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静亚
今年，是“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笔者拜访了当年跟随杨虎城将军的周梵伯（机要秘书）、于明江（私人医生）、陶志录（武术教官）等年已古稀的老人，和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英同志，又去他的家乡——陕西蒲城县进行了访问，写成这篇文章，表示对将军的怀念。
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可以说是和体育运动结了不解之缘的一生。他不仅自己练功习武，还以武会友，以武育人，培养出大批有用的人材。
组织中秋会 练刀习武 参加辛亥革命队伍
杨虎城的伯父杨全兴，参加了反清的秘密组织——哥老会，进行反清活动。清政府多次派人捕拿，但均未抓获。1906年，杨虎城十三岁时，县衙又去捉拿杨全兴，再次扑空，便把杨虎城的父亲抓去顶案，押往西安。为了打探父亲下落，杨虎城由家乡陕西蒲城县孙镇只身徒步赶到西安，和父亲见了面。1908年农历五月初二，父余被处绞刑，杨虎城将父亲的尸体从西安运回家乡。
父亲被害，家计无着，杨虎城不得不到一家小饭铺当童工，在幼小的心灵里怀着对清政府刻骨的仇恨，暗暗立下誓愿：要报杀父之仇。杨虎城在饭铺拉风箱，虽然又苦又累，却练得两臂粗壮有力，体力强过同龄人。1908年中秋节时，他联络了一伙穷苦弟兄成立了中秋会，拟定了一个简单的政治纲领：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辱妇女，同生共死。中秋会的成员常常晚上集中在一块，习拳舞刀，切磋武艺。当时，蒲城一带习武成风，流行着“小红拳”“炮锤”等拳种，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因此大伙的武艺提高很快。杨虎城练武最刻苦，力气也大，为了练轻功，他为自已打了一对“铁瓦”，整天绑在两条小腿上。
辛亥革命前夕，中秋会的小伙子们已发展到数百人，在周围很有一些影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战告捷，杨虎城便带着他的中秋会弟兄们参加了辛亥革命队伍，被编入秦陇复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开往乾州（1913年改称乾县）、永寿一带与清兵作战。由于中秋会弟兄们身体强壮，又会武艺，所以多次打败清军，为辛亥革命屡建战功。
重建中秋会 走上武装抗暴道路
辛亥革命胜利了，但社会上的一些黑暗现象依然如旧，杨虎城很失望。1913年毅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仍在饭铺里谋生。在家乡，他亲眼看见豪绅地主们横行乡里，于是又把那些中秋会的弟兄们暗暗组织起来习拳练刀，很快就团结了一批青年农民，开始进行抗暴抗捐活动，保护穷人。官府派人到处捉捕中秋会员，杨虎城就率领会员们与差人作斗争，官府越抓，中秋会的人数越多，威望越来越高。
蒲城县东南乡有个名叫李祯的恶霸秀才，与官府勾结，欺压百姓，群众恨之入骨，都叫他是“黑豆虫”。1914年夏收刚过，杨虎城去姑母家，正碰上李祯带了一伙打手来这里逼债。杨虎城便出来与李祯辩理，李祯却指使几名打手动手打人，他忍无可忍，略施拳脚就把几个打手撂倒在地。李祯一看形势不妙，便带人溜了。临走时恶狠狠地说：“杨虎城，你等着吧！”
杨虎城知道李祯不会与他善罢甘休，便决心先下手为强，除掉这个“黑豆虫”。他便去河东向一个绰号叫“倒植”的借了一支马拐子枪，趁着一个逢集的日子向孙镇一家粮号走去。到了门口，他问伙计们“李祯先生在这里吗？”伙计指着柜房说：“在里面。”他便大摇大摆地进入柜房，见炕上躺着两个人在抽大烟，便问：“那位是李祯先生？”“我就是，有什么事？”其中一个人一面答着，一面慢慢地坐起来。杨虎城怕李祯坐起来后认清自己，便把头低下说：“有人让我给你捎了一封信……”他说着，敏捷地从套裤里抽出“马拐子”对准李祯就是一枪，结束了“黑豆虫”的性命，为民除了一害。
打死李祯，杨虎城便带着一批中秋会弟兄到附近的吴山镇，在那里打了一批“关山”刀，组织起一支除暴安良的大刀队。闲时大家抓紧操练，掌握好大刀劈杀技术和防御本领。有一次，他们侦察到澄县城里有一批税款要经过蒲城解经西安，杨虎城和他的大刀队员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路旁，趁着黑夜出击，将这笔税款劫走。大刀队用这笔款买了武器，武装了自己。杨虎城大刀队的活动在周围影响越来越大，蒲城县内无法安身了，他们便向同州（今大荔县）、朝邑（1958年并入大荔）、合阳等地转移，真正走上了武装抗暴的爱国道路。
创建军校 加强体育 增加武术教育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全国人民群起声讨。陕西也和全国一样，义军四起。这时，杨虎城率领数百名武装抗暴群众，参加了陕西的护国军，在朝邑、华县一带与袁军作战，节节胜利。第二年，他被编入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身负营长之职。从这时起直到1937年被迫出国考察，杨虎城在二十一年的戎马生涯中，一直重视部队的体育活动。
1917年，杨虎城部在岳阳驻防期间，利用作战间隙时间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有一次，他到训练场检查部队训练，发现一个叫王振华的士兵，练习单杠、双杠时，动作干净利落。事后他把王振华叫去谈话，调到身边当警卫，后来提升为副官、卫士营长、特务团长等职。在西安事变中，王振华又被提拔为警备区第三旅旅长。杨虎城提拔王振华一事，在部队引起很大的反响，促进了部队的练武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和士兵的作战能力。
杨虎城认为，军事训练必须重视体育，他多次举办训练班、教导队，体育都被列入教学训练的重要内容。1924年他退居陕北时，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他还在安边成立了教导队，又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教导队的生活非常严格，除了正式的军事训练外，还进行长跑、单杠、双杠、木马、跳高、跳远及球类活动，生活十分活跃。这年冬天，杨虎城从陕北进入渭北高原，把原来的教导队扩编成教导营。五月，他又仿孙中山创办黄浦军校的办法，聘请黄浦军校毕业生刘子潜等人，在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成立了“三民军官学校”，指派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由于三民军官学校重视体育训练，学员体质好，战斗能力很强。1926年春，有一股土匪窜到耀县西塬一带，抢走了农民的八十多头驮骡。三民军官学校学员立即组织起来，全副武装跟踪追击，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这股土匪，八十多匹驮骡如数交还给了农民。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发展与政治上的深得人心，使杨虎城更认识到体育在军事训练中的重要作用。不久，杨虎城决定在部队开展武术活动。1933年，杨虎城聘请了著名拳师陶志录担任教导营的武术教官。时年三十二岁的陶志录，练得一身过硬武功，他对陕西流行的地方拳很有研究，还酷爱足球运动。他任职后，每天早上和下午给教导营士兵进行武术基本功及劈刀训练。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开展比赛，届时杨虎城亲到场地视察，指点。当他发现士兵们练得好，便高兴地说：“这样练下去，我们的弟兄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何愁打不了胜仗。”他强调要练好劈刀本领，并现身说法，给大家讲述他率领中秋会弟兄们怎样使用“关山刀”打富济贫、劫走税款的故事。陶志录还在部队里开展篮球、足球、田径及单杠、双杠、木马等体育活动，气氛非常活跃。
为检阅训练效果，这年秋天，杨虎城决定在新城练兵场举行盛大的体育运动大会，项目除了田径、球类外，还特设了武术及团体操表演。运动会开幕式时，杨虎城身穿礼服，雄赳赳地站在军乐队的后面，踏着鼓点步入会场。赛期间，他就座主席台上观战，时而又走到场地里为士兵们加油鼓劲。他还给优胜者发了奖品。
1935年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到西安后，为争取与东北军共同抗日，杨虎城主动与张学良接触，注意两军的内部团结。当他得知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后，便立即把自己住处一个已荒废了多年的网球场修葺一新，邀请张学良夫妇到这里来挥拍对阵。正是这种球场上的友谊，加速了政治上“张杨同盟”的形成，终于导演出了“西安事变”这出千古流芳的伟大史剧。1973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临行前，他将自己佩带的单剑，赠给了武术教官陶志录。最近，陶老把这把剑献了出来。
“养身当以动为先”
为了抗击日寇，1933年杨虎城亲自去石家庄见蒋介石，陈述救国主张。谁知他的爱国之心却被蒋泼了一盆冷水。不久，蒋介石下令撤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一气之下，杨虎城决定在蒲城县创办“尧山中学”，实现他“教育救国”的心愿。他说：“陕西省的主席不当了，在自己的家乡自己出钱办一所学校，这一点权力和自由总还可以有吧。”
1934年农历一月二十七日，尧山中学举行开典礼，杨虎城从西安赶回蒲城参加大会，并亲手将书有“教育救国”四个大字的新匾赠给学校。尧山中学里学术研究十分自由，学生可以阅读进步书籍，可以谈论抗日问题，许多青年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杨虎城为了培养大批身体强壮的抗日人才，特别强调学校的体育工作，还给学生配发了枪支和服装，请来了军事教官张希钦，对学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学校的篮球、排球、足球代表队常与附近的驻军进行比赛。每年校庆之日，学校要举行运动会，杨虎城特地从西安赶回来参观。据一些老人回忆：1935年，学校运动会上一个学生长跑成绩非常突出，得到的奖品是一辆自行车，在蒲城县城里一时传为美谈。
杨虎城把自己的正在西安二中上学的长子杨拯民转到尧中。他对拯民说：“我要办一个好的学校，我的儿子都不去，那怎么取信于人呢？”1936年秋，杨拯民转入尧山中学二六级学习。他同其他学生一样，住集体宿舍，吃集体灶，一块训练，过着紧张而有意义的生活。西安事变之后，尧山中学的学生成批到了陕北，勇敢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
出身贫苦的杨虎城领兵从政几十年，个人的体育活动从未间断过，后来年岁大了，工作忙了，他还坚持每天下午饭后要到户外散步一个小时左右。他还喜欢爬山、打猎等野外生活，他常说：“养身当以动为先。”
1935年夏，杨虎城去蓝田县考察后，不顾气候炎热，涉水渡河去城东南二十多里的水陆庵参观，然后又兴冲冲地爬到山顶上，随同的人都佩服他的体力和精神。第二天他外出时，碰见一只野兔在草丛里跑动，杨虎城伸手向副官要来枪支，在距离兔子40米左右的地方一枪打去，便击中腹部。过了一会，他又见一老鹰在头上盘旋，便拿起猎枪向空中瞄射，枪响鹰落。许多人常常请教他的健身之道，杨虎城总是那句话：“人每天都要活动活动，不然就会生病的。”
参见《体育文史》
1986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