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云儒
不是一座园子，也没有杏树。东面是坡，坡下有路南北贯之，有地四方展之，有水汩汩沁沁地涌动。地图上当然找不到，三原人知道它的也不很多。但是由鲁桥往北十里，过了红原厂再五里，在错错落落的村舍和地窑之间，几十排简易的平房明眸皓齿列队于简易公路之边，叫所有过路的人不能忽略它。
四川广元人，长在江西雩都，学于京城，长年工作在西安，本来和秦地中段塬上的这些小平房八竿子也打不着。“文化大革命”使人离散也使人聚合，命运发生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先是下放大巴山，四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四年，为了向妻儿靠拢，调来这块黄土塬，红原锻铸厂是三线建设的成果，厂房钻山沟，宿舍干打垒。加之来得迟，妻又不在本厂工作，算是单职工，便分到了离厂区遥远而又遥远的北部边陲，这个杏树园。
杏树园大都住的是刚由部队转业的“一头沉”职工，他们那没有城市户口的家属和孩子从各地农村千里寻夫麇集到这里，特殊的居民构成使杏树园形成了特别的文化社区。物质生活水平比其他宿舍区整整低了一半，每个人后面都跟着好几张没有居民购粮证的嘴，要吃高价粮、高价油、烧高价煤。工人和农民杂居在一起，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羼在一起。工人本是刚脱下黄军装才着蓝工服的农民，敲开村里随便哪一户院门，给家属买上点议价粮，就在院里用碾子推，用簸箕簸，用圆筛筛，那个在行，你很难说清谁是这院里的主人。妻子无班可上，更是常常抱个娃、夹个缠着麻线的鞋底，走东家串西家，都是土里刨食的人，土地片刻间便熔接了心的距离，像是河南的七姑、见了塬上的八姨，谈得来兴，常常声撼树叶颤，笑荡山风起。
到了夏忙秋收，杏树园平房里的女人和农舍里的女人一样，几乎人人五更下地，摸黑回来。她们要拾粮食。拾得好，自己和孩子小半年的口粮便有了着落。那些日子，宿舍门前晒的是粮食，门背后码的是粮食桩，房中间摊开的是正剥的玉米棒。一天下来，这些身兼工农二职的住户，衣服上的麦麸子远比铁屑多。他们活得真不富足，真不轻松，却又真有点韧性。这坚韧常使我羞于自己的文弱，感到骨殖中似乎少了一点钙质。
杏树园的人，来自湖南、四川、安徽、山西、河南，因为没有高层公寓单元楼的阻隔，各地的语言、风俗在小平房的巷道中交汇、回旋、集聚。我隔壁的王师傅是淮北人，他妻子却总是用“吃加加(读如加加，鸡蛋）”来哄怀里的孩子一一那是居民组长陈大嫂湖南口音流传的结果。她还做得一手好旦旦面，是前排四川人李师的嫡传。最可笑的是广东的邝师，在村里学会了擀关中硬面，忽一日吃了米饭就喊肚子“阴痛阴痛”，自此改成面食为主。
杏树园的人很少置办家具。多是流动的临时户，置了是累。家家大白天敞着门，没有什么要藏着的，也就自然昼不闭户路不拾遗。吃饭则坐于门前，在巷道拉成一道吞咽咀嚼的长廊。于是烹饪的交流和竞赛，菜肴的互尝和展览，扩而至于工作、家务、心绪的交流，便不可或缺，且蔚成风气。听这些地北天南的（有时也大声吵架），南腔北调，无论内容是什么，总生出许多生活的乐趣来。我实在羡慕这种艰难困窘中的快乐。
在杏树园那几年，虽然是我生命中飘泊不定的一段，心情却分外宁静。除了心远地自偏，已经铁了心在锻锤和机械轰鸣声中甘守心的寂寞，却也并不全是哀莫大于心死。这恐怕和杏树园人的乐观旷达有关。
我平时孑然一身，很少做饭，从不买煤。记得有次花一块钱买了条猪后腿，抹上盐，悬于小伙房低矮的梁上。每天下班回来，背上陕南带回来的背篓，去刚刚收尽的地里捡麦秸根。估计够把肉烧熟，旋即打道回府。用刀剜下一绺腿肉，马虎一洗就下锅。几日过去，有些腻味，便端上碗去换包谷搅团吃。以我的水平，做搅团
的难度当然远在煮肉之上。及至猪腿吃完了，下班回来门口间或还会有一堆麦秸根，我知道那是好心的邻居或村里、厂里的孩子们给我捎来的。在车间和科室，他们生活在精密度很高的数量化世界里，制造的是飞机的脊梁。但回到这厂区的乡村杏树园，数量化的世界和金属的硬度，却常常被伦理中的人生观、价值观所融化。
人伦的力量原是比钢比铁还大的。
又一次，是在防震棚里躲地震的时候，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吧。连日大雨，上游三里地的水库泄洪，许多大鱼被冲了下来。天麻麻亮，下了后夜班的工人最早发现了这笔外财。他们不假思索地采取了原始公社的方式，叫起了所有在家的人，冲向河滩。中午我下班回来，隔壁的王师傅送来一条半人高的鲢鱼，说是上夜班的给上白班的同志分了一点，那段日子我早已不开伙了，连腌制的盐也没有，只好请邻居越俎代庖。晚上，我串进两三家的防震棚，就鱼下酒（是村里代销店那种没有牌号的杂酒），好热闹了一阵子。记得有一家男主人喝醉了，连哭带诉说：“肖师，我参军前初中毕业，作文得过乡上比赛第一名一一现在这情形，老婆、孩子、户口、工作，啥时候能有了？平静了几年的心境被这哭诉搅乱了。想到自己被赶出上层建筑领域，秦岭南北流离颠沛，微醉中很有几分伤感。我在这时学会了搓麻将。
一九七九年夏，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个接一个的新提法在我古井般的心里掀起了涟漪。特别是当时报道了一位和我同一年大学毕业的北大地理系学生，分配到兰州工作，十年浩劫身陷囹圄七年，坚持在烟盒上记下自己思考的心得，集而成为一部科学著述。记得那报道的开头，写的是他大学毕业时去人民大会堂听陈毅的报告，我几乎无法自持。我和他同一天在同一地听的这个报告，也带着一种责任一种抱负来到大西北。一事无成，于心何安？这以后，晚饭吃罢，常常端个小板凳往门口一坐，借西斜的天光看点书，主要是哲学书。有时再把高椅端出来，趴在上面写点文章。这在杏树园是少见的。乡党邻里免不了问我写什么，得了回答后，便报之以赞赏、理解、疑惧和莫名其中奥妙的种种目光。不久，《光明日报》哲学专版通栏头条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应该重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不久，《人民日报》“战地”副刊发了一篇写三原临履河的散文《桥》。这事在厂里传了开来。
我房里的灯经常亮到深夜，却因此和杏树园有了某种说不清的隔阂。那些“一头沉”的工人师傅隐隐地流露出一种神情，好像我原和他们是有区别的。有的则实说，看来杏树园留不住你了。
秋天，根据“回收”下放干部的政策，我被调回《陕西日报》。走之前，两位四川老乡帮我将厂里发的包装箱改制成了一个带柜的书架。我是坐厂里拉金属材料的卡车走的。妻坐在司机台，我在敞篷厢中，挤在一大捆钢筋和那个新书架之间的夹缝里，怀里还抱着一只芦花鸡一一隔壁王师临开车时硬塞给我，捆也来不及捆。
便这样离开了生活了三年的杏树园，离开了这个充满了巨型钢铁的碰撞声又充满了人情味的乡中之厂和厂中之乡。我怅然若失，心中的某一部分丢失了，丢失了什么又说不清楚。
两年后的一个春节，我专门来杏树园走亲戚，看望那些“一头沉”的兄弟。西家吃饭东家喝茶，有的说看到过报上登我的文章，有的说在电视里见我正发言，全场子里（这里还没有一部家用电视，只有公家给家属区配备的十二吋黑白电视机）的人都指着说，这不是咱
杏树园的肖师傅吗？对一个离开了两年的邻居，杏树园的热情有增无减。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大都依然如旧，妻子儿女农村户口的解决依然遥遥无期。对自己的调离，我突然有了一种背叛的感觉。这感觉折磨了我许久许久。
他们中有许多有才气有劲头有理想的人，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某种几乎无法改变的规定，使他们的生命有一半偏瘫着。假如生活将他们和别人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呢？
再没有去过杏树园，就这样永别了杏树园，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小站。
参见《龙桥新韵——三原当代文学作品选》
吴树民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