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意青
李赋宁先生去世了，他的离去结束了以他和王佐良、周珏良、杨周翰等优秀英国语言和文学学者为代表的中国英语教学与研究的一个辉煌时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开始，李赋宁这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就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壮丽而艰巨的事业中，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外语语言和文学教育体系，并以他们卓越的学识和超凡的人格榜样为国家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才。他们功不可没，将永远驻留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家父的关系，在我进北大念书之前就得知这位陕西治水名人李仪祉的后人。父亲曾提到他们是清华同学，并在西南联大一起任教，盛赞李先生的学问和人品。但进入北大西语系之后，我却没有机遇成为李先生直接教授过的学生。在高年级，我们班的主要任课老师是罗经国、乔宓、吴新华和张恩裕先生。虽然这几位教授的英文造诣都很深，我十分感谢他们传授给我的英语技能和文学知识，但没有做过李先生的门生始终是我的一大遗憾。因此，在大学毕业前夕得知李先生要招收硕士生时，我和同班同学们非常兴奋和高兴。我记得李肇星、戴行钺、吴嘉水、陈孝楷和我都报考了李先生的研究生。然而1964年北大已经开始了“社教”和“整党”等运动，政治气氛紧张，人人自危，教学受到运动干扰，我们做李先生研究生的梦也化为乌有。虽然没有直接受过李先生的教导，但留校任教数十年来，我本人和整个西语系和英语系都深深收益于李先生的教学思想和治学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代学者的风范已经成为我系刻意树立和传承的一面旗帜。
谈到治学，李先生的勤奋、虚心和好学一直在我系传为佳话。他的学问已经十分渊博，又通晓多门外语，但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求学，对学术精益求精，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保持学子心态，经常提着书包同学生一样到图书馆去用功，这是绝大多数教师都做不到的。李先生说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字正腔圆。他的拉丁语和法语也很棒，在外语习得方面不但天分特别高，而且充满了一种执着的恋情。对待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李先生的热爱也常常溢于言表。为了体会李先生的学识和风采，我在任教之后曾去旁听李先生给77级学生开的英国文学课。听他在堂上讲解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著名作家的选段并朗读名篇真是一种享受。他讲解得十分细致，声情并茂，一丝不苟。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传》那一次，选段是不了解世事险恶的亚当斯牧师碰上了骗子恶棍的故事。李先生的解析不但充分体现了菲尔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技巧、他的讽刺和幽默的妙处，而且流露出自己对这个诚实、天真、善良和正直的牧师多么喜爱。多少年之后，当我读完博士，并且选择了研究英国18世纪文学后，我有时会回味李先生如何喜爱菲尔丁和菲尔丁的亚当斯牧师，并不由自主地把他和那个人物联系起来。菲尔丁钟爱亚当斯牧师，把他塑造成年轻的约瑟夫的导师和父亲形象，并在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亚当斯）中暗示了他作为家长和前辈的重要地位。亚当斯还是一个热爱古典文学、对世间虚伪和欺诈毫无知晓的纯正之人。李先生也是一个有赤子之心、对经典如痴如醉并以他本人的学风和人品引导年轻一代的前辈。这种联想让我更懂得了李先生。我想，正是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亚当斯牧师人品的认同使他讲授的那节课魅力无穷。
谈到为人，除了正派，李先生是以谦和著称的。作为知名学者，他从来没有架子，对人不分资历和地位都平等相待。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起带着学生到延庆深山里办学时，李先生跟男学生住在一条炕上。那时我们半天上英文课，半天挖防空洞，生活艰苦而且劳动强度很大，李先生从没有怨言，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延庆天寒地冻，屋里的水缸都常常冻裂，李先生却在呵气成冰的大清早出来替同住的男学生倒尿盆，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李先生还是一个温情的丈夫和尽职的父亲。后来他同我们带领学生下工厂开门办学时，李先生的夫人徐述华先生随学校下放到外地，李先生每天在工厂参加劳动之后还要回家照顾儿子李星。我记得有一次下班见他提着三两根黄瓜，笑咪咪地说要赶回去给李星做饭。徐先生获假返京时，李先生压抑不住的欢喜挂在脸上，而且很自豪地宣称：“我今天要请一下假，去接述华，给她提箱子。”在“文革”的风浪中李先生和他的家人承受了多种辛苦和迫害，但是李先生很少发怨言，他的爱国之情从来没有改变。他在“文革”后加倍地努力，在教学工作中，以他那谦和的执着为北京大学和我国的教育默默地奉献着，感人至深。
李先生的可爱还常表现在他的怀旧之中。当谈及旧事或老友时，他往往都是充满了对友情的留恋，是个极有情谊的人。李先生最怀念的前辈学者大概是吴宓先生，他不止一次提起恩师吴宓，充满了敬仰之情。由于家庭和性格等多种原因，我的父亲后半生没能做出像李先生、杨先生和王佐良先生等人那样大的贡献。但是，李先生总是十分谦虚地称我父亲为学长。父亲不大同我说起自己的往事，我反而是从李先生那里得知在清华念书时父亲比李先生他们高两届，曾任学生会工作。也是从李先生处我才听说了一些他们当年的经历和友情，比如在清华时他们如何同年轻的美国教师温德去颐和园划船；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战乱年月，他们这批清华校友课余如何经常聚在小茶馆里侃国事和聊家常，他笑称其为“坐茶馆”。从李先生的往事谈笑中，我看到了他们这一代学子那种“同学少年”的友情，以及“挥斥方遒”和“举家立国”的抱负。我对自己父母的有些故事还是从李先生那里获悉的，比如父亲有时吹笛子伴着母亲唱昆曲。这些父母年轻时的轶事对我十分珍贵，为此我也很感谢李先生。在李先生的怀旧中，我看到了他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传统的热爱和信奉，还有对师长和对学友的千丝万缕的感情。我想，正是这种情感把李先生这些优秀的英才牢牢地绑在了中华大地上，使他们不论受到什么样的迫害，经历什么样的辛苦，都矢志不移地同祖国站在一起，把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他们钟情的同胞和土地。
李先生逝去了。在他最后的几年中，我们在他的庇佑和指导下完成了由他任总主编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令人欣慰的是，李先生亲眼看到了这部二卷四册的史书出版，此书得到普遍好评，并获得了北京大学、北京市以及全国图书方面的奖项。作为他的后辈和敬仰者，我们会永远纪念他，在我们中间继续发扬他治学为人的风范，并且像他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为这片热土奉献，为振兴中华效力。
李赋宁先生安息吧！
（文章原名：治学、修身的典范——纪念一代外语宗师李赋宁先生）
参见《国外文学》
2004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