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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初期，蒲城出过不少有爱国思想的名流、学者，李约祉就是其中之一。
      李约祉（1879—1969）原名李博，是李桐轩的长子，李仪祉的大哥。他幼年时期，接受了刘时轩先生的启蒙教育和严格的家教，又肄业于泾阳崇实书院和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04年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1909年毕业，在文学和普通科学方面，均奠定了基础。1906年，经井勿幕介绍，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08年，与胞弟仪祉，共同为支持“蒲案”受害师生奔走呼吁，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李约祉在清末民初，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先被委派督办延安、绥德、榆林等地学务，又在蒲城创办第一所女子小学，后又担任陕西省立女子高等小学、省立女子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督察主任等职，对我省教育事业，特别是女子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
      李约祉一生中，把主要精力用于戏剧改革方面。他是父亲李桐轩创办易俗社的得力助手，并在易俗社先后担任教务主任、评议长、社长等重要职务二十多年。1921年至1922年，他率领甲班学生，组成分社，到长江重镇汉口演出，历时一年半之久。为了使外省人接受秦腔艺术，采取出戏报，编印说明书、出售剧本等办法扩大宣传，收到较好的效果。因为剧本新颖，表演精湛，音乐优美，深受武汉文化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使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得以蜚声武汉三镇，流传长江两岸，为陕西戏剧史写下光辉的一页，并对武汉剧坛产生很大影响。因易俗社的演出非常认真，没有淫词滥调和低级趣味，对改变当时剧坛上的淫靡之风，起到示范作用，还为湖北地方戏留传下《韩宝英》《游龟山》《软玉屏》等易俗社的传统节目。
      李约祉在武汉时，适逢有名的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带领南通伶工学社在汉口演出。两个剧社互相现摩学习，相得益彰。1931年，欧阳在《陕西易俗社之今昔》一文中写道：“李约祉，我和他谈过多次，我认定他是个坚忍能干的人。近年以来虽饱经变故，可是约祉还是在干着。”欧阳还把约祉所编《韩宝英》一剧，改编为《是恩是爱》，作为本社的演出剧目。
      1924年，鲁迅到西安讲学期问，到易俗社看过《双锦衣》《人月园》《大孝传》等戏，并题赠《古调独弹》四字。李约祉当时为易俗社教务主任，负责招待鲁迅，在互相接触中，李约祉对鲁迅的学问、品德十分敬仰。鲁迅对李约祉也有很深的印象，回北京后特把自己著的《中国小说史略》寄赠李约祉作为纪念。
      李约祉在戏剧创作方面，贡献也不小。他编写的本戏和折戏有二十多个，除《韩宝英》《庚娘传》外，还有《千子鞭》《仇大娘》《优孟衣冠》《古书媒》《假斯文》《公馆案》《黄金宴》《算卦骗人》《上下词考》《骰子摆饭》《泼妇》《杨氏婢》等。他创作的剧本，爱憎分明，通俗风趣，文字精练，语言生动，突出了反封建反迷信思想，没有一个歌颂帝王将相的。他长于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这与他过去从事女子教育也有一定关系。他笔下的韩宝英、尤庚娘、仇大娘、何玉珍、玉兰等，都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韩宝英》《庚娘传》等，作为易俗社的保留剧目，在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演出，受到好评。
      1982年刊印的《西安易俗社七十周年资料汇编·易俗社编年记事》中记述道：“……他（李约祉）作为李桐轩先生的长子，和他弟弟、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都曾为本社作出贡献，特别是桐老和约祉先生，对本社的创建和发展所做的建树，将永远载入本社和秦腔发展史册”。在这本资料中，对李家父子三人，均有专文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李约祉回到家乡蒲城，任县志馆馆长，主持续修县志工作。他领导热心于地方史志工作的知识分子，广征博采，编写了几十万字的地方史料，虽因受战争影响，未能完稿、付印，但却为新时期的修志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能继承父亲李桐轩“为刀客立传”的素志，写出了清代蒲城著名“刀客”王改名的事迹，解放后刊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编印的《陕西文史资料》第一辑中。
      在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为了粉饰门面，标榜民主，在各县建立了“参议会”（最初称临时参议会），延揽一些在地方有声望的人士，担任议长和议员。李约祉两度出任议长。由于他急公好义，乐于为民请命，1946年蒲城遭受旱灾时，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去西安请求省主席祝绍周减缓农民负担。尧中一女生被某兵痞强迫成婚，受到虐待，在李约祉的援助下达到离婚的目的，以后建立了幸福的家庭。1948年，当胡宗南进窜延安失败以后，在一次地方绅士座谈会上，胡宗南妄图把失败的责任，归罪于农民的不合作态度。李约祉不避锋芒，当场给予有力的反驳：“你们的军队扎在农村，把椽插到农民的麦囤里，骡马拴在椽上，把农民用血汗接来的小麦当料来吃。队伍进村子，妇女跑光了，队伍出村子，门窗烧光了，还怪农民与军队不合作！”几句话说得胡宗南闭口无言。因为他正直敢言，有人为他的安全担心，建议他注意防避，他却回答说；“我已年近古稀，能活几天，还怕什么！”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他继续担任易俗社社务委员，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曾多次提出有利国计民生的建议。他在家除写日记外，还整理旧著，写《回忆录》。他的著述还有《增广关西方言钩沉》《风中烛影》等。十年动乱期间，八十多岁的李约祉，被送回蒲城富塬“监督劳动”。1969年含恨而逝，终年九十岁。
       李约祉有九个子女，由于家庭的传统教育和培养，多能奋发上进，学有专长。长子李赋京，1921年由李仪祉资送去德国学习医学，取得医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陕西医专校长，后任武汉医学院教授。次子李赋都，1922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历任西北农学院教授、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黄河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等。三子赋林，中山大学毕业，跟随李仪祉任秘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行政处长。四子赋丰，西北农学院水利系毕业，曾任渭惠渠工程师、榆林地区水利局长。五于赋镐，清华大学毕业，现任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学院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长女赋潇，南京中央大学毕业，曾任兰州陆军医院妇产科主任。三女赋蕙曾从事医务工作。四女赋英，现从事水利工作。遗憾的是：李约祉一家，可以说是“文革”时的“重灾区”。有三个子女——赋丰、赋潇、赋蕙，被迫自杀饮恨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