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颖
在主政陕西的几年当中，杨虎城积极务实，关心民众之疾苦，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其中包括兴修了以泾惠渠为代表的一批农田水利设施，创建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有力促进了陕西农业的发展，可谓功在当时，利在千秋。本文拟就杨虎城对陕西农业的贡献做一简单介绍。
一、兴修农田水利工程
除了陕南外，陕西总体上属于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一般平均雨量约每年300公厘左右，有许多地带且低至80公厘。”①而农业的发展必须有充足的水源，这种降雨量很难保证农作物的需要。于是，水利工程在陕西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没有水利设施，就不会有陕西的发展。陕西人常说的“秦之富，得之郑国渠；汉之富，得之白公渠”，就说明了水利设施对陕西农业的重要性。但是近代以来，国运衰微，陕西旧有的水利工程早已年久失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更是镜花水月。加之腐朽的中央政权、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偏僻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自然环境等，农业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与迅速发展的东部省份形成了强烈反差，以至于人们一提起陕西，就联想到黄土高原、沙尘蔽日。由此可见，农田水利设施对陕西至关重要，而农田水利设施的荒废与不足，也成为陕西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曾经断言：“西北如无水利建设，必于四十年后绝灭。”②此话毫无失实之处，水利建设确是西北农业的命脉。在陕西，如天公稍不作美，轻则减产，重则造成严重灾荒，三秦民众为之备受艰难。尤其是1929年的大旱，对于陕西农业来说更是毁灭性的打击。
1929年大旱，全省91个县中有88个县遭灾，受灾人口650余万人，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人们纷纷出逃乞食，卖儿鬻女者屡见不鲜。祸不单行，1930年关中又发生蝗灾，秋季作物被食殆尽，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由于自然灾害及农民抗灾能力低下，“1929年全省棉花只种了17.1万亩，总产皮棉4万担，面积和产量都是历史上最低一年。” 1931年，“全省小麦播种面积也仅1091万亩，比民国四年（1905年）减少451.4万亩……全省荒地增加了200多万亩。”③
1929年大旱更加坚定了杨虎城兴修农田水利的决心。为了聘请当时的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回陕兴修水利，在请求蒋介石未果的情况下，他通过李仪祉的伯父李仲特从中帮忙，将李仪祉先生请回陕西，并力呈中央于1930年任命其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负责陕西的水利建设。作为三秦儿女，李仪祉早就有水利兴陕的夙愿，1922年在担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之时，就一方面着手计划和测量泾惠渠工程，另一方面提倡民间兴修小型水渠，并对陕西的水利建设做过全盘设想。但由于当时的官员对此兴趣全无，李仪祉颇感遗憾，曾在对友人的信中提到：“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遂忘泾渭。果当局有兴工之决心，聚集可靠之经费，弟亦不再为局长，但畀以工头之职，畚锸径施，弟即奋然归矣。”④
两个有心之人，因缘际会，成就了陕西近代水利史上的一大创举，共同造福于桑梓。在杨虎城的力邀下，李仪祉欣然回陕，并积极投入筹划之中。1931年，李仪祉提出了在陕西修建“关中八惠”（泾惠、渭惠、洛惠、梅惠、黑惠、涝惠、沣惠和泔惠）以及陕南、陕北各项灌溉工程的计划。在资金方面，杨虎城多方筹措，首先由省政府经费中拨付40万元，又积极通过北平华洋义赈总会获得捐款40万元，檀香山华侨捐款15万元，后又争取南京政府资助10万元。除此之外，杨虎城又派遣一个师兵力充当民工。在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的多方努力下，泾惠渠于1931年开工修建，由华洋义赈会和陕西省政府合办。干渠全长70余公里，于1932年建成，支渠全长200公里，于1935年竣工。自1932年建成后，可灌溉农田总计71万亩。使沿途礼泉、泾阳、三原、高陵和临潼受益匪浅。据李仪祉的学生汪胡桢回忆，“当泾惠渠开工时，我曾前往工地，见时值大灾之后，农业凋弊已极，农民大都四处逃散，真有十室九空的情况……我于1935年再去泾惠渠，当时灌区已浇地60万亩，农民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灌区之内情况大变，到处人民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无论男妇老幼，都穿上新衣服……农家房屋均已修饰一新，找不出旧时破烂痕迹。”⑤另有数据显示，仅1939年沿渠各县“棉产约30万担，占全省产额之1/3，麦收约50万担，占全省产额之1/4，此外尚有杂粮30万担。”而农民因水利而增加的收入，1934年和1935年分别为300万元，1936年为800万元，1937年为600万元，1938年为700万元，1939年则超过1000万元。⑥泾惠渠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中国新式灌溉工程的开始，成为陕西近代水利事业的里程碑，杨虎城和李仪祉自然成为陕西近代水利事业的奠基人。泾惠渠的成功兴办不仅极大地刺激了陕西省政府兴修水利的热情和信心，而且在当时国民政府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坚定了国民政府投资西北兴修水利的决心。
泾惠渠修成之后，杨虎城和李仪祉又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洛惠渠的勘测和修建中，杨虎城亲赴现场考察，爬山涉水，不畏艰辛。1933年5月后，杨虎城虽然不再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但仍两次前往工地视察。甚至后来在身陷囹圄之中，仍念念不忘洛惠渠的修建，其拳拳爱陕之心可见一斑。
洛惠渠1934年开工，由经济部泾洛工程局主持，引洛河水灌溉蒲城、大荔、朝邑（1958年并入大荔）和平民（1950年并入朝邑县，1958年并入大荔县）四县农田，面积预计为50万亩，计划1940年春完工。⑦渭惠渠引渭河水灌溉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县农田，全长120公里，工程始于1935年3月，1937年底竣工，可灌田30万亩。“沿渠农地二十七年（1938）增加收益200元，二十八年（1939）300万元。”⑧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陕西省加紧修建农田水利工程，包括陕南的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陕北的定惠渠，关中的洛惠渠、沣惠渠、涝惠渠、泔惠渠、梅惠渠和黑惠渠等。
据统计，在抗战时期对陕西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黑惠渠、汉惠渠、褒惠渠、泔惠渠、洛惠渠、定惠渠、沣惠渠、湑惠渠和涝惠渠等12条渠道的整修，使陕西扩大灌溉面积242万亩。⑨后来陕西所修的有些渠道，虽然杨虎城本人没有参与，但是我们可以说，没有杨虎城兴修泾惠渠的成功，就不会有后来的洛、渭、梅、汉、褒、黑、涝、沣、湑、织、定等十一条新型渠道的迅速兴修或整修。
二、筹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除了气候干旱少雨，农田水利设施缺乏之外，农业科技的长期落后成为制约陕西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中国农民的耕作方式与农业设备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农民终年辛勤劳作，也只是广种薄收，产量很低。农业动力主要是畜力和人力，其中又以人力为主，用的是世代祖传的手工农具，工作效率极其低下；农业栽种时机的选择，靠的是农谚或观察天象；所施肥料主要是人粪尿、厩肥、绿肥、沤肥和草木灰等农家肥。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每亩的商品肥料费仅0.18元；每亩的农具投资，长江流域地区为1.67元，北方地区0.98元。”由于缺少必要的农业科学技术指导，农民在种子的选择、培育和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几乎全凭经验，时间一长，极易造成农作物退化和病虫害蔓延。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培育农作物和防治病虫害，农民的抗灾能力非常差，稍遇灾年，则束手无策，甚至连种子都难以回收。据统计，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全国农作物遭受病虫害的损失每年达10亿元以上。”⑩至于陕西，由于地处偏僻的西北诸省，农民的防灾抗灾能力则更显羸弱。所以，经办一所高等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员成为陕西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民国初期，陕西、甘肃等条件较好的西北省份曾经办过一些农业职业学校，培养初级农业科技人才。但是规模都相当小，加之军阀混战、财政拮据等原因，往往有始无终，因而作用和效果都不大。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鉴于西北人民多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活之本而农牧科技人员急缺的现实，多次向南京政府力陈在西北地区建立农业高等院校的重要性。他的多次请求和倡议得到了陕西同乡、革命元勋于右任先生的重视。
1931年，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回陕视察，目睹了陕西农业经济之凋敝和农业经营之落后，返京后极力呼吁兴办教育，振兴西北。由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国土大量沦陷以及中日大战的不可避免，国民政府面对如此严峻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在社会舆论和有识之士建议下，开始对开发西北农业投入关注。于右任、杨虎城等人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各种关系在中央积极争取。1932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于右任、张继、戴季陶等人提出的《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成立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决定开办农林专科学校。同年12月，将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改名为建设西北农林学校筹备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公推于右任为校长，在武功县张家岗购地541亩作为校址，……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建成，……任命辛树帜为校长，开始招生。”⑪
1938年6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4月，国立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院长为辛树帜，全院“设有农艺学系（包括农艺、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三组）、森林学系、园艺学系、农田水利学系、畜牧兽医学系、农业化学系等六个学系和一个农业经济专修科。”⑫西北农学院的设立，填补了西北没有农业高等院校的空白，并为陕西、西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抗战时期，以西北农学院为核心的农业科研机构汇聚了一大批农学专家，他们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促进了西北农业的发展。直到今天，陕西杨凌现代农业开发区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开发区，在中国农业科技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领头雁作用，这与当年西北农学院的设立不无关系。
另外，在杨虎城主政陕西期间，1933年，陕西省建设厅在长安等地已经开始试种“脱字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其被迫游历欧洲时，他还专门参观凡尔赛农业研究所，参观之后，杨虎城慨然长叹：“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很落后，急需这样的农业研究机构。”⑬显示出其对陕西农业的独特情怀。（文章原名：《杨虎城对陕西近代农业的贡献》）
【注释】
①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
②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
③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148页。
④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68页。
⑤汪胡桢：《在中国水利学会纪念李仪祉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水利学会通讯，1982年第5期。
⑥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
⑦潘凌云：《陕甘宁三省的水利建设》（西北论衡），1939年第7卷第15期。
⑧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
⑨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
⑩农业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农业出版社，1990。
⑪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29页。
⑫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30页。
⑬郝郁文：《杨虎城将军欧洲之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43页。
参见《西安社会科学》
2009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