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
源远流长的三秦戏曲文化在20世纪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新发展，戏曲创作、演出、传播、评论、研究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相当辉煌的。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回眸往昔，就不禁想起和三秦戏曲文化的发展历史紧密相关的众多人士，其中蒲城“三李”，即李桐轩及其子李约祉、李仪祉，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李门父子主要活动于清末和民国时期，其中仅李约祉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20年。“三李”皆为同盟会会员，可知他们都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曾担任过重要职务，分别系那一历史时期省内政治界、教育界和科技界的高层人士。那么，令一般人不解的是，他们在从事主业之余，何以要关注戏曲，涉足于这一领域并为其发展呕心沥血？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大致不外两条：
其一，爱国思想的驱动。“三李”具有长短不同的清末社会生活经历，对清朝各级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日益加剧，对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等等沉重难医的社会弊病，均有深切感受。他们又都经历了辛亥革命风潮，而身处社会转型时期。帝制被推翻以后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国家民族怎样才能走向富强之路？对这些沉甸甸的社会问题，他们思之甚深。李桐轩的看法是，“人民知识蔽塞，国家无进步之希望”，要改革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普及教育”做起，而编演新剧目乃是普及教育的有效途径。“报章止及于文人，演说止及于市镇，不伤财，不劳民，使民日迁善，舍戏曲未由也”，戏曲“上自士君子下逮皂隶愚氓，巷闾妇孺，无不知也。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悲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为普及教育之天然机关”①。出身于农家的李桐轩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根据农村的实际状况而强调戏曲宜传教育作用的。这种具有强烈政治功利色彩的戏曲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在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为医治社会病疾、促使民族复兴开具的处方中，李桐轩的编演新剧目以普及教育当然不失为良方之一。
其二，故乡民俗的影响。“三李”把编演新剧目视为进行国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和他们接受故乡民俗的影响也有密切关系。蒲城县的戏曲文化积淀十分丰厚。进入清代后，戏曲演出更趋活跃。同州梆子、眉户、碗碗腔剧种在县内广泛流行，深受百姓喜爱。不只在庙会、节日期间村社多安排演出，就是庄户人家遇到婚丧之事，也多邀请自乐班吹拉弹唱。有些地方唱戏一连数日，白昼不足，夜则继之，观者云集，热闹非常。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三李”都曾在学习经典文化的同时，深受民俗文化的熏陶，并因此养成了对戏曲艺术的浓厚兴趣。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桐轩曾在家乡编写剧本《英雄泪》，用皮影演唱。他很重视皮影这种戏曲表现形式，曾说幻影“唱之者，置曲本于膝上，无虞遗忘，不劳记忆，而需费又少，可谓完善之极。窃以为社会教育普及，必取此”②。在当时农村文化落后、娱乐形式匮乏的情况下，皮影戏省人省钱，搬动方便，易于普及，又为群众喜闻乐见，李桐轩把它视为普及社会教育的一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他用皮影戏演唱表现爱国内容的剧本，以启迪民智，这可以说是他进行社会教育的一种早期实验。
爱国思想的驱动，故乡民俗的影响，促使李桐轩在民国建立后便立即着手落实他用戏曲宣传手段进行社会教育的设想。在陕西省，他是这一艺术主张的首倡者和力行者之一；李约祉对其父的艺术主张进行了辛勤实践，成效显著；作为水利专家，李仪祉也曾进行过剧本创作。“三李”联手，在陕西近现代戏曲史上竖起了一块丰碑，贡献十分突出。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李氏父子对发展三秦戏曲文化的突出贡献，是同易俗社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李”都是易俗社社员，李桐轩、李约祉曾任易俗社社长、名誉社长。在民国时期易俗社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突出贡献”的强烈折光。
参与创建、培育易俗社，在20世纪之初的三秦大地上推出一个面貌全新的艺术团体，这是李氏父子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如果把今天已届望九十之岁的易俗社比做一座巍峨的戏曲艺术大厦的话，那么李桐轩便是奠基者之一。
民国元年（1912），李桐轩出任陕西省修史局总修纂。这时，几年前已经产生的利用戏曲进行国民教育的念头又重新萌动。因此，当修史局修纂孙仁玉提出组建剧社、编演新戏曲、改革旧社会的设想时，李桐轩即表赞同：“此亦吾之素志也！”③两人一拍即合后便开始酝酿组建剧社事宜，定其名日“易俗伶学社”④，并草拟了《简章》。为了争取社会支持，李桐轩曾与西安各界高层人士进行反复磋商，颇有成效。条件具备后，当年7月1日举行了易俗伶学社成立大会，一个面貌全新的戏曲艺术团体宣告诞生。从此，易俗社开始了光荣与屈辱相伴、顺利与坎坷交替的创业历程。在民国时期，易俗社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给三秦戏曲文化注入了极大的活力。诚然，它也曾被兵资、灾荒、内部矛盾等几度拖至危境，但却不曾垮掉，个中原因的确令人深思。笔者认为，原因固然可以列举多条，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它的奠基工作做得十分扎实：一、拟定有明确宗旨，即“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了实践这一宗旨，该社在人事组织、艺术教育、剧目排演、经费收支、功过奖惩、病事告假，甚至食堂用餐、会客通信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就使易俗社刚起步便进入了规范化、有序化的良性运作状态，具备了极强的生存耐力。二、得到了权力的保护。易俗社的发起人中张凤翙是辛亥革命后的陕西首任督军，陈树藩乃陕西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后也曾出任陕西督军，和李桐轩一起被推荐为首任社长的杨西堂乃省议会议长兼东征军军需长。这些政界和军界实力人物的参与，对易俗社的成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上两条，成为易俗社判然不同于那些以谋生为目的、聚散无常的江湖戏曲班社。该社奠基工作之所以扎实，自然当归功于李桐轩等人的精心运筹。民国时期，易俗社《章程》曾根据实际情况作过多次修改，而其宗旨及基本组织形式没有变化。同时，权力对易俗的保护也一直未曾停止。陈树藩和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张伯英都曾应聘担任该社名誉社长，杨虎城主陕期间也和该社关系密切，邵力子、马鸿逵曾向该社赠予钱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俗社的成就曾上达国民党中央，引起蒋介石的关注，对该社颁赠1000元，以示嘉奖。这些对易俗社来说，都是无形的保护伞和护身符。没有宗旨和制度，易俗社就会无异于江湖班社：“除非有实力的人参加，易俗社就不能生存”⑤。李桐轩等人提供的这些宝贵启示为后来人所遵行，他们在艰难曲折中把易俗社的事业推向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桐轩不仅参与创建了易俗社，而且他们的建社思想在民国三十七年中一直是该社赖以生存的法宝。
努力传播秦腔艺术，有效地扩大了三秦戏曲文化在省外的影响，这是李氏父子的又一重要贡献。1921年易俗社演出团走出潼关，驻汉口演出，获得了极高声誉。李约祉曾任易俗社驻汉口分社社长，李桐轩也曾主持分社事务。汉口演出在传播秦腔艺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和他父子二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该社是于1921年4月抵达汉口的，翌年10月返陕，历时一年有半。演出在武汉三镇引起轰动，各界人士争相观看，“报纸上称誉，无日无之”⑥。
对这次汉口之行，李氏父子起了关键性作用：一、1920年11月，《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回陕探亲期间，建议易俗社赴上海演出，以扩大影响。当该社“领导班子”讨论这一动议时，有人提出去上海不如去汉口，有人提出固守本土，不应外出。李桐轩是赴汉口演出主张的有力支持者，由于他在社内的地位和影响，加上学生请愿外出献艺，所以赴汉口演出之议遂决。接着，李约祉等又受命去汉口作实地调查，后复函社内，催促成行。如果没有李氏父子，三秦戏曲文化史上能否载有易俗社汉口之行这光彩的一页，恐怕还难断定。二、易俗社初到汉口，“唱的都是陕西梆子，没有什么人去看”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遵照李约祉提议，该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印刷《第一次报告书》阐明该社宗旨；编印《易俗社日报》，作为戏单分发；印刷《鸦片战纪》《共和纪念》《三回头》《软玉屏》等剧本，向外发售，这样该社的宗旨、上演剧目、演员阵容等，就广为人知了。同时，《易俗社日报》还刊登剧评，多是诗文相间，赞词连篇。该社不少演员当时驰誉武汉三镇，固然凭借的是自身的精湛技艺，但日报的有力宣传也起了重要的扶持作用。三、在汉口演出期间，分社事务主要是由李约祉主持。在山陕会馆修建新舞台、举办易俗社10周年纪念活动等，李约祉都参与了决策。这些保证演出顺利进行、扩大易俗社影响的得力举措，都收效颇好。当时曾和李约祉多次晤谈的欧阳予倩，“认定他是一个坚忍能干的人”⑧。当李约祉因母病回陕期间，年已60多岁的李桐轩便不辞劳苦地去汉口主持社务，虽只数月，而“爱社之心，老而弥笃，诚可钦也”⑨！如果说易俗社的汉口之行本身就是一出获誉甚高的活剧的话，那么李氏父子便堪称台柱。
对三秦戏曲文化的发展，李氏父子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即致力于剧目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
为了实现亲自参与制定的易俗社宗旨，李桐轩于1913年撰写了《甄别旧戏草》，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对旧戏进行改革的意见，这是三秦戏曲文化史上关于戏曲改革问题的首次论述。在《甄别旧戏草》中，李桐轩把当时流行剧目分为“可去者”“可改者”“可取者”三类；可去之戏分为“诲淫”“无理”“怪异”“无意识”“不可为训”“历史不实”六类；可改之戏分为“善本流传失真者”“落常套者”“意本可取而抽象者”三类；可取之戏分为“激发天良”“灌输知识”“武打之可取者”“诙谐之可取者”四类。他主张如此甄别旧戏的目的乃在于推陈出新，“推其陈，出其新，病乃不存；陈之不推，新将焉附”⑩。陈与新的标准则“以影响人心为断”⑪，即以是否有利于救正人心、开发民智进行取舍。李桐轩的这一理论见解，其实在先一年拟定的易俗社《简章》中就已经得到表述，《简章》第二章第五条所规定的编演戏曲的五条标准，便是上述意见的制度化。为了保证李桐轩这一主张的实施，易俗社还制定了若干具体措施。李桐轩的戏曲推陈出新理论，提出于80多年以前，实在难得。它直接指导、规范了易俗社的剧目创作。民国时期，易俗社创作群体共编写各类大小剧目500余种，其中多数从表现内容到结构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易俗社风格，与江湖班社上演的流行剧目截然不同，这正是李桐轩的戏曲改革主张得到贯彻的生动体现。易俗社剧目的广泛传播，不仅活跃了城乡群众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净化戏曲舞台的效果。在陕西戏曲改革的漫长历程中，李桐轩实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三李”都曾经进行过剧目创作。李桐轩在易俗社成立以后的20年中，共创作剧目30余种；李约祉一生创作剧目20余种；李仪祉创作剧目3种。李氏父子的剧作，无论表现的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生活，从总的倾向看，多能紧扣时代脉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李的代表剧作《一字狱》表现的是清末四川沪州人民反对盐务的斗争故事，塑造了一个为民除暴安良的举子万人杰的英雄形象。该剧在汉口演出时，观众席上有位老者站起来，操着四川口音大喊：“戏中的万人杰就是我！”当时全场皆惊，掌声雷动⑫。正因为反映了民众关注的重大事件，表达了受苦群众的心声，才赢得了如此强烈的剧场效果。《庚娘传》是李约祉的代表剧作之一，它取材于《聊斋》故事，塑造的刚烈不屈、杀仇除恶的庚娘舞台形象十分感人。该剧盛传于陕西乃至西北其他省区，堪称易俗社的经典剧目。《复成桥》《卢采英》和《李寄斩蛇记》，是李仪祉所写的三个剧目。虽然它们表现的题材不同，但思想倾向则是一致的，这就是，反对封建迷信，鞭挞贪官污吏，揭社会之不平，为百姓讨公道。《卢采英》取材于西班牙故事，以土瓶装洋酒，别具一格，孙仁玉曾评价说，仪祉先生“以游学欧洲，见闻广，所编戏融合中西，提醒青年处甚多，《卢采英》其将着者也”⑬。“三李”的剧作，丰富了三秦戏曲剧目宝库，它们的流布，又成为扩大三秦戏曲文化影响的渠道之一。1921年李约祉的《韩宝英》一剧，被欧阳予倩亲自改为京剧，曾与周信芳合作演出。这乃“三李”剧作提高陕西戏曲知名度的早期事例之一。
（文章原名：《蒲城“三李”与三秦戏曲文化》）
【注释】
①李桐轩：《甄别旧戏草》，《西安易俗社成立七周年资料汇编》（内部刊印本）。
②李桐轩：《甄别旧戏草》，《西安易俗社成立七周年资料汇编》（内部刊印本）。
③《易俗社七十年编年记事》，《西安易俗社成立七十周年资料汇编》（内部刊印本）。
④此乃易俗社初名，后因考虑到“易俗事业，原不限化妆讲演一端，而笔墨生涯又岂肯以编辑戏曲为止”，便去掉了“伶”字。又因省内外仿效易俗学社之名者不少，为区别起见再去掉“学”字，遂定名为易俗社。
⑤师子敬：《易俗社的产生》，《西安戏曲》1954年第三期。
⑥《秦腔近代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易俗社八十年》，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⑦《陕西易俗社之今昔》，《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⑧《陕西易俗社之今昔》，《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⑨《易俗社七十年编年记事》，《西安易俗社成立七十周年资料汇编》（内部刊印本）。
⑩李桐轩：《甄别旧戏草》，《西安易俗社成立七十周年资料汇编》（内部刊印本）。
⑪李桐轩：《甄别旧戏草》，《西安易俗社成立七十周年资料汇编》（内部刊印本）。
⑫杨铎：《易俗社在武汉》，《陕西日报》1962年8月14日。
⑬《秦腔近代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易俗社八十年》，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人文杂志》
1999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