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石
杨觉天先生，又名杨耀，1903年出生于陕北靖边县头道沟村，1940年定居三原。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期，遭极左路线迫害致死，时年68岁。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更要怀念这位正直的爱国进步人士。
一
杨觉天的父亲杨瑞亭，早期同盟会员，曾参加陕西辛亥光复战役，任新军统领，驻榆林。袁世凯窃国后，被捕入狱。1917年出狱后，赴西安任旅长，后参加陕西靖国军，1920年前后，随叶荃援陕滇军转战南北，至粤后于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1926年北伐途中在河南滑县作战时牺牲。杨瑞亭追求进步、投身民主革命的精神，影响着青年时代的杨觉天，觉天从榆林中学毕业后，即和同学杜聿明、闫揆要、马师恭等人一起，于1924年夏经于右任介绍入黄埔军校一期，同年11月毕业后，留校任校军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少尉排长；后任教导二团一营六连中尉排长；1925年10月，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东征，后移驻新宁，杨任该团二营六连上尉连长；1926年6月，部队移驻九江，杨觉天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四团三营少校营长；1928年5月，二师开赴颖上，任二师教导团四营中校营长；1928年8月调任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1929年7月任南京政府编遣委员会委员；1930年夏驻宁波，任蒋介石侍卫队中校大队长；1932年在甘肃庆阳邓宝珊新十一旅任上校参谋长兼团长；1934年8月在南京陆军大学特二期学习；陆大毕业后，部队改编，任杨虎城十七路军独三旅少将旅长；“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被缩编，杨任驻三原三十八军一七七师参谋长兼五二九旅少将旅长；1940年春，部队改编调任军政部补训处少将处长；1941年冬，任军政部第二集训处少将处长，旋改任军政部少将部副(驻重庆)；1942年春，调任远征军长官部少将参谋长(驻云南楚雄)；1944年2月，解甲归田，在三原家中种田、植树。在家期间，于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1月，被胡宗南胁迫南郑任国防部十八绥靖区少将参谋长；同年9月后任国防部陕西绥靖总部少将参谋长。胡宗南在逃亡四川时，杨在绵阳途中潜至成都，于1949年12月在成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代表郭署东、朱德钦取得联系，命杨于安平组织第十、十六两个纵队，因成都很快就解放了，裴昌会请示贺龙司令员，将所部移交十八兵团接收，杨调一野(参谋长囝揆要)训练接收的国民党军队。未久，杨提出因不了解新政策，即按贺龙司令员意见于1950年3月14日人成都高研班学习，并任四川军区参议；1952年请求回家，在三原东关新庄村家中从事农业生产。
1957年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安排杨通过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向港台讲话，希望黄埔同学关麟征等人认清形势，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1962年，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和省政协安排杨为省政协委员。
二
杨觉天先生为国为民戎马半生，尤其在抗日战争中，为祖国和民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要杨虎城出国考察，杨部官佐公推杨觉天和警一旅旅长王俊面谒蒋介石，挽留杨虎城。自此，杨觉天受蒋嫡系排斥，不被重用。部队缩编时杨觉天任三十八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当时五二九旅中有闫揆要、谢晋生、陈依萍等不少地下共产党员，杨觉天极力予以保护。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族的又一次巨大的民族灾难。同年8月杨觉天率五二九旅与赵寿山的十七师奉命在三原集结，南渡渭河，开赴冀晋战场。10月间五二九旅被调到同蒲路北段参战，守太原北约80公里的忻口正面达14天(其他部队守该地的均不过3天即换防)。与日寇板垣第五师团激战14昼夜，守住了阵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收复友军失去的好几个阵地，歼敌3000多人，击毙滕田旅团长。我方也付出重大代价，全旅官兵伤亡三分之二，其中军官60多人，地下中共党员百余人。11月2日，上级命令全线撤退，五二九旅遵守命令，在友军全部撤退后才撤出阵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称赞说：“五二九旅增援上去，使忻口阵地转危为安。”此役，五二九旅先后五次受到卫立煌嘉奖，并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几次传令嘉奖，杨觉天旅长获一等宝鼎奖章，并晋一级，奖赏官兵20万元，轰动二战区，周恩来亦甚为嘉许。
1938年初，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以后，杨部划归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曾与贺龙一二〇师等部队并肩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1月下旬，在晋高公路袭击日军高桥一〇八师团，击毁敌汽车30多辆，缴获野炮一门，步枪50多枝等军用物资，毙获骡马300多匹，受到朱总司令嘉奖。同年3月，敌一股3000余人的武装运输部队由曲沃经高平去长治，十七师置主力于高平关以北山地，扼守高平，杨觉天率五二九旅布防于高平以南山地，待机歼敌。早9时，敌先头部队到高平附近，为十七师和五二九旅所阻。敌人下车编成一支带有机枪、山炮的护运突击队，向公路两侧山地我方阵地进攻。十七师和五二九旅均无炮，机枪也不多，压不住敌人的火力，难于接近敌人的汽车，遂于公路两侧山地与敌激战，战至下午，双方伤亡均惨重，终于迫敌掉头西退，我部尾追其后，截获敌汽车一辆。是役后五二九旅和十七师，还切断了日寇南路补给线，并配合八路军徐海东部于高平县西山地毙敌甚多，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又受到朱德总司令的嘉奖。
同年5月初，日军从晋东南调了一个师团经长治、晋城南下去河南，企图应徐州战役。为了阻滞敌人前进，杨奉命率部驻晋城北门外山村阻击，遏制敌人步伐。晋城收复后，杨任命一〇五七团一营营长周益三为晋城卫戍司令，几天后，旅团部进城，城内秩序井然。是役中，策动伪军周凤岐部2000余人反正，缴获1千瓦电台一部，日币70余万元，山西省钞20余万元，以及布匹、药品、食盐、粮食等物资，价值100多万银元，同时缴获2万块银元、三汽油箱鸦片，再次受到朱总司令嘉奖。同年10月间，杨因公务回陕路过潼关，适逢朱德总司令亦过潼关，朱德邀请杨觉天在潼关城内一家饭庄吃饭，席间举杯敬酒，称赞杨说：“五二九旅国军，抗日先锋!”
杨觉天率部在冀晋抗日前线，酣战四个年头，无役不与，身先士卒，所部和三十八军其他师旅部队一样，秋毫无犯，纪律严明，颇得当地人民拥护。在他们部队驻地，老百姓成熟的庄稼不必看护，当时部队供应困难，有时面粉接济不上，大家肚子再饿，也没有人随意去挖老百姓的红薯吃。有人问老百姓：你们为什么不看护?老百姓回答：有你们部队在这里，比什么都放心。杨部不仅如此，还尽可能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困难。1939年初，杨部在晋城西南一带打游击，日寇为断我军民用盐，封锁了当地的盐池。为解决食盐之需，杨令所部消灭盐池防守日军和盐警，占领盐池几天，使附近村民和部队抢时运盐。
三
杨觉天对于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一向同情，在可能情况下，给予支持帮助。在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时，杨得知共产党员方仲如被国民党特务拘押在南京监狱，立即携带棉衣及食品去监狱探望，并设法托人营救出狱。
1926年其父牺牲于河南后，杨请假奔丧，因此时战事频繁，道路阻隔滞留家乡，后来于右任由莫斯科回来主陕军政，受其思想影响，更加同情支持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石敬亭任陕西省主席后，逮捕了不少共产党员，适值杨暂在女师任教，就介绍徐梦周等6名共产党员朋友去甄士仁(师长)处工作，以作掩护。
1932年杨率部驻庆阳、合水、环县时，同学刘志丹派人与其联络，秘密商定，互不侵犯，实际上支持了刘志丹的革命活动。杨在甘期间，坚持用人“有德有才，不问派别”的原则，部队中有地下共产党员陈依平、杨嘉瑞、宋文梅、常紫亮、牛化东等十多人。其间，有人向上峰打小报告说杨是共产党，庇护共产党等。后经陕、甘、青三省绥靖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密查杨并非共产党员，让杨重新加入国民党，为预备党员。杨回部队不久，又被告发。他恐怕株连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再请求辞职。杨离团时，官兵气愤对杨之不公，乃计划起义，归附刘志丹。杨考虑条件不成熟，怕造成重大牺牲，而未同意。后来与人谈起此事，惋惜不已。
杨在山西战场，因与八路军并肩作战，接触机会很多，曾谓人“我知道八路军的作风、教育方法和扶助贫民弱小，替人民作事，我很赞成”。周恩来曾在太原新民中学与杨畅谈四晚．在文水又谈话两三小时。对杨的思想触动很大。杨部地下共产党员300多人，杨起了保护作用。杨率部由陕西到河北，又至晋北忻口，再到晋西后又转战晋东南，身为旅长却很少骑马，经常与士兵一起徒步跋涉，深得官兵爱戴。杨在抗战中，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排斥异己，借抗日来消灭非嫡系部队的真面目。杨认为抗日必须论战功，纪律良好的部队应提前补充与扩编。对蒋介石歧视八路军的做法很不满，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多次给贺龙部以军需年饷支援。
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决定利用经营商栈的形式，为陕北根据地输运急需物资。遂以合资名义在三原南关西巷子办泰永丰商栈，杨觉天积极支持参与，并以股东名义帮助筹措资金。商栈开业后，不断向边区输送大量物资，有力地支持了陕北根据地。但是，这一举措最终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后商栈被迫停业。
1944年春，整编96、38两个军(陕西部队)，军政部调杨与张耀明赴洛阳接任，杨内心已不愿再继续为国民党工作，趁机由云南回陕，蛰居家中。
杨觉天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得意的，尤其是为杨虎城说情之后，屡遭排斥。黄埔一期同学中，四十年代大部分皆军级中将以上，而杨仅为旅级少将。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前后，蒋介石加快反共摩擦，总想消灭曾为抗日作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杨觉天对蒋的反共言行极为愤慨，曾对人说；“蒋介石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终究是共产党的。”杨在三原赋闲期间，杜聿明、刘戡曾几次登门探访，商请共事，杨均当面谢绝不从。杨经常与进步人士杨明轩、马文彦、刘玉红等人友好往来，谈心叙旧，倾向革命。杨对共产党寄托厚望，1946年至1948年，曾三次用自己留作纪念的在抗日前线所得部分奖金，托人从香港购回7支德造驳壳枪，连同妹夫寄存他家的20多支轻机枪和自动步枪，与王明钦密商送给边区，支援解放战争。是年冬，杨与三原县县长石仲伟和驻军二十四师师长褚静亚密商反胡宗南计划，杨派员去延安联系，途经耀县被扣押，反胡计划未能实现。1949年，三原解放前，他的儿子杨乐田向他透露自己加入地下新青团，杨连声道好，并会心地笑了笑，显出欣慰之情。
四
杨觉天为人爽直，廉洁奉公，从不计较金钱。杨在抗战期间，所领薪金，差不多全部用作与下级的会餐费用。在太原阎锡山曾送他2000元，杨全部赏给全旅负伤官兵。卫立煌给他5000元，亦全部给官兵买日用品使用。正因为如此，杨一生积蓄甚少，定居三原，实为亲友资助，自己的积蓄仅购置了11亩地，百十元而已。旧属孙志芳得悉此情后，用300元购地24亩送之。同事王振华亦送三原住房一院，时值2000元，杨始得以安排家小。
杨觉天不攒私财，也很少置私产，但他热心公益，关心民瘼。在陆军大学学习时，安徽遭水灾，他两次捐款61万元，是130多个单位人员中捐款最多者之一，致自己一时连买日用品的钱都没有了。1952年，三原县政府扩建东关小学时，当时也是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卖了一件衣服得款14万元(旧币)捐给学校。杨喜读古籍，尽管戎马倥偬，军务繁忙，仍不忘择暇读书。久而久之，购藏了很多善本，杨对这些古籍爱之惜之，即使在他经济十分拮据，食不饱肚、衣被败絮的境况下，也不愿卖掉糊口。可是为了地方公益，1957年他将经过认真整理的30余箱古籍图书，分别捐赠三原县文化馆和陕西省图书馆。1961年又将仅留的平时最喜欢阅读的《四库全书》第二大类即史部，整套善本书籍捐赠给三原县政协。可惜，这些珍贵图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付之一炬。
杨任省政协委员期间，与杨拯民、闫揆要、方仲如、苏资琛等多有来往，其中有的人过去直接或间接的曾得到杨的关照、帮助，但杨始终没有向他们言及自己家中生活窘况和子女工作前途之事。
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先生和过去一样刚直不阿，不随波逐流，多次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痛惜和不满。以“莫须有”罪名将他逮捕后，审判人员指责他“歪曲‘文攻武卫’的口号，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时，杨直爽答称：“我怀疑过三原的武斗受江青同志的‘文攻武卫’名言的影响。武斗开始后，武斗的都借口‘武卫’。”正是这些正直之言，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在左的路线主导下的县革委会，颠倒是非，混淆黑自，给他定性为“歪曲‘文攻武卫’口号，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所谓“现反”，于1970年11月15日被冤处而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杨觉天先生的所谓“案子”理所当然受到人们关注。在山西抗日前线曾任国民革命军五二九旅一〇五七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的中顾委委员闫揆要，1979年7月4日致函三原县有关部门证明：“杨觉天是我在中学、黄埔军校的同学，后来在杨虎城部一块工作过，抗日战争时一块在山西忻口打过日本军，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他的朋友中共产党员不少，在党员们生活困难时，他还能帮助。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拥护，对抗日是积极的，对共产党革命是不反对的。在解放战争时，听说他随胡宗南而到四川，对我西南军区瓦解敌军、统战工作，还做了些帮助。”闫揆要在1990年7月6日给杨觉天子女的信中又写道：“你父亲学习于黄埔军校，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到四川帮助解放军，任了四川军区的参议、陕西省政协委员，全部历史是进步的。你们应当继承他的精神，很好的为人民工作……”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社会进步而舍生忘死的先辈们。杨觉天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杨先生的冤案在中央、省、市、县各方各界人士关注下，已于1981年平反昭雪，杨先生地下有知，当可瞑目安息矣。
参见《咸阳文史资料》第8辑第44—53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