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 罗宏才
杨虎城在民国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表现了对文物事业的关注，此事鲜有研究。本文依据近年来陆续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档案馆、陕西档案馆、陕西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等相关单位与个人处所获得的一些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以粗论，就教于学界。
一、杨虎城与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和陕西考古会
1930年10月，杨虎城受命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在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即着手实施自己的治陕计划，先后任命南汉宸、王典章、李协、李志刚、王一山、胡逸民等一大批贤能之士分任各部门要职，并针对陕西久经战乱、百废待兴的现实，首先公布实施“急待兴革”的八大政策①。
在实施八大政策的过程中，杨虎城对有文化的专门人才特别重视，对于最能体现人才智能的文化事业也相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曾说：“社会上的事，是要社会上的人来办的，只要是专门人才，只要能来贡献，大家都要切实接受。”②因此，一大批文化名流以及北平研究院等文化团体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陕西，凋敝之中的陕西，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人们从这位出身行伍的主席身上看到了希望。1932年8月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陕西实业考察团来陕考察，受到陕西省政府热情接待，诸位学者对杨的印象极好，称他“穿着蓝色的皱纱长衫，仪态温雅。除了他的奕奕有神的双目外，看不出他是一位军人”③。
杨虎城还鼎立支持文化团体活动。1932年秋，寇遐、王健、张寒杉、党晴梵等人鉴于陕西近代以来，“风气闭塞，文化衰弱，古先贤哲之陈迹，渐就泯没，而所谓西京文物者，几于一蹶不振”④，乃议成立一个群众性的文化艺术团体——西京金石书画学会，通过征集、展览、研究等途径，借以推广故都西安的历史文物与书画艺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寇遐等人的建议，得到了杨虎城的肯定与称赞：“这个点子出的好，给陕西办了一件好事。”并说：“要做就做的像个样子。如果需要钱，我会想一点办法。”⑤
翌年7月26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于西安富秦钱局正式成立，公推寇遐为会长，杨虎城、邵力子为名誉理事长。其后杨虎城曾携夫人薛葆真多次莅临该会参观展览，当他看到该会位置偏颇、地方狭小，便指示疏通有关机构，将其迁至西大街鼓楼办公。并带头捐洋五百元，还指示夫人薛葆真捐洋一百元。在杨将军夫妇的带动下，财政厅长、民政厅长以及各界名流等都解囊襄助，累计前后捐洋六千余元，缓解了该会经费拮据的困境。
9月16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举行开幕典礼。杨提前在14日写好祝词，并嘱托秘书长耿寿伯按时送到会场，以示庆贺。祝词称：“敬启者，顷闻贵会定于本月十六日举行开幕典礼，提高艺术，阐扬国光，高风盛举，钦佩良深。兹送上祝词一悬，聊中鄙怀，敬希查收，以资纪念是幸。”⑥
此外，杨虎城十分重视推崇源远流长的关学文化，认为“关学是陕西人创立的，陕西人如果不去发扬光大它，那简直就像儿子忘了祖宗”⑦。在他的关心下，延滞多年的关学大师刘古愚的祠堂得以修建落成。而在最能体现关学风范的《续修陕西通志稿》杀青付印前夕，杨还特嘱“省府秘书段少岩持通志局公文”⑧，敦请刘古愚高足、“关中淹博士”⑨张扶万代写序言。并特别嘱其在序言中能“把陕西人好好宣扬一下”⑩。此序言署名杨虎城，实则由张扶万代笔。
如果杨虎城重视关学传统仅仅只是出于对故土桑梓的真诚热爱，那么对于诸多外来文化团体的倾力支持与无私帮助，则集中体现了杨本人对整个民族文化的一脉痴情。
1933年2月，北平研究院来陕筹设分院，很多士绅甚至包括教育厅在内的一些政府机构要员都对这个以调查发掘为主要职能的外来机构持有戒心，辄将他们与不光彩的“盗墓”行当联系起来，从而设置诸多障碍，希望将这个机构挤出陕西⑪。独杨认为该机构“实为一有实力，做实事的文化团体”，来陕工作势必对陕西的文化有推动作用，决不可持以偏见。因此，他不但在各方面对这个机构投以支持与关心，还告戒省府相关机构一定要热情耐心，“不要慢待了远方的客人”⑫。在杨的鼎立支持下，该院在陕的工作进展顺利，大得院长李石曾的赞赏。负责筹设分院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徐炳昶（旭生）在3月3日致送该院副院长李润章的一封信函谓：“上月二十八日及本月一日与杨主席晤面数次，与省府秘书长耿君亦晤面数次，工作程序，大略已谈到。”依徐之见，认为在陕诸事，“大体尚顺适”。因此徐将杨视为在陕工作的靠山，担心杨“将出关抗日”“省府或有变动”⑬，会对该院在陕工作带来困难。
为使北平研究院迅速在陕西定点安身，杨虎城亲自为该院寻找办公场所并出面疏通关系。⑭并指示“房子须选择好一点的，不要让人家住进去不满意。”⑮
对于陕省士绅混淆“考古发掘”与“盗掘古墓”两种不同理念而出现的种种顾虑，杨虎城也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工作。为此，他不仅多次指示民政厅长王典章多与徐炳昶等人接触，“总是将问题弄清楚才好”⑯，而且还召集张扶万等文化名流与徐晤面，共商筹设分会诸事。以上情形，3月19日张扶万的《在山草堂日记》曾约略记道：“午后应杨虎城之约，以北平研究院徐旭生来也。”
在杨虎城的关心下，北平研究院在陕工作进展顺利。其后该院为便于工作，曾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陕西考古会。杨本人此时虽已不再担任省主席一职，但仍多次过问该会工作。
二、杨虎城与陕西文物保护工作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杨虎城无暇注意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然而掌握实权后，有机会接触陕西文物工作之际，他表现得极其认真负责。
1932年5月，蒋介石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通电全国爱护古城墙，规定军事建筑，不得拆用城墙砖石，以重古物。杨虎城接电后，对该倡议深表赞成，立即复电表示遵办。为保证此项工作的具体落实，杨还命令十七路军各地驻军，一体遵守，勿得马虎。以上事情，5月14日《新秦日报》第四版刊登一则政通社报道。
除过保护地面古建筑，杨虎城在执政期问花费力气最多的是对盗掘古墓犯罪活动的严肃打击。
自1929年陕西大灾以来，陕西全省盗掘古墓活动愈演愈烈，势不能止。据陕西省教育厅1933年12月的粗略统计资料显示，从1931至1932年，仅关中地区渭水以北10余县数百里间，惨遭盗掘的古墓至少达千余座之多。
野蛮残酷的盗墓狂潮，不仅使无数珍贵文化遗产瞬息之间毁为一旦，而且也极大地伤害了富有孝道传统的国人心灵。1933年春，前陕西民政长宋联奎愤而致书民政厅长王典章，慨谓：“闻人言高、张各家及红十字会某人（家）坟又被掘。而正月二十间，邹应龙侍御坟两次遭厄，此外无名者不知凡几。”指出：“此风不戢，后益无所底止。”⑰王典章接信后，立即向省主席杨虎城汇报。杨闻报十分愤慨，认为“掘人祖墓，无异盗贼！”“不但有伤风化，且毁坏文化，应予严惩。”⑱于是一面指令各县调集武装，严惩盗墓罪犯；一面指派省府秘书长耿寿伯会同王典章等人“明密调查”⑲，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杨虎城主席的重视下，陕西全省迅速掀起打击盗掘古墓的热潮。以1933年4月为例，仅西安《新秦日报》《陕西国民日报》所刊载诸如“咸阳小陵冢被掘，警方严加稽查”“长安保卫团奉谕辑拿要犯”“华县枪毙盗墓贼犯”等新闻消息就有10余条之多。与此同时，省府秘书景莘农还在4月上旬拟订完成严禁掘墓法令⑳，呈报杨主席审阅。杨阅呈报，认为大体可行。4月27日，杨虎城主持召开陕西省政务会议，与会委员一致通过王典章所提关于“严惩盗墓”的议案。底定“嗣后查获掘墓重案，如访系惯匪行为，择其情节较重者，应并究其平日为匪行为，讯供确实，遵照军法官治匪办法，随时呈报绥署核准，立予枪决并分报民政厅备查”。㉑
29日，杨虎城签署下发陕西省政府第2331号训令，指出：“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王典章报告陕省掘墓之风，几遍各属，查其多系惯匪所为，嗣后查获该犯，应遵照治匪办法，呈报绥署核准，立予枪决，并分报民政厅备查。庶几盗风稍挽，生慰死安，请公决案”“经提交本政府政务会议谈话会议决通过，记录在案。”“承咨请西安绥靖公署查照并布告。”㉒
受杨虎城指示，西安绥靖公署旋在该年5月1日布告全省，明令依据陕西省政府第2331号训令，严惩盗墓罪犯。各县所属纷纷据此采取行动，大批盗墓惯犯落入法网。自1929年以来绵延近五年之久的盗墓狂潮迅速得到有效抑制。当时情形，暂居陕西负责筹设北平研究院西安分院的徐炳昶不胜感慨，在致送北平研究院的函报中啧啧称道：打击盗墓，“陕西似比他省得力”，并云：“近日捉获洛阳来此盗掘犯”，该省特“主张严肃惩办，现尚监禁未释。”㉓
1934年5月，杨虎城将军鉴于陕西地处西北，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惟文化凋敝，迄今尚无专门博物馆，与西京地位以及国民政府开发陕西、推进陕西文化的主旨多有不合的现状，故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协商，决定成立西京文化古物博物院。为筹集建馆经费，杨、邵还专门电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请其动用庚子赔款一部分以作补助。
王世杰接电后，虽表面支持，但在请拨经费一事上却态度暖昧，有意推脱。以上各事，6月3目的《陕西国民日报》曾有登载。
面对南京教育部的微妙态度，杨虎城洞察秋毫，建议立即改弦更张，直接电报蒋介石求得支持。为尽快促成此事，杨还与邵力子等人商议，拟将西京文化古物博物院改为西京文化古物陈列馆，并拟将于右任保存于上海等地的汉魏石刻运归陕西，附入该馆陈列，以壮观瞻。
在于右任的支持下，杨虎城特在6月26日主持召开陕西省指委会第74次会议，讨论通过在陕设立古物陈列馆以及迁移存沪古物等多项决议，并决定以上决议将立即电告南京蒋委员长予以实施。当时情形，27日的《陕西国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布。
由于种种原因，杨虎城期望在陕筹设文化古物陈列馆的设想未能得以实现，但杨本人并未因此失去信心。此后不久，杨曾通过张文生等人寄语于右任，认为存沪古物“还是运回陕西比较保险”㉔。
1935年12月，于右任耽于愈演愈烈的抗日形势，决计将保存在上海、北平的鸳鸯七志斋志石运归陕西。11日，于从上海向邵力子、杨虎城拍发急电，称其：“所藏鸳鸯七志斋志石计唐以上二百块，另有汉石经周易一块，决送归陕省公有，在口（？）集中藏处。拟以将来所得之款补助三原民治小学经费。惟存放处所得一妥当地方，即由二公酌定，转运时由陕派，此间即分别通知。”
邵力子接电后，立即与杨虎城商议回电。12日，邵复电：“真电奉悉，天电开计达览。（志石）存我处，决与虎城兄安排地方，以副盛意。”㉕
为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进展，杨还特别推荐谨慎小心的马文彦负责其事。此后杨因公赴南京，在他的帮助下，于氏藏石历经坎坷运回陕西。此事经过，马文彦后在《碑林熹平石经残石与北魏墓志运回西安之经过》㉖一文中有详细叙述。
以上事实显示，短短数年间，杨虎城在紧张繁忙的军政事务外，竭力为陕西的文化、文物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所为，正如他多次所说：“只要中华民族得到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是不计较的。”
【注释】
①李炳武、李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第133页。
②李炳武、李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第133页。
③顾执中：《西行记》，力行出版社，1932，第14页。
④西京金石书画学会：《西京金石书画学报·发刊词》，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出版，1932年
⑤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⑥罗宏才：《杨虎城将军与西京金石书画学会》，陕西日报，1997年6月3日，第六版。
⑦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⑧张扶万：《在草山堂日记》（手稿本），1933年3月6日，未出版。
⑨陕西省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纂：《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8年2月。
⑩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⑪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略》。
⑫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⑬《北平研究院档案》，原件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⑭《北平研究院档案》，原件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⑮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⑯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⑰宋联奎：《城南草堂文集》（手稿本）原件藏宋氏后裔处，未出版。
⑱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⑲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⑳原件今藏陕西省档案馆。
㉑原件今藏陕西省档案馆。
㉒原件今藏陕西省档案馆。
㉓1933年5月22日徐炳旭致李书华函件，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㉔采访刘安国先生记录。
㉕原件今藏陕西省档案馆。
㉖陕西省博物馆碑林研究室：《西安碑林研究文献汇编》（一）。
参见《文博》
2006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