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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决定和共产党“分家”，孙中山亲自决定的“容共”政策彻底破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也由此结束。关于这次会议，曾有一份油印记录保存下来。台湾的蒋永敬教授在《北伐时期政治史料》一书中公布了大部分，有小部分，例如于右任与彭泽民的发言被略去了。这被略去的部分，在笔者看来，却相当重要。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曾经打了一个电报给在中国工作的鲍罗廷与罗易，其内容为：实行土地革命，从下面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新的农正领袖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变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员以及湖南，湖北的革命工农，组成可靠的新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草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电报到达中国后，鲍罗廷认为它“荒唐可笑”，给莫斯科回电说：  “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刻照办。”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了，但仍想进行最后的努力。他邀汪精卫谈话，对汪说：“这里有一份斯大林拍给鲍罗廷和我的电报"，“鲍罗廷不愿给你看这份电报，它是莫斯科局的一项秘密决议，相反，我却认为让你知道它的内容是最明智的，因为我深信你会赞成这份电报的。”随即，罗易将俄文原稿和中文译本交给汪精卫，汪精卫即蓄意以此作为和共产党分家的口实，并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当日会议的参加者为汪精卫、孙科、程潜、于右任、王法勤、陈公博、谢晋、经亨颐、詹大悲、潘云超、朱霁青、宋子文、何香凝、彭泽民、顾孟余、谭延闽、邓懋修，共17人，由谭延闽任主席。会议首由汪精卫报告，他借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作文章，危言耸听地说：  “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他提出：“对于本党内的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对此，何香凝、谢晋等人沉默不语，孙科、顾孟余等人则附和汪精卫的发言。顾孟余并称：  “一个党的成立，有三个要素，主义、政策同组织，这三个要素如果有一个不存在，党即灭亡。”又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个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在此情况下，于右任、彭泽民先后发言。于右任说：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来的意见，本席很赞成。但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所谓标语有来源，固是不错，但我们检查自己的工作，何曾有一点成绩可观!一方面共产党的同志违背了当时的原意，当然是要加以制裁，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努力，才配当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现在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都有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便的混了。要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

处于当时的条件下，于右任的这一段话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明显地不同意顾孟余的观点。它正确地说明了孙中山当日“容共”的历史环境，说明共产党并不是危害国民党的力量，使国民党灭亡的因素在于“自己不努力”；当时有各种牌号的三民主义，对此应该有所鉴别。这些看法都是有见地的。

彭泽民的发言较于右任更为明确。

他说：刚才听到汪精卫报告第三国际的来电，多数人认为不该如此。但是，第三国际领袖在中国者为数不多，犹有鲁易其人(即罗易——笔者)，宁受该党处分而效忠吾党，即本党中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此层似宜考虑。况且汪同志刚说尚要本党派员赴俄，切实商量联合办法，可见本党与苏俄合作未能一时断绝。对于制裁共产分子，似宜留些余地，不可过火。

彭泽民的这段话也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其主旨则在于肯定“容共”政策，说明“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不乏其人，不应该拒之于国民党之外。这自然是在继续维护国共合作，和汪精卫等唱的是反调。

人生在世，随波逐流易，独立不迁难。在一片“分共”喧嚷中，于、彭二人敢于发表上述见解，并非易事。史家们在叙述1927年国共两党的离合史时，这一笔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