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若望口述 李昭整理
今年7月29日，是我县政协委员会四十岁诞辰日。我作为县政协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和现届委员，热烈祝贺这个值得纪念的喜庆日子。
我是1952年由天主教大荔教区主教派来主持蒲城教会的司铎（神甫），当时我34岁。通过解放后党的教育，我决心在蒲城教区为爱国爱教的圣教事业多做一些有益工作。到蒲城后不久，县委统战部的干部就介绍我认识了县“各代会”的副主席刘友珊同志，刘友珊同志和统战部的负责同志，以后就常指导我如何做好教会工作。
1954年实行“普选”，要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也筹建政协县级委员会，这时候刘友珊、许述善二位同志和我的接触就较多了，他们给我讲述政协的组织法，说宗教界是政协里边的一个“界别”，鼓励我按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为完成“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代表好宗教这个界别参加县政协的工作，我当时很高兴，也很受鼓舞。当年7月29日至31日，在蒲城中学召开政协蒲城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我是出席会议的35名代表之一，我记得基督教三自会出席这次会的代表是马志良。
1959年6月在新建不久的人民大礼堂召开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时，我也参加了会议。当年的宗教发展已受到某些限制，但全国热气腾腾的革命和建设气势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到了1960年，上边来了个“宗教改革”的指示，县上还成立了个“宗教工作委员会”，派干部来到我们教会组织我们“学习”，不几天，我就被糊里糊涂地定为“反革命分子”，剥夺和免去了我天主教神甫和县政协委员的职务，并下放到当时的甜水井公社集北大队第四生产队，交群众监督改造。由于我“改造得好”，经群众评议，在1979年给我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经县政协和我个人的多次询查，县公安局于1981年发了“蒲公卫第63号文件”，决定为我平反，恢复名誉，我真感谢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和政策。
随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党的正确政策纳入正轨，正常的宗教活动也恢复了。我也恢复了天主教司铎和县政协委员的职务。为了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我们在统战部的领导和帮助下，成立了“天主教管理小组”，由我任组长，李玉祥任副组长，李一心、李义德、李树坤为成员。我们小组领导成员曾多次集会，学习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宗教政策，也研究讨论我们教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贯彻执行“独立自办教会”的方针，如何教育教民进一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扬爱国爱教光荣传统，以及发动教民积极为我县的经济发展出力献策的问题，我们把我们管理小组领导成员的学习心得体会和认识，通过礼拜活动，传播给广大教民，教育和启发教民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展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这样做，既符合我们天主教民生活的两条纲领“爱”和“正义”，又吻合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事实上，这样做，也取得较好的结果。像雷坊村教民李一心，在村组支持下自筹资金，打了一眼机井，解决了当地抗旱和部分群众的饮水问题，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又如教民肖英萍，也是雷坊人，她卖饸饹，量足、卫生，生意红火，也赚了钱。她生活富裕以后，更乐于助人，村民谁有了困难向她家来借钱，可以说都没有人空手回去过。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我教的“爱”和“德”。再如龙阳乡南湾村教民李同经，搞了个“经济互助会”，为促进当地果园的发展，特别是大棚西瓜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曾受到当地群众和乡政府的赞誉。
去年夏季，我省定边县受暴雨洪水之灾，该县县委统战部给我教会寄来了灾情通报求援，我们动员我县教民发扬奉献精神，投以仁爱之心，进行周济，捐钱捐物。及至初冬，我们为灾民们捐赠了三百多元人民币和二百余件衣物。
作为一个现届的县政协委员，我觉得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今后更要积极地参政议政，尤其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帮助教友正确领会天主训诲，分清信仰与异端，真理与谬误，正常的宗教活动与迷信活动的区别，以及在恪守信仰的同时，遵纪守法，善尽本分，抵制各种违背教义和社会公德的错误行为。我们管理小组今后将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内部的有关的民主管理和规章制度，把各项工作纳入生活的轨道，这也是我们教会内部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只有这样做了，我才觉得自己没有辜负“政协委员”这个称号，我也就以这样的实际行动，作为我对县政协四十岁生日的贺礼。
祝愿蒲城政协在我县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参见《蒲城文史资料》第8辑 第64—68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蒲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