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仲德
1938年的深秋，我刚参加不久的抗日联军地方游击队两次被敌人打散。无奈，只得回到无依无靠、年久失修的原籍遵化县鸡鸣村的小草屋里住下。
一天早晨洗脸时，手刚伸入盆子里，突然进来两个彪形大汉厉声喝道：“不许动！叫什么名字？”“贾德仲。”我木然回答。“好，找的就是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这时我偷眼一看，心里咯噔一下，糟了，原来是金山寺的警察孙连生、赵存正。母亲生前吃官司被传讯就是被这俩人带走逼死的，莫不是他们还找什么旧帐，心里似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没个底。
我被带到本村大地主贾胜俊家，炕上坐着个侉子，问我叫什么名字，都干过啥。我便回答：19岁，扛小活，做矿工，参加便衣队，被打散了。一五一十地如实说着。曾经被我斗争分过他家粮的大地主贾胜俊，不怀好意地在窗外不时答腔，骂我胡诌，警告我不老实不行。还插话说：“自从你回村，黑夜狗咬吵吵，人来人往。前几天桃园胡阳庵就处决了一个冒充八路军的土匪，你八成就和那个土匪是一党。”侉子没理他，最后问我有没有枪。我回答有支三号盒子。他要看看，我就回家去取。到家捅开破笆篓，从秕糠堆里摸出手枪和子弹，回来递给侉子。他看了看又递给了我，说：“你还拿着它，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当勤务员。”我一愣说：“那抗日联军要枪怎么办？”侉子说：“那你就不用管了，由我负责。”过了大半天，还是孙连生告诉我，这个侉子就是抗日联军二支队首长包森同志。
孙连生用枪把我找来，贾胜俊添油加醋地告发我；我原寻思着又入虎口了，不想这个老包让我当他的贴身人。几天下来，我发现怪事多呢！警卫班的耿兆江、王友林、赵有正、孙连生等这几个人，都是横草不吃的跳皮匠，软硬不吃，别的人好话赖话他们都不听，可在老包面前样样听说听道。他哪来的疹人毛？我这个毛头小子给他当勤务员行吗？说实的，一开始我真够不中用的。有时他让我拿地图，我递过去的是文件。这时他总是一笑：“小贾，你看这是地图吗？把东西拿错了会耽误时间的。对于军人来说时间会是多少人的生命啊！”几次之后，我就下了决心，一定做好勤务工作，节省出他的时间。他一天到晚确实忙得很哩，不是找人谈话，就是看文件。有时他还在工作，我却倒头睡着了。一年来，我做了不少错事，可总没挨过大声批评，他就像个老大哥一样地待我。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和战斗经验，对我以后的成长起了决定作用。
1939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老包对我说：“德仲，你跟我快一年了，进步很快。和你一块的人，好多都走了，你也该去独立工作了，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十分需要干部。可你没文化，看不懂文件，写不了信。这个环境，没文化，事事都让别人写，别人念，哪能适应！你跟着我，天天行军打仗，没时间学文化。我想让你跟张建义（田野）去，他做地方工作，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可以教你学文化，你看怎么样？”我一听学文化，当然愿意。但又舍不得离开这个和善的首长，含着眼泪说：“好吧，学完了文化我还得跟着你呀！”饭后，拿着他写的介绍信向平谷方向走去。在峨嵋营，找到张建义，交了介绍信，就给他当勤务员。当天晚上，他给了我一本小人书那么大的《识字课本》，开始一天一课地教我。每天他先让我把头天学的那课复习完，再教新课。我一有时间就在地上用木棍照书写或背着写，半年时间，边工作边学习，读完了《识字课本》，认识了500多汉字，能写能看简单的书信和绝大部分文件了。事隔几十年了，我还清楚记得学文化的乐趣。我的课本第一课是“党”，第二课是“共产党”，第三课是“中国共产党”，第四课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党”……我的教师张建义教起来可认真哩，每次他都给我进行详细讲解，让我边认字边学习政治，这样在春节到来时，张建义给我写了介绍信，让我回盘山找老包去。
回到包森副司令员面前，交了介绍信。包司令看了，满意地笑着说：“张建义介绍你学习挺认真，好哇，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夜里抵足而眠，我又好像回到母亲身旁一样，谈到深夜才睡着。翌日，老包郑重地说：“咱们分手半年，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理我们应该在一起生活几天，可鬼子不让啊，革命急等人使。你虽识字不多，但可以单独工作了。”然后让炊管人员做点好吃的——烙饼外加几个炒菜，让我和他一起吃，边吃边说：“我打算让你去蓟玉宝联合县当游击队长，任务有三个。一是收缴乡保长和大户人家的枪；二是扩军，自己掌握几十人，多了往大部队送；三是开辟地区，建立我们的政权。”分别半年，炕头没坐热，又要分手，真有点儿难割难舍，再说原来在首长跟前学点政治、学点军事、干点工作也是现成的；现在让我当领导，挑担子，我真担心挑不动啊，可又不敢说出来。于是开口问：“首长，去多少人？”老包马上板起面孔，严肃起来：“你看哪有人，就你自己。”我不敢再说什么，但考虑到自己刚20岁，人地两生，能干好吗？老包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是拣重担子挑，哪里需要哪里去，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坚决依靠群众，不怕困难，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最后，他说：“日头不高了，我给你写介绍信，找贺年（书记）报到去吧。”说完他写下了：“兹有我军贾德仲，为蓟玉宝联合县游击队长，希我党政军民加以协助，包森。”的介绍信，嘱我保存好，然后送我出大门，一再叮嘱我，“遇事要沉着冷静，要有勇有谋，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啊！”趁着夜色，我依依不舍地上路了。
我沿盘山绕道走了半宿，一路只见墙上明眼的地方，到处写着“打倒共匪，消灭赤化，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等反动标语，联想到这里的敌人够疯狂的。
后半夜，又累又饿，在十百户庄东头，我叫开一家门，走了进去。这家姓潘，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看我手提着枪，有点儿害怕，我就把从老包那里学来的如何作群众工作的方法使用起来，告诉他我是从盘山来的八路军，是组织人民抗日的，八路军不像鬼子宜传的那样“共产共妻，见人就杀”，“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打日本，捉汉奸，为穷人办事，现在国难当头，要大家团结起来，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出人出枪上战场，赶走小日本，才能过上好日子……”潘大伯听得入了神，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问我姓什么，我答姓贾，他就说：那我就叫贾队长啦！先吃饭，吃完饭再给我们讲讲。说着端上烙饼、四盘菜，吃完饭又谈了会儿，没脱鞋我头朝里一轱辘就睡下了。第二天早饭后，潘大伯说：“贾队长扩充人不？我有个外甥叫王春，是九百户村人，他在警防队当班长，昨天来看他姥姥，你讲的话他都听到了，他对当伪军给日本人干事，感到有愧，想随你当八路军。我为他担保。”我招呼他过来，表扬他深明大义，是有良心的人，又问他“八路军不同伪军，不许抢粮诈财，还不发粮饷，成天行军打仗，你不怕吗？”王春说：“贾队长讲的当什么人，做什么事我听明白了，为了不当亡国奴，什么困难也不怕。”我说：“好，那就跟我走。"从此，我这个队长手下就有了一个战士。
王春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在他的指引下，我俩来到呼家楼，夜深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前面灯笼火把、狗叫声不断传来。王春说：“这一带东面有大安镇据点，西面有鲁庄子据点，是不是呼家楼，天这么黑，我也辨不清。”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村子，四周都是秫秸围寨，唯独当中一户是高墙大院，灯火通明。我叫王春在外面警戒，我翻身入院，用舌头舔开窗户纸，一看满屋子人。一个人在讲：据点里要300斤大米，两口肥猪……原来是乡保长们商量给据点送礼的事，我就一掀门帘进了屋，屋子里的人突然见我进来，都惊慌地站了起来。我用枪一点说：“坐下，坐下！不许乱动，有话举手说。”接下来又说：“你们听说过包司令吗？我就是他派来的八路军，刚从盘山来。”然后把昨天讲的那一套中国大，日本小，鬼子在中国长不了的一席话重讲一遍后，话题一转又说：“今儿真巧，要不明天也召集大家开会，今天先顺便和大家见见面儿，据我调查，这个村有15枝大枪，3枝手枪，这东西在你们手里是个祸害，日本人要收枪打我们。我们早下手发动群众，收枪打日本，打跑小日本过上好日子。有良心的中国人是拥护的，爱国不爱国，要看表现。”我讲完后，炕头一个大个子举手说：“我早有这意思，我有一枝大枪，今儿就缴。”接着又有几个人要缴枪。这样，当场就缴出了5枝大枪、3枝手枪。最后，我说：“好了，看来大家是爱国的，支持抗日，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这些枪我先带走，这个乡的情况我清楚，共有大枪103枝，手枪20多枝。你们收齐了，先交乡长代为保管，定个日子，我派人来取。今天我有事先走，据点要的东西，先支吾支吾再说。”然后走出屋门，叫上王春走了。走出村头，我想到还得做乡长的工作，于是又转回来，叫开乡长的家门，对乡长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为了你。这儿人多不摸底，万一有人去报告，对你不利。”实际上是一语双关，也带告他（名叫于兆祥）要站稳立场，别跟敌人跑。当晚我和王春就住在他家，让他两个儿子到外面去站岗，从此我们又有了枪。
我和于乡长在一个屋子住，让他儿子站岗，这是从包司令那里学来的开辟新区的方法。一则监控并济，有利安全；二则表示信任，顺便进行教育；三则从他口中了解一些情况，以利开辟新区工作。在这一连住了10多天，白天隐蔽，晚上到附近做工作，这一带的基本情况摸清了，建立了关系户，局面也打开了。
一天，于乡长的大儿子于伯昌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西边来了5辆汽车的日本兵，为了不连累乡亲，我们3人骑上自行车向东走了约一里路到李庄子村头。日本兵从鲁店子方向过来，正好走了个对面。如果往回走，或者踌躇一下，都会引起怀疑，或者是一场恶战，于是我当机立断，顺李庄子大街直走，在拐弯处骑进一个寨子门人家。在一片“站住，站住”的叫喊声中，我扔下车子穿过头层房，又穿过二层房。这时敌人已追到前院，在第二层房的堂屋，一个老大娘正在煮饺子，我向她暗示了一下，进入后院，到后院一看，可真傻了眼，那高大的秫秸围寨跳不过，钻不出，只好钻进了乱林桔堆，然后藏好文件，两手握紧上了子弹的短枪，严阵以待，先听到汽车在村子里的嗡嗡声，后听到日伪军到处抓人的呵斥声，整个村子鸡飞狗跳，孩子哭大人叫，乱成一锅粥。又听见有人嚷嚷着：“跑哪儿去了，明明进了院子，看他还能飞上天！”接着就有脚步声走近秫秸堆，转了一圈用枪挑了挑秫秸，乱翻了一通走开了。静了一阵，我透过秫秸缝看见又进来20多个日本鬼子，走到秫秸堆前，点了一堆火，把几只抓来的活鸡在火上燎起来，他们的枪就架在我眼前，我心里嘀咕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我手里的两支盒子，解决这几个鬼子可以说是鸡窝里掏蛋——稳拿。几次要勾动扳机，思忖思忖，不行！这儿不光是20多个鬼子，是5辆汽车啊！如果我贸然行动，会给乡亲们带来什么后果？一再克制，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听见那位老太娘张罗着给那些鬼子盛饺子，煮鸡蛋，稳住了敌人。她还借抱柴火来到我附近，低声叮咛：“别动啊，鬼子没走呢！”一直到日头平西，突然一个鬼子凶狠狠地端着枪冲了过来，大皮靴硬邦地踩在我的脚上。我刚要伸手掐他脖子，忽然听见一阵鸡的惨叫声和一阵阵的翅膀扑打声，才知原来他在抓鸡，好险啊！
过了一阵儿，集合的哨声响了汽车又嗡嗡地叫起来，杂乱的脚步声也由大变小，渐渐消失了。一阵寂静之后，老大娘来到柴火堆前，先小声后大声招呼：“出来吧，他们走了。”我松动身子钻出来，询问老大娘家里的情况，知道她的丈夫叫排宗武，多好的老乡啊，我爬下磕头认了她作干娘。
王春和于伯昌在敌人走后，也找我来了。干娘给我们端来饭，吃了饭找县委作了汇报。经过几次活动，震动了群众，互相传闻着：“八路军来了，可神呢！”
李庄子脱险后，找到县领导，向贺年书记交了包森副司令员写给他的介绍信，接上了关系，谈了情况和任务，从此顺利地开展了工作。1940年冬天，我的队伍扩展到70多人.那时候，没有条件训练，只是在战斗中学习战斗，所以队伍的素质不太高。这年冬天，队伍经过长途行军，在玉田县林南仓北的黄白庄住下。由于坏人告密，林南仓据点170多名保安队员包围了村子，在坏人的指引下，逐渐缩小包围圈，团团围住我们住的三个院子。站岗的是个新战士，没发现敌情，让敌人给摸了。院子里房顶上站满了敌人，大枪戳破窗户纸伸进屋里，我被惊醒后，忙说：“别误会，一家人。”敌人高喊：“谁是一家人，你们被包围了！马上把枪顺着窗户扔出来投降，限你们两分钟。”我在危急中打主意说：“要投降也得商量商量，八路军兴这个。两分钟太短，五分钟吧。”我急忙把还在沉睡的战士推醒，顺便暗示看我行动。玉田县的住房堂屋是砖墙，没有夹门窗子。我悄悄地站到锅台上，揭开四个手榴弹盖，猛地把门一开，向东西各扔了一个，随后又向东西两院各甩出了一个，机灵的战士，也随之甩出几个手榴弹。敌人过低地估计了我们，梦想我们只有束手投降一条道。当他们还没清醒过来时，就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三个院子的战士乘手榴弹的烟雾，一声呐喊冲出包围，按预定地点集合，一清点人数，只少了一个岗哨，后来听说敌人伤亡70多，伪军的头头也遭了殃，黄白庄突围战把敌人吓傻了，没想到煮熟了的鸡又飞啦。互相传说：“八路军是神兵，可得小心点儿，出发可别再碰上了！”
多次胜利，士气大振，参加军队的青壮年更踊跃了，我除保存一部分兵力，把大批新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大部队去，不到两年，队伍扩大到200多人，包副司令员多次表扬了我们。
参见《党史博采》
1998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