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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姓李氏，讳协，字宜之，后改仪祉，陕西蒲城县富塬村人。累代清白传家，世有隐德。祖父蔚然，祖母王氏，业农。父桐轩，为关中宿儒，晚年好佛，造诣极深。母马氏。伯父仲特，精数学，富著述，晚清时以古学名家。兄约之，后称约祉。弟知祉，妹文祉，夫人张孟淑，长子赋宁，次子赋洋。先生终身尽职于水利事业，幼而学，壮而行，老而成，综其荦荦大者：计从事水利工程教育凡十年，门人遍国中，成绩斐然；从事江河治导工程凡九年，泽被十七省，救济灾民无算；从事灌溉工程凡十五年，灌田三万顷，惠普三秦。而孝友成性，志行高洁，热心公益，正直敢言，聪颖过人，好学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待人和易，治事精严，临终犹以科学治水为念。在当时为水利界泰斗，中外重视，殁后为百世楷模者矣。
      清光绪八年（1882）一月初三日先生生。
      九年（1883）先生年2岁。
      十年（1884）先生年3岁。
      十一年（1885）先生年4岁。
      十二年（1886）先生年5岁。
      十三年（1887）先生年6岁。
      十四年（1888）先生年7岁，始识字。
      十五年（1889）先生年8岁，到永丰镇从伯父读书。
      十六年（1890）先生年9岁，从刘时轩先生读毛诗。
      十七年（1891）先生年10岁，从刘时轩先生读四书五经，始学作诗作论。
      按刘时轩先生为陕西三原贺征君复斋高足，于学生言行必绳以礼法，先生一生德器盖基于此。又承父桐轩公，伯父仲特公庭训，文学及数学皆大进。然先生对举业文字谓：“不求有用实学，顾乃溺思沦精于此，吾不为也。”
      十八年（1892）先生年11岁，从父在家读书，学作八股文八韵诗，但不当意。
      十九年（1893）先生年12岁，从父至县城应试。
      二十年（1894）先生年13岁，从父学九数通考。
      二十一年（1895）先生年14岁，从父学西学大成及梅氏丛书，再应县试。
      二十二年（l896）先生年15岁，从父至同州府应试，与新村张氏订婚。
      二十三年（1897）先生年16岁，从伯父学几何、代数、四元八线及诸子百家，应县试录取。
      二十四年（1898）先生年17岁，至同州府应仁和叶伯皋大宗师案试古场考取第一名秀才,，兄进第七名秀才。玉笋联芳，恰如仲特、桐轩二公于光绪四年（1878）同人泮者相若。继兄弟同被拔为崇实书院上舍生。是年娶妻。 
      按先生自传中有云：“我们考算学几何代数，都做对了，居然高高录取。正场八股胡诌一场，也不在乎。李氏兄弟算学之名大震关中云云。”而先生名列第一，尤以为喜。
     二十五年（1899）先生年18岁，肄业崇实书院，学英文、算学，旋以年荒辍学。是年先生母马太夫人逝世。仿严几道《天演论》，著《权论》及《神道设教辟》。
      二十六年（1900）先生年19岁，经庚子之乱，返泾阳崇实书院，组天足会。学使嘉兴沈淇泉选先生入宏道学堂，以不屑事举子业，请假回家。作女子不缠足歌。
      二十七年（1901）先生年20岁，入关中学堂，与张秀莺争列前茅，习英、日文，著译冈田雄治《日本国史》。
      二十八年（1902）先生年21岁，仍在关中学堂，以不满意功课，印传单指陈之。是年先生祖母王太夫人逝世。
      二十九年（1903）先生年22岁，时学使沈淇泉南归，先生应商州中学堂堂长于右任招，赴商州为中学堂教员。
      三十年（1904）先生年23岁，时于右任以著半哭半笑楼诗草被当道严缉，先生乃辞商州中学堂教职回家。寻与兄同考入京师大学堂（注：北京大学前身），赴北京入预科德文班。 按先生于是年家书中有云：“儿之志欲以哲学为终身之成名，以工学为平日之生计。”考终先生之世，虽以工学成名，然非研究哲学有素者，或其名不能如斯之高且远也。又按先生记于右任之获罪篇中云：“有忌右任者，将其半哭半笑楼诗草及被发握刀影片献于陕省宪，即行文三原县密捕。该县令为旗籍德锐，谋诸儒学教谕王友益，王与余兄约之善，泄其事。兄急与程博九谋救，觅一急足者送信千里至汴，限九日达。右任即遁迹上海，次晨逻者始至。”
      三十一年（1905）先生年24岁，在校极用功，各种学业进步甚快。是年先生祖父逝世。
      三十二年（l906）先生年25岁，肄业京师大学堂。日俄战起，国中预备立宪，革命风声紧。
      按先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为反对中美条约，上王侍御仙洲书中有云：“天下事以千万人之力成之而不足，以一人败之而有余。历观历史，从古如斯，但不意此等事乃见于先生。先生不为全国人民计，独不为一身名誉计乎？”即此数语，足见先生少年刚锐之气，溢于言表。
      三十三年（1907）先生年26岁，肄业京师大学堂。
      三十四年（1908）先生年27岁，肄业京师大学堂，从师与同班同学到汉口、汉阳、大冶、武昌各处旅行，参观各工厂、学校、矿山。
      清宣统元年（1909）先生年28岁，京师大学堂毕业，派某部录事不就，译平面几何学。由西潼铁路筹备处派赴德国留学，道经上海与刘梦锡、严敬斋、吴希珍等为友，始剪去发辫。是年7月放洋，经福州、槟榔屿、锡兰岛（今斯里兰卡）、苏彝士河（苏伊士运河旧译名）、开罗、英国海峡，由比利时登陆往柏林，报入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科，攻铁路水利甚勤奋。除读书外，最喜游览风景，并以独游为乐。同学中送先生徽号曰圣人，而先生自号曰葫芦。按先生自传中有云：“我是除用功外最喜游览，即觅不得伴也，常以独游为乐，并且觉得独游胜于同许多人一块。寂寞之中且有天然的景象作伴，常常一个人星期日携一本书到树林中睡觉。尝吟曰：“一卷相随势不孤，林中堰卧鸟相呼，醒来神识忽颠倒，误认青天作碧湖。”即此四句诗足见先生课余时之心情。
     二年（ 1910）先生年29岁，求学德国，与马君武等为友，同游巨人山及德、奥、瑞典等处风景区。课余以德人提倡佛学出杂志，先生尝作耶、佛是非之辩，译佛学问答，作涅槃解，又作新闺怨诗。
      按先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致胞兄书中有云：“德人力闵脱者，福音教人，询弟何教？答以佛，竭力劝弟改为福音。与之辩二教之优劣，伊勿能胜，惟云‘佛以寂灭为主，引人入不幸。’驳曰：‘耶以求福为主，贪妄之所由生，求而获则我幸人不幸；求而不获则我更不幸。’佛之归点曰：‘无幸无不幸，所以云尔者，人世之幸不幸不足以形容之也。’”又云：“弟本非佛教，胡以佛教应？缘近世民贼，动据孔说以谄上虐下，弟不屑与为伍。中国危亡之机尽人皆知，而近曰其机若不可终日云云。”又按章太炎设立宗教论中，以耶为独神教，道为多神教，佛为无神教，惟其无神，故见其大，故能超脱一切，包容一切。先生言良有以也。
      三年（1911）先生年30岁，求学德国。春假中与萧友梅等参观莱比锡建筑工程博览会，暑期实习于Fronkfort O.M.铁路局。是年秋，国中大革命，收束行李，携枪弹回国参加。乘车经瑞士、意大利始乘船与张继等同归抵沪，则浙军已定金陵，军政府派先生为津浦铁路局长，陕督举先生为省参议员，均不就，只身西归省亲。
      中华民国元年（1912）先生年31岁，于元宵前旬日自上海西行，至河南硖石遇盗，作硖石遇盗记。感于当日武士骄横，庸流阘茸，乃倡办三秦公学，并掌教课。
      二年（1913）先生年32岁，于二月三日再赴德国求学，以竟其业。曾与郭希仁偕行，由俄而德而法而比、荷、英、瑞诸国考察河渠闸堰堤防，相与慨吾国水利颓废，毅然有振兴之志。既而郭希仁归陕，嘱公专研求水利继郑白事，乃专攻水利一科。
      按先生是年与郭希仁同游欧洲，为先生复兴陕西水利之起点。读先生祭郭希仁先生文及序郭希仁游欧日记二篇，即可见陕西水利局创业垂统艰难之事迹。兹录先生当时与郭希仁同游德国四林湖坟园译诗云：“君辈今若何，吾辈昔亦若。吾辈今若何，君辈将勿脱。”可谓诗谶。编者以其攸关陕西水利颇巨，为重译云。负后死之责，循先贤之迹，后人之视今，亦犹今视昔。
      三年（1914）先生年33岁，仍在德国求学。著《甲寅修学旅行记》。
      四年（1915）先生年34岁，值世界第一次大战，学成归国。时张季直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于南京，延先生为教授。一切课程编制多出先生手，课余对中外治河书籍穷搜博览。著《最小二乘式实用微积分》。
     按自是起为先生从事水利工程教育时期，其后八年中皆以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为主。贯注精神，乐育不倦，穷搜中外治河书籍，矿物标本、建筑材料，制作各种河工模型，赴国内各河流域视察形势，著为文章，用作课外教材。而先生之学不限于水工，凡天文、气象、地质、数理、史地以及文艺宗教，莫不深入堂奥，故其培植学生多有成绩，今日国内得有如许水利人才，及举办如许水利事业者，信非偶然。
      五年（1916）先生年35岁，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每授课除教课书外，罗列参考书甚多，学生多称善教。著《水工学》《诺模术》。
      六年（1917）先生年36岁，仍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值华北大水灾，乃率学生查勘河北五大河及海河，历时半载，收获极丰。整理所得用作教材，并制作各种河工模型，用资实验。是年长子赋宁生。
      七年（1918）先生年37岁，除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外，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及上海同济医工专校教课，每四季假日即率学生作林学旅行，常登紫金山最高峰、栖霞山绝顶、牛首山天阙峰，寓言志论事及采矿勘地质于游览风景之中；从者有沂水春风之乐。 著《潮汐论》《水工试验》《土积计算截法》及《实用水力学》。
      八年（1919）先生年38岁，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率河海学生参加五四运动，主持正义。著《工程学之面面观》《森林与水功之关系》。
      按先生于是年发表《工程学之面面观》，文中有云：“一般青年学生醉心于德漠克拉西（民主Democracy的音译）以服务社会自任，社会救星自命，改良社会为目的。那知要为社会尽一番责任，再无工程家易于为力。”又云：“实行爱国惟有工程家做得远大，实行打倒帝国主义亦惟有工程家做得结实”。又引大禹治水将整个中国由水里救出来，足见其功业之大，可谓语重心长。
      九年（1920）先生年39岁，仍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课。是年次子赋洋生。著《电力探水器》《土压力》《固体物质在水中行动》《黄运交会诸问题》。
      十年（1921）先生年40岁，仍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兼南京高师课。中国科学社举先生为董事，凡社中设备及章则多由先生手擎画。以束修所得送侄赋京赴德国留学。率河海学生至大冶及武汉三镇，参观工厂、矿山。著《修建计划之讨论》《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北五省旱灾之主因及其根本救治之法》《德国水官制》。
      按先生一生廉洁自持，自奉甚薄，而孝友成性，视侄如子。其于清宣统元年致胞兄书中有云：“弟之耽搁，以嫂自县归，病体莫支，医药经营，种种需人。弟行时已见其实无可望，大概不出半月之内，衣拎棺椁已预备妥贴，不必挂念。林林日夜依其祖母颇驯适，都都愚骏尚含饴笑跃，惟京京知啼哭令人酸鼻。嗟嗟！吾兄弟失恃早，观诸儿情状，忆往感昔，五内欲裂矣。”又民十七年复友人赵玉玺宝山书中有云：“年来两侄留学，负债甚多，正欲作若数年，还清夙负，刻大侄已归，二侄已不久返程，国中失一老朽之留学生，而得崭新之二留学生，家中去无能之子而获二克承之孙。”即此足见先生心情忧乐之所在。
      十一年（1922）先生年41岁，上半年仍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兼高等师范学校课，兼任南京鼓楼公园工程师，送侄赋都赴德国留学。下半年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筹划关中水利，兼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进行引泾溉田、实测地形及水文工作。著《黄河根本治法商榷》《论引泾》《再论引泾》。
      按自是年起为陕西水利事业进行时期。然兵变陕乱年荒财尽。历六年之困苦艰难，虽计定泾惠渠硕划而不能实施工程。先生于十七年复赵天玺宝山书有云：“弟自十一年回陕，乡人之属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茬苒光阴，去我如矢，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者。去年冯公来，注意郑白，弟行谷口，遍告乡中父老，谓锸云抉雨，不日可期。无如时期未至，终为画饼。于是弟羞见父老。”又曰：“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遂忘泾渭，果当局有兴工之决心，聚集可靠之经费，弟亦不再为局长，但畁以工头之职，畚锸迳施，弟即奋然归矣。”又云：“引泾之事，时局负我，我负希仁。他日干戈载戢，政府有意兴办，尚欲高涉仲山之顶，望小子辈努力成功也。”其对陕西水利期望之切，负责之重，用人之专，百折不挠，矢志靡他，信不可及。
      十二年（1923）先生年42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推进引泾预备工程，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倡办水利道路工程专校，并筹划陕西全省教育及振兴文化事宜，查勘渭河及黄河水道。著《考察龙洞渠报告》《勘测黄渭航道报告》《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一期报告书》《水利道路工程技术传习所改组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宣言书》。
      按先生所创办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校系由水利道路技术传习所改组后复改隶国立西北大学工科，为陕西省造就水利道路人才之唯一学府。当时以经费困难，因陋就简，及后逐渐扩充。嗣后八年复创办陕西水利专修班，后改为国立武功农学院农业水利系，则设备更好，至今所有毕业学生多为陕西省水利技术之基本人员矣。
      十三年（1924）先生年43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及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兼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扩充大学设备，培植西北最高学府专才，倡设陕西古物保管会，复振兴陕南水利。是年冬，渭北水利工程设计完竣，在长安开渭北水利工程展览会。著《勘察泾谷报告书》《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二期报告书》《引泾第一期工程计划大纲》《我之引泾水利工程进行计划》《请拨庚子赔款以兴陕西引泾水利说帖》《工程上的社会问题》《重农救国策》。
      十四年（1925）先生年44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西北大学校长。陕局变乱，关中及陕南水利工程以乏款停顿，先生多致力于西北大学。是年冬，赴京、津、沪、宁等处筹措引泾工款及扩充西北大学经费。 著《沟洫》。
      十五年（1926）先生年45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西北大学校长。长安围城八月，先生欲赴汤蹈火叩潼关归秦而不可能，乃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旋回河海工科大学讲学。是年夏，西北大学工科学生毕业。冬，回陕，当道任以陕西省建设厅长，坚辞不就。著《自传》《上新河江堤合龙记》《太湖东洞庭山调查记》《请恢复郑白渠设水力纺织厂渭北水泥厂恢复沟洫与防止沟壑扩展及渭河通航事宜》，并作西京围城纪事诗。
      按是年冬先生回陕，对陕西建设寄有无限希望。但时局不允许，伟志未遂，终于离陕。然先生请恢复郑白渠设立水力纺织厂渭北水泥厂恢复沟洫与防止沟壑扩展及渭河通航事宜一呈，不啻涕泣而道。
      十六年（1927）先生年46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时陕局未定，引泾工程不能进行，先生欲只身东去，然对引泾计划书图颇恋恋，其心至苦。即赴陕北调查无定河水利，至上海任上海港务局局长，筹备数目，因故中辍。至南京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冬改就四川重庆市政府工程师，修筑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为先生得意之设计。著《呈请辞退陕西建设厅长专办水利事宜》《兴修陕北水利初步计划》《无定河织女泉水渠说略》《中国旧式之防洪堰》《水利学之大革命》《湖之停蓄》《推算流量之新法及其应用之经验》《通用流速算式之误点》，作由西安至米脂沿途纪事诗、咏骊山雪诗。
      按先生以陕事不可为，乃于是年春不就陕建设厅长职，拂衣去陕北考察无定河水利，且一去不复返矣。时陕水利局东大街局址被借用，不得已搬至西大街城隍庙西旧长安县址办公，一种风雨飘摇之境尤有伤于先生之心情。在晋致严敬斋函中有云：“陕政局有急应改辙之事：（一）不应听人盲目指挥；（二）勿故意为派别之争，淆乱人心；（三）勿视人心皆如我心，以致上当；（四）敛嚣张之浮气，以实心实力寻救陕之路径。凡此诸条，皆我冷眼旁观在西安时所久欲言而惧加诛缄默未发，乃以不忍之心终发之矣。”此正孟子所谓迟迟吾行去父母国之道也。
      十七年（1928）先生年47岁，是年夏养病中山陵园三茅山，秋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①，筹划白河黄河水利事宜。著《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华北水利委员会之旨趣》《永定河改道之商榷》《化兵为工之意见》《工程学生与新中国》。
      十八年（1929）先生年48岁，仍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春兼任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倡办华北灌溉讲习班，设置黄河水文站。夏改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及工务处处长，亲赴淮河上下游查勘，并视察运河，制定导淮计划，兼任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设计杭州湾新式海塘。著《中国水利前途之事业》《说明华北灌溉讲习班之旨趣》《指导永定河上游民众兴办灌溉工程办法》《华北导淮黄河三委员会有联合工作之需要》《恢复陕省农村的意见》《导淮委员会工务处勘查日记二种》《民国十八年日记二种》《导淮兵工民工之管理及编制方法》《黄河及其治导开展》《杭垣附廓及城内航道之研究》。
      十九年（1930）先生年49岁，仍任导淮委员职。倡办中国第一水工试验室于天津，冬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与北平华洋义赈会合作进行引泾工程，决定省府与华洋义赈会合作计划：由渠首至十一公里一段之引水工程由义赈会担任，十一公里以下之分水工程由省政府担任。时工款奇绌，以灌溉区中破庙之砖木材料充作工料及进行三秦各项建设。著《海港之新发展》《陕西水利工程之急要》《华北之水道交通》《免除山东水患议》《组织西北防旱研究会》《治黄研究意见》《对于改良杭海段塘工之意见》。
      按是年先生返陕任建设厅长，为陕西水利工程实施时期之开始，至二十一年泾惠渠完工，即辞去建设厅长职，专任陕西水利局长。凡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相继施工，以底于成。而先生之志愿则在惠遍三秦之水，故关中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泔惠渠，陕南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及陕北定惠渠，皆计划及之。至今次第施工完成，近来冷惠渠、汧惠渠亦开工矣。又按二十二年夏苦旱，泾惠渠泾阳、三原、高陵一带农田掘渠引水，以救禾苗之枯槁，农民一面致力工作，一面默念先生名，是先生之德惠不啻万家生佛。    
      二十年（1931）先生年50岁，仍任陕西建设厅长，致力于泾惠渠工程之推进，并兼任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主办江河复堤工程，往来江、汉、陕、沪间，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组织成立，先生被选为会长，连任以迄逝世。著《中华民国水利机关组织拟议》《中华民国水利行政组织拟议》《引泾水利工程之前因与其进行近况》《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救济陕西荒旱议》《救济西北旱荒之拟议》《巩固西北边防策》《小清河航道整理管见》《陕南水利要略》《敬劝人民自动的禁烟》。译卫乐赫与司徒培液体计算、河流试验。
      按先生于是年组织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实为晚近各学会组织之先声。其建议水利行政统一与水利建设规划已蒙政府采纳施行。凡在《水利杂志》《河海月刊》《水利月刊》《黄河水利月刊》《导淮委员会月刊》及《陕西水利月刊》中先生所发表文章，均足以沟通世界水利学术，且为水利界及其他各界圭臬。
      二十一年（1932）先生年51岁，仍任陕西建设厅长。春先生父桐轩公逝世。夏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完成放水，江汉堤告竣，参加全国经济工程新闻各界陕西实业考察团赴陕南考察水利等，辞陕西省建设厅长专任陕西水利局长，创立陕西水利专修班，后并入武功农学院为农业水利系。秋，先生大病，几频于危，筹划洛惠渠工程。 著《灌溉有无自动方法之可能》《泾惠渠工程报告》《对渭北人民切切实实说几句话》《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陕西省水利应要做的许多事情》《推广凿井灌溉之计划》《陕西省灾情与农村经济破产原因及其状况报告》《三省会派工程师往德国作治导黄河试验之缘起》《汉水上游之水运》《汉江上游之概况及希望》《函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陈述陕灾状况并请赈修第二期泾惠渠工程》。作祭父文。
      按是年夏六月二十日，泾惠渠第一期工程于工料奇缺、疫疠盛行之下完成放水，农民初获灌溉之利，相与鼓舞于池阳之野。先生并与父老约：凡渠水所到之处，概不得有一株毒卉发生。是年灌田二十万亩，灾荒之余，活人无算。又按是年先生发表陕西建设事业计划大纲，其关于财政者设陕西实业银行于西安，设分行于郑州、兰州；关于交通者设西潼、西长、咸同、咸榆、凤汉各公路及长途电话；关于工艺者设交口泾阳纱厂及西安电厂、机器厂、制革织呢厂等；关于水利者为引泾甲种计划；关于农林垦殖者为终南及华麓苗圃、渭南北植棉试验场、华州蚕桑试验场、延鄜（富）一带垦殖区及各县开辟沟洫改良堆肥等；关于文化者设西安机器商品物品陈列馆、华山气象台、古物保管会、各县雨量站及修复华清池与完成西安革命公园等。以上种种，经十五年来之惨淡经营，十九均已做到。
      二十二年（1933）先生年52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是年春先生亲自查勘洛惠渠引水地址及干渠所经沟峪，即就省府公报余款筹设引洛测量队，实施洛渠灌区测量。夏筹设黄河水利委员会，先生兼任委员长。时大病初愈，八月黄河决口，扶病至南京召开水灾救济会，九月一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先生又兼总工.程师，筹划黄河治本治标工程，兼筹办渭惠渠工程。著《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导渭之真谛》《黄河治本的探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计划》《导治黄河宜重上游请早期派人测量研究案》《关于治导黄河之意见》《请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积极提倡西北畜牧以为治理黄河之助案》《请测量黄河全河案》《黄河应行应革事》《治黄关键》《洛口猛涨时发表治黄谈话》《整理洞庭湖之意见》《淮河流域之水道交通》《二十二年大病经过情形》《陕西引洛工程计划书序》《谈治黄进行状况》《双十与水患》。 
      按先生是年论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及工程致王棻庭书中有云：“黄河水利委员会之主干任务在根本消除河患，其次乃及航道交通，又其次乃及农田水利。国家特设此机关，必求其能策进主干任务，若仅维持河防，则有三省河务局足矣，如但及农田水利，则各省有建设厅足矣，又何须特设此重大机关哉！所谓随测随作者，亦视何等工程，吾人造一房屋，测量、设计、估工、探测地基、选择材料亦费许多手续。治河工程视建屋重大多矣，谓独可以潦草为之乎？故随到随作施之于小工程无上下游关系之局部工程可也，而非随之于根本治河。治河之道虽一，裁弯取直之小工程亦必详审测度其上下游之结果，何况全体治导？协之意不欲邀一时之功，而在为国家奠永久之大计。小功利在一时，设计未周或一二年而弊又见，是岂治河之道哉！且更不必虑及政局之变动，盖果吾人之事业确实为国为民，则人事虽有变更，而事业必不毁云云。”此种定论，上下千古岂独治黄为然！又按先生论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用人及防汛事致许心武、张含英书中有云：“惟河溢走故道，以愚之见尚不致为大害，亦决不致遂改道而南。盖目下情形，今道虽日高犹较故道深畅，如改道必不及于故道也，惟今年大汛以后，必须详细研究河流变迁趋势而筹划严密防范之策，报汛之制尤宜速事筹备，使上下消息灵通，各河汛水位皆得于三日前预知必至若干高，则人知所虞矣。”又云：“筹备时期用人尤宜审慎，须具有开创精神，不需之人勿用一人。前拟各简任技正须经一度常务会议议决后再行呈请任用云云。”足见先生用人行政之一斑。至河流改道一层，烛照数计，亦可谓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矣。又按先生是年为委托德国水利泰斗恩格尔斯代作治黄模型试验事致于右任请赞助经济书中有云：“素仰我公饥溺在抱，于数千年来泛滥决口危害最烈糜费至巨之黄河图心尤切，今幸得有根本治导方法，则此次终结试验关系民生国计机会尤不可失，务恳鼎力成全予以襄助。”足见先生之实心实政。
      二十三年（1934）先生年53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讲座。是年春洛惠渠兴工。秋亲赴黄河上游查勘，视察江汉一带，赴浙江绍兴参加会稽大禹庙祀典。著《西北各省应励行沟洫之制》、《请令西北行政长官励行沟洫之制以免旱荒而减河患案》《治水本论序目》《函德国恩格尔斯教授关于黄河质疑之点》《豫省河堤远距原因之推测》《鲁省河堤近距原因之推测》《宋以前河堤之概况》《宋以后河防沿革摘录》《巩固堤防策》《论德国堵塞决口法》《关于治河之准备》《治理黄河工作纲要》《治黄意见》《黄河上游视察报告》《研究黄河流域泥沙工作计划》《黄河流域土壤研究计划》《黄河水文之研究》《审查华阳河流域整理工程计划大纲之意见》《对于华阳河流域整理工程计划之意见》《对于襄河防洪治本初步计划之审查意见》《对于整理东太湖水利工程计划之审查意见》《关于废田还湖及导淮先从入海着手之管见》《二十三年视察黄河上游日记一段》《会稽大禹庙碑》《渭惠渠计划书序》《西北农林专校水利组规划》《二十三年大病后对部属训话》。译《波河之水文及其治导方略》《弯曲河道挟沙之大模型试验》。作《航空由西安至兰州纪游》《航空观刘生毓中一字狱》《武功农校》诸诗。 
      按先生于是年作武功农校诗云：“正襟危坐乎高岗，山巍巍兮水汤汤。漆可灌缨渭灌足，天作笠兮云为裳。倦来堰卧枕岐梁，梦人周公之故乡。右手触文帝之寝堂，左手抚太宗之摇床。倾耳以听音锵锵，似闻凤鸣于朝阳。太白皑皑冰雪光，焕如明镜照我肺与肠。朊朊周原黍稷黄，思我先民荐蒸尝。吁磋乎！孰维新命于旧邦，安得起后稷公刘文武于地下，使我民族复发扬。”又先生访青塚云：“磋乎此绝代之殊色，一度陷于汉宫，再度陷于虏侧，不得真爱之良俦，汉与胡又何择？天子悲，单于喜，一曲琵琶塞上音，秋风吹进玉关里，长安万户息砧声，尽道良人罢征已。”忆先生作诗不假思索及推敲雕琢，而情真意美有近天籁，惜随作随掷，无多存稿耳。
      二十四年（1935）先生年54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年春，辞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未准，渭惠渠开工，时关中水利有泾、洛、渭三渠同时进行。夏，奉令验收贯台堵口工程，又奉命培修黄河金堤，时黄河董庄决口，亲历河干实地决策，然未行，泾惠渠第二期工程完成。秋，赴苏、鲁巡视不牢河、微山湖及运河上下水灾，辞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专任陕西水利局长，筹备梅惠渠工程。是年先生伯父仲特公逝世。著《在武功农林专校之讲词》《农田水利讲义》《农田水利之合作》《利用洪水与蓄水地下》《陕西省水利行政大纲》《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巩固西北边防策略》《一年来之陕西水利》、《利津以下筑堤不如巩岸论》《免除大河以北豫鲁冀九县水患议》《治河罪言》《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本年董庄决口救济水患之失机》《固定黄河河床先从改除险堤入手议》《固定黄河河床应以何水位为标准》《培修堤防法》《黄河水患原因及其急切补救办法》《黄河流域之水库问题》《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濮阳杂记》《韩城潼关间黄河滩地之保护法》《纵论河患》《电经委会建议黄水入苏补救办法》《电经委会开黄花寺民埝》《整理平汉路黄河铁桥上游河槽计划》《视察导淮工程后发表概念》《二十四年日记一段》《河工名谓序》《泾惠志稿序》《泾惠渠碑跋》《泾惠渠锡名记》《黄河堵口工程实验录序》《谈贯台堵口工程》《黄河修防自给论》《中国现有之生产力》《南园忆胜》。译《彭胃氏水力学》。作乘陇海铁路快车东行诗、冬至视洛惠渠工至老洑园省墓等诗。
      按是年为先生心情最劳苦之年。计一月因公自陕至洛至汴，陪国联水利专家至陕参观，赴京参加水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赴津参加华北水利委员会会议，返汴辞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未准；二月，视察黄、沁二河并定黄河铁桥新址，赴陕为先生父举行禅祭；三月，陕渭惠渠工程开工，赴京再请辞黄委会职又未准，至汴研究贯台堵口工程防河北徙，赴陕又赴汴进行全堤工程，并常川驻濮阳二次；四月，督筑金堤，公余著书；五月，至汴验收贯台堵口工程，赴濮阳赴陕视堤工，至陶城埠又赴汴开中国水利工程学会董事会；七月十日董庄黄河决口，赴鲁赴决口勘察，赴汴赴京返汴赴董庄返汴议定统一河防办法，赴陕；八月六日赴京，又赴苏赴鲁巡视不牢河、微山湖及运河上下，又赴董庄开会，又巡察朱口及陶城埠等处，风餐露宿致遭腹疾，赴鲁赴津赴平；九月，因公赴津赴鲁赴京赴汉赴郑赴陕；十月，已辞黄委会职，视察渭惠渠大坝工程，视察泾惠渠灌溉情况，视察洛惠渠工程，返富塬村省墓，赴大荔赴西安。总此短短十月内，计赴京五次，赴汴十次，赴陕六次，赴津三次，赴郑二次，赴濮阳三次（常川驻工不计），赴陶城埠二次，赴贯台四次，赴董庄三次，赴鲁四次，赴苏一次，赴平一次，赴朱口及汉口各一次，著书十一种。正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又按先生居常喜谈古人治河策略，均有所发明，或以麻纸作图，启发古人深意。足证先生于著书之前，已费推敲，句斟字酌，故得成佳构，为当世所重视，达到水利救国之真谛。
      二十五年（1936）先生年55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元旦在西京举行陕西水利工程展览会，昭示大众。梅惠渠开工，兼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视察江汉间，修筑长安崇义路艮斋成。试用艮斋新笺曾云：“俟渭惠渠工程完竣，即辞去一切职务，居斋中闭户著书，不问世事。”冬，渭惠渠第一期工程完成，陕西水利局大楼筑就，适逢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开年会于此楼，聚全国水利专家于一堂，允称胜会。双十二事变起，先生对国家事极形忧虑，及除夕前始喜形于色。 著《我国水利问题》《日本水利略述》《水土经济》《关于变迁河床河流治导之模型试验》《水利之家政》《陕西灌溉事业》《蓄水》《西北水利问题》《西北水利之展望》《西北农功水利文化史略》《全国经济委员会兴办西北灌溉事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办法》《西北灌溉工程局组织大纲》《巩固西北边防策》《我们须要提倡西北农村建设》《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对上车湾裁弯取直工程之意见》《甘宁青历代大事记序》。追念芬茨尔文，译方修斯之子来函，作试新笺诗。
      按先生是年不就经济委员会顾问工程师致郑权伯肇经书中有云：“在陕工作之技术人员，完全以精神相团结，忠诚努力而彼此毫无间言，此不能不谓有一人领率之关系也。若我一去不免人心涣散。余在水利局每月仅支一百五十元以颇敷家用，而此等精神相济之人心则万金难买，故宁舍彼而守此也。”又按先生不就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专门委员复曾养甫书中有云：“猥以菲材，辱承聘为专门委员，本应勉尽绵薄，用副知爱之厚。顾以主持陕西水利工程任重事繁，鲜有暇晷，来京开会既非时间所许，势不能尽襄助之责云云。”此二书语出至诚，可为先生代表作，即先生去世已十年之今日，陕水利局同人仍本先生一贯作风，不计个人权利，不见异思迁，而能踏到枵腹从公之诺言，皆先生精神所感召也。又按先生是年论华阳河工程意见致傅汝霖、沐波书中有云：“窃以为本计划能待一二年，将内部地形测量明确，江水情形再加探讨，然后将马当工程，水库工程，水库内之排水系统，及航路与堤防等工程，水闸与泄水道工程融纳为一，彼此相顾，拟成一完满计划，上可取信于政府，下可取信于人民，然后定为步骤，分期兴工，策之上也。若此时即欲为之，弟亦之敢言其必不可为，然其将来成效或得或失，正未可必，恐工成之后待补救者必多。此犹小事，而计划未能完备，使一般人士不免生疑，徒为华阳河口附近一部分人民之利益，殊觉不值云云。”可见先生忠于谋国，又可见先生之水利事业成功，全在计精图确丝毫不苟故也。
      二十六年（1937）先生年56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视察扬子江中上游，并赴江苏调查导淮入海工程。秋，被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员。抗倭战将起参加庐山谈话会，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先生方养疴南京，闻变即乘飞机自明故宫机场起飞返陕，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冬，渭惠渠第二期工程完竣，管理局组织就绪，织女渠开工。除夕赴兴平召集渭惠渠同人聚餐，及返西安似感伤风症。 著《一月间遨游记》《如何救四川之饥馑》《视察灌县水利及川江航运报告》《抗战期间之农田水利工作》《水土基础》《请建议国民政府筹设大规模材料试验场案》《请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提请吾国地质学专家注重实用地质学之研究案》《水工讲义目录》《第二渭惠渠》《倡议三渠民众教育》《议整理秦岭山下各水》《如何利用土地》《大战期间之青年培养问题》《大战期间之青年教育问题》《大战后之种种建设问题》《同种同文》《西京市民之安全问题》《敬告西安市民》《告青年》《重重大灾之下人民应如何图存》《致李维城、续式甫、韩威西、李紫东诸先生函论各县救国公债保存办法》《国亡了要钱有什么用》《对经募公债条陈意见四项》《再劝购救国公债及捐输》《拟请印制救国印花以资宣传救国公债》。作行三峡中吊屈大夫、卢沟桥、南岳观日出诸诗。
      按是年夏先生参加庐山谈话会，病胆囊炎飞京治疗。卢沟桥事变后自京返陕，以赢弱之躯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凡他人所顾忌不敢言而不能言者，先生则侃侃言之，复常至西安广播电台，大声疾呼，陈述抗战利害，惊惕民众。又西安市防空工程之建设，秦中禁烟种麦之提倡，伤兵难民灾童之养护，救国公债之募集，及战时西北一切经济建设，多仗大力推进。又常亲作抗战宣传文字，寄登国内外各报章伸张正义。以上种种，皆先生致力水利事业以外之工作。国难寇深，年老力衰，诸葛孔明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亦有焉。
      二十七年（1938）先生年57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是年一月四日抱病赴郿（眉）县参加渭惠渠拦河大坝南土坝合龙工程，归病加重，卧床数日痊愈。二月十九日，偶得腹疾，痛苦剧烈，遍体流汗，四肢发冷，大便不通，饮食不进，逆气失眠，虽延医诊治，病益增重，初断为胃瘤，继认为急性胃炎，继输血注射皆无效，温度增高，脉搏增急，喉有痰。三月七日夜病亟，惟神志甚清楚，口述遗嘱。八日正午逝世于长安艮斋。著《目前及将来重要问题》《农村与国家》《函经济部论大战中经济建设八条及水利行政等事》《函西安行营主任论收容流亡工程师拟编为大战中工程队》。
      按是年先生条陈国防工业建设航道铁路交通以及水利水力增产等八项致经济部函中有云：“政府为抗战持久计退而守腹地，并恃西南、西北为奥府。然西南、西北素乏建设，恃之以为抗战之根据地，自非谋所以充实其力不可。前闻一面抗战、一面建设、抗战终结之日亦即建设完成之时之壮语。以目前战事之剧烈，吾国民生之凋敝，同人等窃疑何以实验此等壮语。今读大部对于经济建设之谈话，知建设事业果有可为而且必为也。”又云：“水利行政素患机关庞多而涣弛，宜借此非常时期，裁去各委员会而并其政权于一部云云。”即此二点，是先生之言验而道行矣。三月十一日晓，遵先生遗嘱移灵至泾阳，长安各界公祭于西关，素车白马，满街塞巷。十五日安葬于泾阳社树堡两仪闸畔，民众远道祭奠者五千余人。二十八日，国民政府特令褒扬，文云：“陕西水利局局长，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德器深纯，精研水利。早岁倡办河海工程学校，成才甚众。近年于开渠、浚河、导淮、治运等工事尤瘁心力，绩效懋著。方期益展所长，弼成国家建设大计，永资倚畀，遽闻溘逝，悼惜良深。李仪祉应予特令褒扬，着行政院转饬陕西省政府举行公葬，考试院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以彰邃学而资矜式。此令。”
 
编辑缀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月六日，水利部开全国水利行政会议于南京，曾决议编印李仪祉先生全集，由陕西水利局集稿之案。又陕西水利局于抗倭战中，在敌机轰炸声里，恐先生遗稿散失或成劫后余灰，曾急就章仓卒编印李先生遗著石印本，然必须再加整理，妥为笺注，俾全集本事缀述稍详，并照编年制重新排列，或可免阙文之憾！故于是年冬由编者于办公之余开始工作，并由傅建哉襄助。经本年春夏至秋仲完成，复觉有余力即编辑先生年谱，至双十节脱稿。每当挟笔肆书之时，常忆先生毕生事业以陕西水利局为根基，然后及江淮河济，但抗倭战起后者多被破坏，惟陕西水利巍然无恙。且在陕工作同人锲而不舍，踵事增华，计自民国十一年（1922）进行以来，至十九年开始施工，到于今已近三十年历史，其成绩对大战中军需民食不无小补。但水利工程创始固难，守成亦不易。而际此乱世，其破坏性为尤烈。论者谓郑国渠之远大规模，系被破坏于楚汉分争之时，不为无据。吾人在惊惕之中固守岗位，各有护渠之责，深望李先生毕生事业硕果仅存之陕西水利得于狂风骇浪中渡过彼岸，而永久垂惠于人民也。  
【注释】
①应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此处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