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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年间，陕西连遭特大早灾，麦秋大部分绝收。蒲城西北乡几十个村子又遭特大雹灾，柿子、红枣落了一地，农民哭声连天。而知县却匿灾不报，还巧立名目增加派款，商人农民怨声载道。那时，东南乡木匠冯家村有个农民叫冯廷理，虽只读了五年私垫，却自修好学，有胆有识。他想：“看戏上有了大冤案上京告御状的事，自己能不能去北京状告知县呢？”但他一个人还拿不定主意，便去城里找常帮穷人打官司的讼师孙如僚商量。
      孙如僚老家在东乡孙家庄，因常帮穷人打官司，为民除害，有了名气，便住在城里。他听冯廷理一说，不但赞赏冯的勇气，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他对冯廷理说：“俗话说，要打通通鼓，离不了三五人。”于是，两人分头联络了两个胆大心细之人，一块商议，决定由孙如僚写状子。冯廷理上京去告，路费由大家筹集，约定互相保密，还要在私下演习。当诉状写好，经大家同意后，便在冯家关帝庙演习告状办法，锻炼胆量。附近双酒坊的杨拴娃家里开个烧锅，做烧酒发了财，为人疏财仗义，愿出二百两银子，支持冯廷理去告御状。孙如僚还托人给住在北京的蒲城同乡王垣（王鼎曾祖父），望其在京全力协助。
      冯廷理把行装准备停当，又把状子用油纸包好，缝在夹袄里边，只身上路，走韩城过黄河，经山西直奔北京。昼行夜宿，走了大约一月，顺利到达北京，先到宣武门外铁老鹳庙巷蒲城会馆去找王垣。会馆长班一听冯廷理是陕西蒲城人，想开个小玩笑，便说：“听说你陕西人说话爱说‘球’，你一句能说七个‘球’，我便让你进去………”冯廷理心想，我老远从陕西来找乡党，你却和我开玩笑，便气呼呼地说：“球！叫见球了见球，不叫见球了算球啦，说球这些蛋球话做球啥哩！”长班高兴地说：“我让你说七个‘球’字，你说了八个，我马上引你去见王先生。“冯延理由长班引导，很快见到王垣。乡党见了乡亲，王相又是洗脸水，又是准备吃的。
      王坦是蒲城县城内当铺巷（即今达仁巷）人，这时在北京应考“博学鸿词”，同时跟屈悔翁学诗，听到冯廷理来京告御状，马上表示全力协助。先把冯廷理安顿住在会馆，又找附近乡友商量，如何能把状子递上去。据有经验的老人说，先要结识宫内近卫人员，才能知道皇帝出宫时间，便有机会呈上状子。王垣便托人到王府井一家大饭馆找经理，介绍冯廷理去这家饭馆做堂倌。因皇宫内的大官、侍卫、常出东安门到这家饭馆吃饭，在这里干活，便有结识宫里人员的机会。
      冯廷理到这家名“东来顺”的饭馆，先干杂活，表现特别勤快。经理满意，一月之后便当了堂倌，招待顾客。冯廷理一心想很快达到告状目的，凡是宫内顾主，特别表现出亲热。约一月之内，便与两个近卫人员交上朋友，约好在一个单间谈心。当冯廷理说出了他想告御状的心愿时，近卫人员便低声说了一些办法，答应在皇帝出宫时预先告诉他。
      有一天，乾隆皇帝要去雍和宫降香敬佛，近卫人员事先密告冯廷理，嘱他小心行事。那一天，冯廷理早在东安门外等候，当皇帝出巡前敕令街上百姓回避时，冯廷理躲在避静之处，不易为人发现。看到皇帝在众多近卫人员及太监保护下，坐御轿出东安门时，冯廷理手持状子，跪在路边，口喊冤枉。只见近卫人员大踏步地跑过来。把他推向一边，实际上表面不客气，暗里却在保护冯廷理。皇帝听见有人告状，马上传令停轿，叫近侍接过状子，带回去处理。冯廷理告御状达到目的，便辞去堂倌职务，住在会馆等讯。因冯廷理请王垣在状子上写明他在北京的住址，五天后，宫里便派人找到住地通知他，皇帝已派人去陕西了解实情，叫他在京听候消息。
      饮差拿着冯廷理状子的副本，赶赴陕西查案。钦差到蒲后，除查明知匿灾不报、摊派繁重的情况，又着重落实了知县私伐皇陵古柏一事，证人正是孙如僚。钦差见到孙如僚问话，孙从屋内取出一把柏树叶，说：“我的眼不好。有一天，孙子领我走到西大街，听后边有人喊：‘快让路，给县老爷拉柏树的大车过来了！’我一边让路，一边掠了一把柏树叶。又听见路边有人小声说：‘这是李知县砍伐唐陵的古柏。’你看柏叶都干了！”钦差便把柏叶包好带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冯廷理告御状达到目的，皇帝恩赐了他个“监生”名义，返回家乡，与孙如僚等共庆胜利，李知县被罢官，免去百姓各种负担共七十二项。这件事还载人光绪末年编印的《蒲城县新志》。事后，有人论及此事，认为冯廷理等能告御状成功，一是冯有胆有识，二是孙如僚状子写得好，特别是上告知县盗伐唐陵古柏一事，可谓击中要害，引起皇帝的愤怒，认为蔑视皇权，才将知县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