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焕明
宏道书院创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改为宏道大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改为陕西省高等工业学校，辛亥革命后改名为陕西省工业职业学校。陕西省历史上一些著名人士如马理、雒昂、于右任、茹欲立、李元鼎、张季鸾、李仪社、吴宓等均曾就读于该书院。
一、泱泱学府
宏道书院创建人王承裕，在明弘治七年(1494年)中进士后，因其父王恕(明廷吏部尚书)年老辞职回归故里，未出任官职而随父回籍。在王恕支持下，王承裕将村内一僧舍建成学堂，授徒讲学，称宏道书屋。王恕为关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王承裕幼承家学，蜚声士林，誉为关学翘楚。他曾撰《太极动静图说》，对于“时空统一观”及“气是根本，理在气中”等朴素唯物观点更有所阐明，因而前来就学者甚多，如高陵的吕楠，三原的马理、秦伟、雒昂等。弘治八年(1495年)，秦伟与诸生商谈，由同窗捐资，并谋于邑人之乐善事者，将书屋拓建为书院，众皆同意。遂觅得北城永清坊已废弃之普照禅院，经告县官得其力助动工修筑。该院面积计长四十余丈，宽十二多丈；临街筑起围墙，矗立起一座巍峨壮观的大门，额题“仰高”，取意面南山而仰，俾在学业上勇登高峰；又设二门，额题“恭敬”，指出为学之道，以“居敬穷理”为主。内分三个院落：中院之门曰“中立”，进门为宏道堂，次为考经堂，再为春光亭。亭之东西两旁建有清风轩与明月庵。弘道、考经二堂为教学及研讨经典的主要处所，有诗赞称： “弘开绛帐来群英，研经穷理建此堂。”堂前栽植松柏青竹，勖勉学生进德修业有如经冬不凋的松柏、虚心向上的翠竹。亭、轩及明月庵旁的隙地，广植牡丹、菊花、梅等花卉，错落有致、掩映生辉，可资诸生课余观赏东西二院。东门题名“逊志”，西门题名“省身”，各建学舍十一间，为诸生休息之用。后院的东北隅为清峪草堂，西北隅为嵯峨山房。草堂之门题字“卧云”，山房大门题字“立雪”，为书斋形建筑，宽敞古朴，供师生在此交流研习心得与成果。嵯峨北望，清水南临，给人以明洁、雅逸和开朗的真趣。
据《考经堂自记》载：书院建成之曰，诸生恭迎太夫子王恕、主讲王承裕到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王恕特撰写了《宏道书院箴》一文，勖勉学生。文曰： “维兹书院，实萃群英。隆师亲友，讲道穷理。工夫既到，义理自明。匪徒知之，尤贵力行。乡举里选，荐其贤能。进于宗伯，过于大廷。牧民守宰，辅政公卿。皆由此出，千载垂名。”同时将从政四十年来所收藏的经典及历代名家著作数千卷，移置于考经堂，供师生研习切磋。
宏道书院建立以来，不断取得教学上的成就，不但推进形成陕西省的关学良好学风，且对西北的学术研究风气亦有推动作用，到了清代更成为西北学界的一面旗帜。那时陕西省历任学政如周子祯、沈兆霖、许振祎、吴大澄等都对宏道书院极为重视，除平日在设备、图书及经费等方面特加照顾外，且数次扩建。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学政沈兆霖倡捐为书院增建东斋房舍四十间并进行了部分整修；同治十二年(1873年)督学许振祎筹得资金对书院堂屋房舍从事全面整修，宏道规模益见宏伟；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西省督学吴大潋特给宏道师生们增拨讲师薪金及学员补助金；年羹尧任陕甘总督时，着力推动学术研究，呈请清廷将陕西省学台从西安移至三原办公，于是学台衙门设在三原察院门街，府考亦改移三原县举行。这样，宏道学风更为西北人士所瞻仰。
二、言传身教
宏道书院在教学上，从开始即以言传身教为原则。当初开讲时，首由王恕宣布教育宗旨日：“书院乃儒者讲学明道之所，用以进德修业、化民善俗；故务在治身勤修，以为世范。若徒以举业为务，以登科为念，则非弘道之本旨。”主讲王承裕本此宗旨订立了教条二十，曰： “明德、学道、诵读、讲解、察理、学礼、作古文、作时文、博观、明治、考德、改过、作字、游艺、会食、夜课、考试、遵守、归宁、给假” (见清康熙版《三原县志》卷之七艺文志)。这二十条不仅订出教育方向与进修课业，而且对于学生的学习进程及日常生活都有所规定，可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学生守则。同时，又在教学方法上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点，就是旨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要博览、约取、勤练，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即慎思明辨以摘疵，达到心领神会，学有所得，进而反身自省，力以笃行，成为关学所要求的体之以修身、推之以弘化的真儒，谓君子儒。其教学内容与方法，自成一格，析言如下：
(一)据明朝陕西省督学王云凤所撰《宏道书院记》载： “余巡学校至县，闻而慕之，遂就访君，见冠者数十人，童子数十人，进退周旋惟谨。冠者有堂上生徒，堂外生徒之别，童子亦分堂外堂下，皆君以勤惰修窳而为登降者。’“这是指在传授课业上采用分级制，在传授方式上，对于冠者中的堂上生徒以自学为主，教师对之进行督导与提示；堂外冠者生徒则在自修、预读的基础上，教师对之作出提示性的阐述并解难答疑；无论堂上或堂外弟子，教与学双方均可对学习的课业提出问题，进行切磋论辩；教师认为有必要时，则适时地向众弟子给以示范性的质疑和论证。对于童子生徒以读、写、习作为主，一般由学有小成的冠者生徒向其讲解，指导其精读、勤练、设问、深思，达到学有所得。在向童子生徒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承担讲解的冠者生徒予以督导，视其必要也给以示范性的讲授。这样既使冠者生徒取得教学相长的效果，也有益于童子生徒在启发下，展开他们独立自觉的学习活动。
(二)宏道生徒的学习活动除在宏道堂执经研讲外，师生还就学术上的专题在考经堂进行研讨、论证。众弟子都能各抒己见，交流所得，极大地丰富了关学，形成了三原学派。此外，师生还经常于春光亭、明月庵或清风轩从事学术讨论，太夫子王恕亦不时参与生徒们的研讨活动。《宏道书院记》一文载： “太宰公亦时与焉，辨疑摘疵，或终日不倦。”他们把一些辩论、研究的成果，集成宏道文献，补充到教学中，不断启迪生徒智力的发展。王承裕在《宏道书院示从游》一诗有曰：“……我来重考经，兀兀坐书院。疑难塞膺胸，反袂漫试面。岂能开来学，不过同几案。万物人为贵，年光掷流电。功欲成千倍，行期经百铄。古来惟德馨，行潦亦可荐……”
(三)缘书院所要造就的人必须是“躬行有德之君子”，即所谓“真儒”，而绝非“饰言炫俗之伪儒”。故王承裕在宏道开学之初，即提出言传与身教并重的教育方针，为教者应先正己以示范。他在各种场合一有机会便谆谆教导学生：“知而即行，反身而行，才算真知”。切嘱众弟子要把学到的道理贯彻到行动中去，是为“宏道”。承裕以身作则，处处为所教生徒作出榜样。有一次王恕和堂上高徒在春光亭谈心，谈及成化年间大修佛寺。明宪宗欲在京内建一规模巨大的永昌寺，广索巨木良材，并在京地拆毁民房数千间，此必苦害百姓。朝臣林俊、张籍奏请停建，反遭廷杖入狱。王恕嗣即上疏，力言林、张所言至当，而为皇帝所容纳。其故何在?太夫子答日：“余一心为国，朝野共知，故能以诚感动帝王改其非义之行。诸生平日应反身循理，做到内外光明，则出仕以后，自能立朝刚正，为天下造福。”
统而观之，宏道书院从创始直到清末朱佛光、范伸之二主讲时，对于上述的教学方针坚持始终，身体力行，教学方式日臻完善，使学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多有建树，故在创办初期培育出如马理(豁田)、秦伟(世观)、吕楠(泾野)、雒昂(三谷)、张原(玉玻)等代名臣，到了清末则有于右任、李仪社、吴宓、范紫东等一些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的人物。
三、关学之家
据冯少墟《疑思録》载：“三原王康僖(承裕)在宏道讲学，其父端毅(王恕)公督之，志在恢弘‘关学要旨’。当其时家庭之间蔼若洙泗(洙泗之间为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师弟之际，不愧伊洛。”又据黄宗羲(犁洲)《明儒学案》一书云： “关学概宗薛氏(文清)，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以学问者。故端毅、康僖、奚田为三原之学。”三原学派当时可渭关学正宗，宏道书院则是正宗其研讲的学府。二王和其弟子马理、秦伟等对于张横渠所创立的关学，既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他们在张横渠，薛文清就宇宙观，人生观等问题，在理论上都作出了新的论证，使之更加充实和得到发展。
(一)气与理
我国古代学者把意识与物质属性的根本问题，理解为“理”与“气”的关系，展开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宋儒朱熹提出“理在气先”的论点，他和当时程颐、程颢的基本观点一致，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影响甚广。在前人进步思想的启迪下，三原王承裕在所著《太极动静图说》一文里，阐明说：“太极肇判，乾坤攸位。迺旋乃转，阴阳行焉。由是生生化化，万物成备，而人生于中得之亨利贞之理，为仁仪礼智之性。”是已隐约中窥见了事物对立面统一的辩证关系。故其力倡为学在于明理达性，修身力行， “立朝则格君正事为风节，居乡则正身率人为行义” (清乾隆版《三原县志》卷之十八典籍)。此即成为三原宏道书院的育人要旨。
(二)知与行
知与行是我国历代的哲学家所着重研讨的问题，尤其从宋儒理学家程，朱提出“知先行后说”以来，成为汉，理学家争论的焦点。明儒王守仁反对程，朱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主张知行合一说，认为万物之理都归于心，从而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以为只需反求内心即可达到所谓万物体的境界。三原学派诸儒站在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上，认为程、朱“知行割裂”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均属空谈义理的偏弊之说，而不予赞同。如马理所说： “了知天地万物的心性"及“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就是说为学在于致知，致知则应从穷究事物之规律上下功夫的办学思想。这样就真正阐明了知与行相因相函的统一关系，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居敬穷理以治学，反躬循理以致用”的办学思想。
(三)气节
黄梨洲说：“王恕、王承裕、马理为三原之学，其门下多以气节著。”(见《明儒学案》)所以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则不能不归功于宏道书院继承了我国儒家重人的品德情操修养的传统教育。书院平日要求学生存心养性、反身循理、集义致气，以成就其最终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完美人格的境界。在《考经堂自记》一书中，就记录着师生们研经和反省的实绩。同时，王恕著《经籍格言》、王承裕著《进修笔录》、耿定向著《先进遗风》等均作为众弟子自省自察，用以修身敦品的龟鉴。因之，宏道书院进修学生多能砺志修养，以风节相砥砺。如初期学生中的秦伟中进士后，授户部督宣边饷之职。监军中贵张永要求照前任旧例，额外给偿他的几个亲近弁役，秦伟斥其无理，秋毫弗与。后来，宁保定仗着是皇帝的近臣，占民田庐，前任未敢过问。秦伟查明案情后，即执奏不法状，将该中贵拘狱判罪，还民田庐。著名学子马理在明正德年(1519年)任职考功主事。当时武宗要巡游江南，横征暴敛，民不堪命。马理挺身而出，奏请取消南巡之举。武宗因其阻遏游兴，下令廷杖，几乎丧命。后来，马理被迫离职还乡，设教嵯峨精舍，仍以“宏道”为业。诗人许荪荃感而咏日：“……时危邀南幸，受杖苦力争。及夫大难患，奉母事躬耕。讲堂构嵯峨，大义宣诸生……”
闻一多说：“自从先秦士大夫发表了他们修养超人境界的议论以后，在我国人思想中便逐渐形成了理想完美人格的概念与标准。”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128页)这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色。宏道书院的门下士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致为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及后世许多名人所称许。
四、革命熔炉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后，朱佛光主讲宏道书院。朱目睹清王朝腐败无能，外患日深，民族命运岌岌可危。他在继承宏道注重学术研究这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多方搜购国内翻译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精心研究经世之学，提出振兴中华必须经学与科学并重的观点。故他在讲课时常以明末遗老的抗清精神，西方的民主学说以及黄梨洲所谓： “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 (见《明夷待访录》)的反对帝制思想启迪学生，由此民主思潮和科学知识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当他得知孙中山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时，即力劝学生加入同盟会，为救亡图存而奋斗。在国事问题上，朱佛光极力反对康、梁的保皇立宪学说，特著《康氏纠缪》一文，斥其政治主张之错误，析论它对反清兴中革命运动的严重危害，并在所作《步施州狂客原韵》一诗中，称康、梁为“文明敌”。西北青年学生受其陶冶，大都断然与康、梁分道扬镳，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鼓吹者和力行者。西北主持辛亥革命者如井勿幕、宋向宸、李元鼎、徐朗西、柏筱余、茹欲立、邹子良等都是宏道书院肄业的学生，故人们称宏道为“西北革命熔炉”(见于右任撰《朱佛光先生墓志铭》)。
1905年冬，井勿幕奉孙中山命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从日本回到陕西，以宏道同学为引线，各方奔走号召，半年间即发展同盟会员三十多人。嗣后在三原县北极宫一会员宅内，以诗文约会的名义，召开了同盟会支部成立大会。这时，柏筱余正在三原宏道大学堂(1 898年改称)读书，由同学介绍即时加入了同盟会，先后力助活动费银一万两。会员们又在朱佛光所建立的“励学斋”的基础上，成立了“勤公社”，作为公开的革命宣传与联络机构。
1906年，宋向宸、李元鼎等创刊了《夏声》杂志，揭露清王朝所推行的“宁送外人，不与家奴”的卖国勾当，鞭挞清廷官吏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罪行，并对康、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保皇谬论给以无情的驳斥。这些言论在爱国人士、新军及群众中广为流传，使西北更多的爱国者趋向了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陕西同盟会井勿幕、宋向宸、李元鼎等组织新军将领钱定三、张凤翔等在西安起义，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三原等县相继光复，宏道精神即在其中。
参见《咸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08—121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