为业余之运动，后则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其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以民国革命前驱的身份，书法当然是他的“业余"，业余又要“运动”，又要“标准"草书，其用心不仅大而且异乎寻常了。所谓“大”与“异”，正表明他的人世之深，正因为人世之深，我们从他的书作中，很难体会一种淡泊宁静，孤芳自赏的韵致；相反，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烟云和心底风涛，却一齐扑来眼前。“梦回东四省，血归大于山”；“顶天立地，继往开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等，即是几例。甲午之役，腐败的清政府割地赔款，丧尽脸面，他“梦中歌哭未曾休"；康有为导演“公车上书"，悲壮的“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他为之欢欣鼓舞，“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他生命的热血因之而沸腾；“六君子"喋血京都，他悲愤难抑，效法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披散头发，脱却上衣，光着膀子，右手握刀，请友人拍照留念，以示“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决心；因《半哭半笑楼诗草》惹祸，他在赴开封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春闱的途中，清廷下达通缉令，得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的消息后，即亡命南下，途经南京登紫金山谒明孝陵，“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报国无门，有家难归，他的哭声，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矣。这哭声，穿云裂石，意味深长，不禁使我想起历史上登西山的谢翱的恸哭。空山无哭声又六百多年矣。当年，谢翱曾说“今人不有知予心，后之人必有知予者”——我不知道，这番感慨是否同样掠过于右任的心头!
“哀氏乱天下，一隅问国政。"窃国大盗袁世凯意欲称帝，由其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先造舆论，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其推波助澜，而后，悍然黄袍加身。梁启超大唱反调，谢绝二十万元重赏，不怒入其被中，发表《异域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明心迹，并与其学生蔡锷策划，发动护国运动。蔡锷“曲线救国”，先去天津，然后潜往日本，中途转道香港赴滇。行前，与粱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其慷慨成仁的热血，让人一睹蔡松坡乘云而起，直上扶摇的英气。由于蔡锷的推动，云南督军唐继尧和国民党军人李烈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使得“护国战争”的一幕演得轰轰烈烈。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类“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奢谈“爱国"的人物，早已纷纷谢幕，而蔡锷“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的激烈壮怀却仍新鲜如昨。于右任睹物恩人，情不能已，欣然挥毫：“蔡李真天人，仗剑际其盛；一旦举义旗，举国同欢庆。"(《在张蕴鸥先生书室观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然而，“伤哉老元戎，并世刀难并。”昨日已矣，英雄不再，他也只有伤心往事，思潮难平。去台后，他政治上再难有作为，即移情书艺，那是以线条笔墨抒发生命激情的另一个载体。“泥古非也，拟古亦非也。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以浩浩感慨之致，卷舒其间，是古是我，即古即我，乃为得之”——这是他的艺术宣言，也是他无可奈何心境的注脚。然而，他还要积极用世，出路就是写他的标准草书，以赢得生前身后名。他的言行举止，让人觉得他驱体中的每一滴血水，都浸染儒家人世学说的汁液。超然于尘俗者，看淡了功业者，纳隐于山林者，皆非于右任也。临终前三年，他修订《标准草书》并第九次印行。他说自己：“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他坚守于灵魂并一以贯之的还是“出为天下利"的大而异的用心。
四
如果说乡愁是地理上的原因，那简单，一张船票或机票，就能解决问题；如果说是时间的问题，那也好办，三千里路云和月，总有一天能回到熟悉的家门。我们都清楚，台湾当局拒不谈判拒不接触的态度，对在台任何一个盼望统一的人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于右任只有不问政治。有人说，于去台后虽仍然担任着监察院院长的高官，但实际已经不作为了，既不打老虎，也不拍苍蝇，更多的时间是“游于艺”，此外，便是时不时地站到窗前、站在海边，凝望远在白云间的故乡。
他，其实是一个精神更为痛苦的流浪者。
于右任生于1879年，他5岁牧羊，7岁进私垫，17岁成秀才，25岁成举人。按照他父亲临终的遗嘱：“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他应该是皓首穷经于儒学的。然而，他生逢乱世，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一个时代特征，注定了他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综观于之一生，曾经三次出亡日本，而第一次在东京会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实为其人生之关钮。
1906年9月，于右任带着“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待何年"的惆怅来到日本。其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一衣带水之间的两个邻国，一个开放而强盛，一个封闭而沉沦。救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困惑，孙中山与于右任的深宵长谈，让他看到“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从而自觉地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目标纳入自己的人生图版。于右任回国前，孙中山任命他为长江大都督，希望他在上海相机行事，推动革命。所谓“长江大都督”，手下实无一兵一卒，只是一个空衔而已，关键却是武装了一个青年的思想，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若以“矢信矢患，不有有卒"这一段话去考察孙中山的反清斗争，以及各路豪杰齐集同盟会旗下，最后发起对清廷的致命性一击的历史，看似无形的思想之威力，真可谓抵得上千军万马。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其《史记》中曾对江山更替中而欲乘风而起的胸怀大志者，有过异常生动的心理与性格之描写。同观秦始皇之尊仪，项羽说是“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则叹日“大丈夫当如此也!"于右任不是项羽、刘邦一类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也不是预知天下兴亡、登高一呼而天下响应孙中山式的领袖人物。然而，他却际会风云，在时代的波谷浪尖，一展热血青年的不凡身手。1900年，于右任22岁。庚子之变后，西太后、光绪帝巡幸入陕，于右任欲上书陕西巡抚岑春煊，请其发动兵谏，手刃西太后，以助光绪帝实施新法，后被同学力阻。到了1907年，于右任29岁，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不用清帝年号，而以干支纪事，足可说明，他已经与清廷站到势不两立的位置。以《神州日报》始，从《民呼报》到《民立报》，于右任以民国报界先锋的形象出现于世人的视觉。“有独立之言论，始有独立之民族。"(《民立报》发刊词)他的批判锋芒已直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这样一个思想嬗变的过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大体用了十年的时间。后来，《民立报》成为辛亥革命前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的言论阵地和行动的组织机关。一年以后，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各省宣布光复，孙中山自美经欧返国抵沪等等重大事件的报道，《民立报》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于右任本人则赢得“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誉。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生平第一次接触的报纸即是《民立报》，三十多年以后，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曾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深情地谈及：“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登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可见《民立报》当时的影响力。
具有历史意味的是，受《民立报》启发走了“造反有理"之路的毛泽东，三十八年后，却成了埋葬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掘墓人。这一点，却是于右任始料不及的。
于右任曾在一首自况诗中这样说到自己：“名儒名将兼名士。”所谓“名将"即指他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一
事。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陕西将领张义安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陕西靖国军"名义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张义安阵亡后，委托他人请于右任回陕领导靖国军。靖国军是一支匆忙拉起的地方杂牌军，群龙无首，山头林立，军纪松懈，思想分散，问题一大堆。于右任走马上任后，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说：“我非为名利权力而来，带给大家者也不是金钱、械弹，而是一腔热忱、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以爱国精神提纲挈领，也就抓住了“牛鼻子"。然后，他整肃军纪，制定战略，轰轰烈烈打了几个硬仗。北洋军阀纠集八省联兵十万之众压向陕西，于右任独撑危局，与之对垒。部将杨虎城以数千人与直军十倍兵力激战于武功、扶风、大王居等地，于右任亲率炮兵增援，身先士卒，扭转战局。护法战争终告失败，而孙中山先生说：“失败何伤?"邵力子说：“其失败乃光荣之失败!”——在将救国救民为人生铁肩之道义的年月，败而不馁，踣而复起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让我们肃然而起敬。“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风秋雨江上舟”——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于右任放眼展望“合真诚革命之士而奋斗”。他期盼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其实胜于他自己的生命。为了它，他甚至可以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乃至全部才智。孙中山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驳斥反对论调，认为“合则两益，离则两伤”。“西山会议派”主张与共产党分裂，他以“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拒之。“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上下二次国共合作的呼声甚高，蒋介石举棋不定，暗地里分别征求元老显要意见，找到于右任，他慷慨陈词，晓以大局……历史的一幕幕，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融入远方的苍穹。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成过去。他之一生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享受过胜利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品尝失败的滋味。最后，竟被人裹挟匆忙逃离大陆。在他心之一角，也许有过这样的念头：什么时候能够回大陆走走(不说第三次国共合作，他知道这在他有生之年是很难办到了)，找个机会请教一下毛润之或者周恩来，自己是朽木不可雕也，真正的一段朽木，难以开窍。
五
晚景中的于右任，经常一个人在书房中独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独坐中听那黄昏的雨声——感旧、凄凉；怀乡、清愁。一个黄昏挨着过去，挨着过去了，又是一个黎明。每日，他煮一壶茶，握一卷书。困了，即在椅子上打盹，而手中的那卷线装书却滑落于地，那是一个老人寂寞的写真。
前几年，为他于海峡两岸传书的香港友人，已遭特务暗杀，如今是“雁不到，书成谁与?"故乡于他，像远去的大雁，再也没有回头。他只好在枯坐中搜索记忆，在记忆的最深处寻找：流过家门前的那一条渭河是那样浑浊，泾河与渭河合流时清浊是那样分明；春天已经到了，山坡上风吹草低，牧羊儿追逐羊群的笑声，从一个山坡飞向另一个山坡；秋夜的月，很瘦也很冷，挂在门前的树杈上，月光映着烛光，染白了老伴的乌发，愁绪三千丈，一针一线密密缝，都缝进了布衣、布袜……记忆如昨，故乡远隔，只有思念伴陪着他的黄昏独自愁。
打盹中，他没有“黄粱美梦"，却皆是“庄周梦蝶”，不知是自己化作蝴蝶，还是蝴蝶化作了自己，东南西北，四处飘泊。农历七月底八月初，该是孟秋，“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西南的桂花就是开得迟，园中赏桂还不到时候呢。来重庆谈判的毛润之住在张治中的桂园，两次来于公馆，第一次没碰上，第二次又来了，他便邀请他吃了便饭。除了主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作陪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叶楚伦。席间，为避嫌疑，不谈政治只谈诗。于是诗人，毛也是诗人，诗心一点，从来相通。一阕《沁园春》，传颂山城，倾倒众人。于说：“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气吞千古。”毛答：“若何，‘大王问我：几何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于是，两人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怎么又回到重庆了?他一盹醒来，揉揉眼，发觉自己又是一梦，旧梦。今宵梦醒何处?不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长江重镇，也不是“劲橹双催渡河急，一夜狂风到海边"的黄河边城，却是“料得年年肠断处"的台湾、晓风残月下的孤岛。一切恍如昨日，一切又恍如隔世。
说到诗，他一生仰慕陶渊明、李白，因其人格高沽。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另一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同时，他也推崇陆游，说是“近来进步毫无趣，诗意凭陵陆剑南"。陆游晚年埋首于山阴小筑三山故居，生活到了极端贫困的地步。可是，老诗人的骨头很硬，就是不踏权贵之门。然而，报国信念至死不衰：“吾体日益老，忠义传子孙。"临终前还写《示儿》绝笔诗，关心的是祖国的统一大业。于右任的诗品和人品都近陆放翁。当年，他乘船去广州，船过台湾海峡，凭栏远眺为日本侵占的宝岛：“云埋台岛遗民泪，雨湿神州故国情"，一腔悲愤跃然纸上。八载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夜不能寐，作《中吕·醉高歌》十首。“自由成长如何?大战方收战果。中华民族争相贺，王道干城是我。"诗毕，又书字。其间，他写得最多的是“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有人估计总在一二千件以上。他泼墨挥毫，挥洒的是喜悦，也是希望。然而，天下从此太平乎?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老人辞世的前几年，见到流落人间三十多年的《岁寒三友图》，不胜唏嘘。当年，国民党24次会议通过查办何香凝、陈树人等的提案。寒凝大地，百花肃杀。他独与何、陈等人一起作画明志。其时，经亨颐画竹，陈树人绘松，阿香凝写梅，他在画幅上题诗：“松奇梅古竹潇洒，经酒陈诗寥哭声；润色江山一支笔，无聊来写此时情。"以松、竹、梅喻人，雪压霜欺，色不凋，叶未落，花枝俏，宁折不弯的风骨洋溢纸上。可是，当年作画之人，陈树人谢世，经亨颐作古，惟有何香凝与他健在，而何香凝在大陆，他在台北。人间地下，聚散离合，难道说人都有个定数?老人重睹此画，发觉题诗中“无聊来写此时情”句却漏了一个“时”字，于是他为之重补，并又赋诗： 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头白了，齿落了，耳聋了，人老了。”只有心忘不了大陆，遗憾的是不能再到中山先生陵寝前一拜，此恨绵绵无尽时啊!
诗为心声，书为收画。他的诗与书融会于纸上，交织成气势恢宏的乐章，抒发的是一种坚韧的生命状态。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高扬于变化起伏旋律之上的，依然是爱家爱国的主题。在生命乐章的演奏过程中，有时是激情的倾吐，有时是宁静的絮语；有时是动人的直白，也有时是曲折的叙说。书法乃无声之音。在老人遗世的上万件书作中，于右任写给大画家张大千的书联，最值得我们为之细细咀嚼，我觉得。张大千离开大陆以后，如浮鸥野鹤，四海飘零，一会儿在巴西，一会儿在美国，后来，又往返于台北、欧洲。张在海外办画展，一幅画出手高在十几万、几十万美金，家财万贯，算是“富可敌国”了；大千先生请于老写字，于写一对联，下联最后四字却说“贫无立锥”。是啊!一个不能安身立命的人，最富有也是最贫．穷的啊!富可敌国，来源于他世人无敌的泼墨泼彩之画；贫无立锥呢?有国难投，无家可归——这才是一个天才画家真正的生命悲剧。张大干在国外，在台北都有自己豪华的别墅，又怎么会是“贫无立锥”呢?二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现在却是不堪回首月明中。台湾与大陆，如今隔着的，何止是天上海上数小时或是几日的行程，而是隔着一道海峡，始终无法飞越和横跨的海峡。此种悲苦，只怕大千先生也会“凄凉四顾”而“慷慨生哀"的吧!说大千，其实，也是说他人、说自己。王国维所谓诗之“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正在这里。所不同的是，于右任一生未曾拿钱字上心，晚年生活拮据到常常给人打欠条，两袖清风而已。然而，不论贫富，也枉论贱贵，一夜乡心处处同，换我心为你心，精神上的痛苦却是同一的。这种痛苦即使是与生俱来的，蜡炬成灰泪始干，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尼采说：“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于右任之诗、之书，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六
于右任死于1964年11月，享年八十有六。
他死后，人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几架书，几本日记，几叠信札，几枝毛笔以外，家徒四壁，别无长物。如果说，还有什么，他珍藏着的，却是远在大陆的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其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惟于自己的基地，他却多次留下遗言：“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见《于右任日记》)他思念故乡大陆的生命呼唤，一次次地从海峡彼岸传过来，响彻在我们的耳边，直到那个生命的结束。只有白纸黑字，遗留人间。那白纸上的每一个黑字，却犹如山中鹧鸪的一声声悲鸣，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依然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牵动着中华民族的责任。遗憾的是，在此岸，在我们(还有郑成功)的深情嘹望中，二百里海峡的云和雾，却隔断了亲情的倾诉，骨肉的相聚。他和他的同辈以及下辈们，先后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诉诸心肝，质诸天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个悲剧呢? 于右任的墓葬选择在台湾海拔700米的阳明山。透过树林，越过海峡，他能看到陕西三原故乡吗?“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故乡可是离他越来越远了，他能够坦然地睡去吗?落葬时，没有安魂曲的协奏，长江、黄河滔滔永生的音乐，只有风笛的呜咽，树琴的咏叹……生不能回到故乡，死也要望着故乡——“胡子"于右任似乎就站在那高高的山顶之上，旁边的几棵大树，夏天为其遮阳，秋天为其挡雨。
呜呼，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爱国诗人、当代草圣，生不能尽享天伦之乐，死不能魂安大陆故土，只能死不瞑目，隔海相望，悲夫！
参见《咸阳文史资料》第8辑第25—43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