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宏达
“天下县，泾三原。”到底是泾阳三原人“吹”的，还是很多外地人在“天下”对比之后得出的，不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泾阳、三原却是得天独厚。不说战国时期，不说楚汉相争它供给当道者多少粮钱壮丁；不说明代王恕父子始兴关学；就说近代史上的药材、食品、茶叶、布匹、棉花、粮食的聚拢和辐射，还有一个于右任先生，就真值得你不由得不扬起大拇指说一声“0K”。泾阳三原，确实了不起。
一
我是泾阳人，有很多三原朋友。我爱泾阳，也爱三原。至今一听是三原人，就觉得有三分亲情，不由得喊一声：乡兄第一次去三原，是1954年初中毕业到三原去赶考。
一百多人，浩浩荡荡从泾阳泾干中学出发。大热天背着干粮、课本和小铺盖卷，冒着烈日，走得人口干舌燥，手脚发胀，那时候好像太阳特别毒，晒得人身上像抹了胡椒面儿，辣不叽叽。一进三原南城门，觉得比泾阳城大了许多，街宽、楼高、店堂敞亮，装潢阔绰。大队人马驻进了城隍庙的廊房。那时城隍庙不像现在这么庄严肃穆，豪华高大。很破败萧瑟，拥挤猥琐。廊房被隔成小间，狭窄，阴暗，地下铺着麦草。同街道比起来，叫人丧气，有些失望。一间内三个四个人围着一盏小煤油灯，或者半截洋腊，急急忙忙翻动课本和笔记，乏了就倒在铺草上睡一会儿。不久这儿那儿都喊起痒来。小灯一照，墙上爬着臭虫，身上咬出红斑，于是这儿那儿就捉起臭虫来，干这活儿比读书似更有兴味。这儿那儿不断有“噼啪”声，报数声。也有人说怪话：“城隍爷不让臭虫咬三原人，今日放出来专咬泾阳人。城隍娘子晾裤子，臭虫撒了两溜子。”
全没有一点儿怯惧，不怕城隍爷捏鼻子。第二天考过试就地解散。谁也不管考试结果，没有太高兴，也没有太懊丧。两个一伙，三个一堆，逛大街，看清河桥。那时年龄小，像很多小孩子一样，人家饭总比自家的香，觉得三原的面皮子，比泾阳的香味浓，吃起来爽口，芝麻酱上的多。吃了面皮子逛书店。书店在北大街，很大，书很多，看得人眼花缭乱，挑挑拣拣，买了一本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兰州、陇东、泾阳、咸阳、农村、城市，那本书老跟着我，从不舍得示人。以后我到过全国好多城市，都抽空逛逛书店，再没见过这本书。在那时我觉得三原这座渭北文化名城，就体现在这本书上。每每想起，那时还是年龄小些，若年龄大一些，一定会买更多值得忆念的好书。
二
第二次到三原，是三年困难时期。这三年困难，大概各地时期不一样。甘肃1959年就困难，那年春天每个人（大学生）发21斤粮票，女同学每人抽出2到3斤，供给男同学中饭量大的。这是专家研究的结果。他们说21斤粮产生的热量，足够一个人消耗，而女同学皮下脂肪比男同学多10几斤，粮少点但是也足够了。回到陕西，粮食要宽泛得多。起码你在饭馆吃饭，不需要三票（人民币、粮西刀、一信（出差介绍信））俱全，只要有粮票和人民币尽管吃。到 1961年陕西已经困难起来，但比甘肃要好得多。泾阳、三原则更好一些。不由得你不说一声：“天下县，泾三原。”
这年夏天，我到三原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他家在雷家巷。以后我到三原也去过几次，门面似乎变了，位置却不错，但是我没有敲门的勇气。我那个同学已经过世了。他不堪“文革”的折磨，跳了井。他得三原的正气，极为聪明，学的化学，打一手好球。他从不吸烟，死时却抽了很多烟，可见内心被痛苦折磨得多么厉害，他大学刚毕业，风华正茂，学的又好，有多少美好的前景在召唤他。他太年轻，对人生想得太好，一旦瓢泼雨淋，他就经不住。我之所以在他家门前犹豫，是因为进去若有他的亲属，我说什么呢？回忆、感叹似乎都是多余的。因此，那门我至今没有敲过。
这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小小庭院的建筑。门不大，进门一条小通道，背过小照壁，是四间厢房，顺着房檐台直登上房。上房左边有条通道，直达后院。山墙有水磨石的雕花，是蝙蝠、草、云朵。门是全木包镶，窗子很大，本来应糊纸，已经换上玻璃，上房是隔子门，雕花镂空。所有刻花，线条流畅，疏密相间，生动活泼。房檐台全是长条青石，光滑、润泽。照壁前后，似乎还放了两三盆夹竹桃，左边种了一丛大丽花，花红叶绿，润滑艳美。整个布局坚固、结实、紧凑、雅静。从建筑上你可以看到三原传统文化渗透力的强劲。三原的建筑艺术，当然首数城隍庙，但那属于庙堂范围，而民间的，街坊的据说盐店街有几家，我从门前过，但无缘进去。北城据说更有代表性，也无缘一览。1990年在三原拍片子，那种草台班子，太势利，太匆忙，我只在安吴堡、孟店周、东里堡看到和记下一些建筑方面的残留作品，但那是属于官僚或商业资本家的，而这个小庭院，让我看到三原建筑艺术的另一个侧面。
就是从这个侧面，让我看到三原民间街坊建筑艺术的辉煌的过去。
诚然，那是困难时期，但三原的“困难”婚宴，总比外地好，可惜我没有印象了。唯有那庭院建筑，倒很清丽地留在脑海里，还不时有所浮现。
三
有人说：“在三原街上拉住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握的是秤杆，还是掮的扁担，都能顺手给你写一手好字。”这话有些夸张，但却不是没有根据。
三原的字是驰了名的。这大概得力于于右任先生。
小时候就听父亲说，三原有个于胡子，给家乡办民治中学、民治小学，还有个斗口农场。
但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字。
后来好多年人们不再提起他。因为他上了黑榜，是“战犯” 沾上了晦气。他的字在书法爱好者中，却暗暗流传，当然从不会示人的。泾阳有人珍藏于氏墨宝数十年，传了两代人，担尽了风险，功莫大焉。
于右任再“兴红”起来，大概在改革开放大旗举起之后。那年他105岁诞辰，三原举行了座谈会，发了消息。接着又在北京举办了他老人家的墨宝展，轰动海内外，新华社、中新社发了消息，各大报有了赞评。接着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奖赛在三原举行，沟通了国内外书界的交谊，提高了三原的知名度，让我们进一步增加了爱国爱家乡的自豪感。
其实对于右任先生的评价，并非只有一面。60年代周恩来指示屈武，在西安为于夫人祝寿一举，就是评价的另一面，广大小民，并不知其详。三原当时知之者，恐怕也是不多的。
于先生的字，在三原已经形成了很有势力的鉴定、研究、继承、发展的完整系统。人们已经从“猫吃浆子一一在嘴上挖”的时代挣脱出来，真正在追求文明，讲究礼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于先生的“风骚”，已经有“才人出来”，以更加辉煌的成果，昭示海内外。
不久前从三原回到泾阳，一个驰名的企业家问我：“于右任是泾阳人，我有充分证据，你说呢？”
我笑了。于右任是泾阳人，还是三原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长链上的一环。
于右任先生，是我们的乡兄。
四
“衣食足而知礼仪，礼仪张而百业举。”这话不知是那个先贤说的，或许是大家凑的，但细细想来，不无道理。
三原人无论是工人、农民、个体商贩、官员、小吏、知识分子，对人热情，说话客气，办事有分寸。当然这是大体，就个人来说，各有各的脾性特点，而且特点突出。
我曾经有两次在三原拍电视片。一次是1986年拍《于右任故里行》专题片，一次是1990年拍《三十四个日日夜夜》四集电视连续剧。在拍片期间，朋友们都很热诚，你有困难，他们都全力辅助。
他们把拍片当做树立三原人整体形象的一次机遇，颇具有现代意。
中国的电视艺术，起步晚，发展快，很多从业人员，并未受过专门训练。据拍《三十四个日日夜夜》的小马和小杨讲，电影要求“真实”到了“锱铢必较”的严酷程度。小马曾参与《老井》和《红高粱》的摄制。他告诉我，张艺谋对自己严格要求，让你剧组成员，不能不也严格要求自己。《老井》里背石头的镜头，张艺谋从山下背到山上，再从山上又背到山下，不下几十个来回。《红高粱》里颠轿时吹的那把小号，从长短色泽，都有严格要求。拍片时除了导演，所有在场人员，包括演员，离戏的事不做，和戏贴得不紧的话不说。小杨在《红高粱》里吹小号，他说戏未开拍张艺谋把他们晒得身上一层一层褪皮，光溜溜的脑壳、晒得皮揭片片。抬轿的更辛苦，两根槐木架子车辕，每天天一亮，要颠三四公里，一个来回，腰疼腿酸，饭还不给你敞开吃。让所有演员，都要进戏。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都伸着脖子喊：“缺钱！”仿佛有了钱，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比如拍电视剧，找熟人，找关系，尽量在吃、住、行上抠。甚至不花钱，场地不花钱，临时演员不花钱，借用道具不花钱，耍赖、胡说、蛮缠。如果你为了宣传需要，为了地方上的事业，要拍一部片子，你就必须忍受这些难以启齿的窘迫。
在三原拍片，就是在这样大背景下进行的。三原的“乡党” 给予很多理解和支持。这种理解和支持，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渗透的再现。在那拍片的繁忙和杂乱的间隙，我每每想起关学的奠基人王恕父子，想起了于右任，想起了给予关怀、鼓励的年老、年轻的朋友，想起他们平淡而让后人起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觉得应该提倡，应该发扬的那些闪耀的光辉。
五
对于三原和三原人，只有站在三原和三原人之外，才能看真切三原和三原人。要不然，你只能得出两个字的结论：平淡！
还是说拍电视片。《于右任故里行》拍得很认真。这部片子是由市政协、市广播电视局、三原县党政领导策划、组织下拍的。具体的实施，三原的朋友出了大力。他们详尽地介绍了于右任在 三原的人人事事，地地物物，供你选择取舍，又带领编摄的同志，实际看场景，选角度，引导、指点、反复讲述，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手迹墨宝。使于右任在三原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具有绝对的准确性。为此，两天时间，奔波一千多公里，拍了黄陵古柏、壶口瀑布。后来这部片子，获得了陕西省电视专题片二等奖。虽然，拍片的过程中，也有些小插曲，但那反倒是锦上添花，增进了互相的了解，汇入更多的亲情和友谊。
《三十四个日日夜夜》就不是这样，给三原的朋友，造成很多麻烦。虽然过去了好几年，但那时的乱劲，至今流为笑谈。比如：剧组借来三个解放军战士。这几个小伙子，工作认真，戏中的“鞭打绳拴”场面，就让他们干，吃苦的事让他们“向前”，理所当然，道具用枪，由他们掌管。有一夜，他们突然把道具枪拿出来，在他们住的楼上，打了三枪。尽管这种子弹不伤人，但声音很脆，尤其是夜深人静，传得很远。枪响之后，立即被县公安局查出，将枪没收，将人带走。剧组人很是惶恐，惹得只好找有关领导，疏通关系，自我批评，才将人枪领回。在孟店周、东里堡拍片，事前说好要给场地费，而且也该给，拍完后却不兑现，硬要将道具拉走。如此等等。在这方面，三原“乡党”，都能克制、忍让，有“君子之风”。因为这部戏，终是由市上和陕西省电视台合拍，是宣扬老一辈革命家李敷仁的事迹的戏，这是大局。
顾全大局的“忍让”，是一种气魄，是一种风度，是一种精神，这不是一代人可以培养起来的，它没有那种暴发户的虚浮，也没有那种小家之气的叽咕。忍让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礼仪。从发达国家参观、考察回来的朋友谈，他们没有发现那些国家人与人的狰狞，而都是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但是他们不会没有矛盾，没有牢骚，没有委屈，而是在忍让中将这些加以化解。
我与三原，有很多话可说。它是个文化底蕴深厚、人文科学发达的地方。尽管它同那些近几年发达了的地区相比，显得有些落后，但可以预料，“知礼仪”的人，一定会将“百业”举起来，举得高高的。
参见《龙桥新韵——三原当代文学作品选》
吴树民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