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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5月10日，恩师李赋宁先生不幸去世。追思先生，百感交集，神情恍惚。先生人灭而神不去，笑貌仿佛，如影在侧。师恩重于山，往日的事情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1982年。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个高校美国文学课程教师培训班，是中美两国政府间的项目，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我也是其中一员。虽然在培训班任教的都是优秀的美籍教师，学员们仍然希望能有北大名教授来授课。后来得知，李赋宁先生将应邀作讲座，大家都很兴奋。记得那天是上午，日朗气清，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出现在讲台上的先生身材修长，短短的头发和圆圆的脸，是北方人常见的那样，透露出学者的博学睿智和长者的宽厚仁慈。先生讲的是英语语言的历史发展，逻辑严密，英文典雅准确，洪亮的声音，抑扬顿挫，教室内自始自终鸦雀无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精彩的英语讲座，惊叹不已。北大培训班的这一年，我其实和先生并没有个人接触。最为密切的一次，是和同学一道在校园的路上遇见先生，作为后辈向先生致意。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位笑答而过的长者，后来会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
      有幸成为先生的弟子，是10年之后。此时我做英语教师已经多年，专业方面，得过且过。1989年，王宁先生师从杨周翰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大概在此前后，他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李先生的博士生，同时又向先生推荐，先生表示欢迎。报名之后，却在1990年春因故没有赴京参加考试。为了这件事情，我十分内疚，写了一封信给先生，很快接到回信。先生表示谅解，并告知那一年先生没有招到合适的学生。后来，我去了澳大利亚，在国外还是想着要报考先生，1992年4月回国后，年底再度报名，次年春入学考试。试卷内容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考英国史时，感觉勉强凑合，拿到英国文学的试卷，却不禁一愣。名词解释部分，列的全是拉丁文作品名，虽然我曾经自学过一段时间拉丁语，但是卷子上真正能够辨认并且有把握回答的，可能就是两个。我又不愿意在不懂的地方胡乱写，于是这一部分几乎是空白。第二部分是大约10个作品的片段，以中世纪为主，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要求是用英文复述（paraphrase），并稍加评论。选段有的来自乔叟作品，还有莎翁14行诗第73首的片段，相对容易些，但总体上我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语文学知识极其有限，只能勉强答题，想必不少是牵强附会。当时一边答题，一边纳闷：先生，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收我为弟子，为什么出的题目奇难？虽然如此，还是硬着头皮，将考卷做完。笔试完了之后，给先生挂了一个电话告别，悻悻地回到原来的单位。此后的日子非常难受，不好意思直接去问先生。到了六月中旬，我所在的学校要安排下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问我考试结果如何。我的妻子给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挂了电话，得知己经被学校录取，两门课程成绩，一门69分，一门79分，这才将一颗心放了下来。其实，先生考试的内容，不能算是偏题怪题，只是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常识而已。我这方面的基础不好，考试时狼狈与尴尬原是必然。感谢先生不弃，收下了弟子。
      到了北大以后，师从先生学习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第一学期，自己主动向先生求教其实并不多，先生也没有紧紧地在后面催促。有几次讨论我的学习状况之后，先生关切地说，“悠着点儿”。话是这么说，但是没法悠。到了学期结束时，忐忑不安地交上了中世纪英国文学课程第一篇读书报告，自拟的题目是“Time and Beowulf”。篇幅不长，A4打印纸4页半。应该说态度是认真的，甚至是诚惶诚恐，文章交给先生之前，逐词逐句推敲，惟恐有误。正因为如此，拿到先生批阅后的读书报告，关心的不仅是给的分数，而且还有先生的改动和评语。第一次捧着先生批改过的读书报告，仔细阅读，有一种受到电击的感觉。文中小到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大到整个句子的结构，错误的地方，均逐一标出并且改正。有一段，看得出先生原想在我原来的基础上修改，最后终于放弃，将一半全部划掉，用近乎微雕的小字，工工整整地将修改后的句子写在段落左边空白处。一块约3厘米宽、4厘米长的地方，分10行，密集地写了42个英文单词，共200多个印刷符号，一笔一划，细如蚁足，晶莹秀清。看了先生的修改稿，仔细推敲，心服口服，先生英文的造诣，果然名不虚传。先生的评语不多，只有两句话，读书报告的选题好，但讨论的问题需进一步阐述清楚。年近80的老人，如此一丝不苟地倾心批改学生的作业，不能不令人赞叹和折服。圣人之教，俯而就之，学生怎敢懈怠？
      就这样，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一本本书地阅读，有时也和先生讨论。到了中期考核时，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当时北大英语系博士的中期考核以严格著称，考核小组由4到5名教师组成，有校内专家，也有校外专家，学生面对考官的轮番提问依次作答。据说以前有学生因为回答问题表现不佳而没有通过，甚至因此退学。所以，博士生对于中期考核，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先生多次在考核前和我讨论书单，询问读书的情况，提出内容要真正读懂，书单要实事求是。考核的那一天是下午，时间持续了两个小时。考官们一个接一个地发问，我尽自己所能作了回答，李先生只是坐在一边，一言不发。考试结束的时候，考核小组对我的回答问题表示满意，先生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第三天，我在自己的信箱里看到一封先生从邮局寄来的信，上面只有几行字：“乃银同志：祝贺您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综合考试！我感到很光荣。望再接再厉，攀登更高峰！”落款日期是12月26日。先生住在朗润园，通常用电话和我联系，偶尔也写信。这封信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先生首次对我入学以来学业上取得的进步明确地表示肯定，意在鼓励，也是期望。这封信让我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为我后来写博士论文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说到博士论文写作，先生在指导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原定写传奇，后来想做《贝奥武甫》，最后改做乔叟，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定题目。写了一些文字，希望找到感觉，却始终找不到，开始时写的厚厚的稿子全部撕掉。当时我对文艺理论兴趣正浓，先是在弗莱的原型批评上下了一点工夫，反复阅读《批评的解剖》，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启发，在乔叟研究方面找一个突破口，真正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山穷水尽之时，看到图书馆里美国学者Paul Strophe于1989年出版的Social Chaucer，其中提到巴赫金的理论，引起了我的兴趣。国内当时对巴赫金的理论兴趣日增，我也读了一些巴赫金作品的英文翻译本，还找出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些俄文的原著。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便打算博士论文用巴赫金的理论重新审视乔叟的作品，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先生，得到先生的赞同。这时，我的读书报告也越写越长。乔叟研究的第一篇读书报告，长17页，分析了国外学者运用巴赫金理论研究乔叟的一些得失。先生对我提出的大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也对我的一些看法提出疑问。比如，我在分析乔叟使用伦敦方言时说：He chose to write in London dialect and in this sense Chaucer’s  language is centripetal rather than centrifugal.
      先生在同一页的底部空白处，用娟秀的小字道：Your writing is very ‘engaging’—so I feel I must engage in a dialogue with your text！ This point you make is valuable but I have a question：Did Chaucer ‘choose’ to write in‘ Chaucerian ’English or is that this way was simply ‘his’ language a kind of ‘official’ language of his milieu？ Was the movement of Chaucer’s time not also breaking away from Latin into the vernacular（s）？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先生以平等的态度讨论学术问题，循循善诱，或赞同，或异议，一篇读书报告中，以这样的方式评阅讨论，随处可见。在评语中，先生肯定了我的研究思路，建议我将这篇读书报告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并且写道：I look forward to a real contribution to Chaucerian scholarship  from a Chinese researcher.这一句话明确了先生对博士论文质量的要求。古人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可以说，先生深谙为师之道，点拨适时，为的只是促学生勤学自悟，精益求精。我在先生的指导下，无手脚束缚之累，无越俎代庖之害，目标明确，循序渐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先生自己也一直关注巴赫金的理论，并且有独到的见解。在此前后的一日，先生来电话，要我晚上去先生家中用晚餐。原来，这一天晚上先生邀请了美国Cornell University的Carol Kaske教授。席间，先生告诉我，Kaske教授是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我可以和她讨论乔叟的问题。我的印象是，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远比我向她提的问题多，基本上是围绕我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我谈到Exemplaria期刊上面几篇用巴赫金的理论解释乔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话的时候心气太盛，甚至有点过激。Kaske莞尔而笑，说Exemplaria其实是她丈夫的几个学生搞的，观点可以讨论。这样一说，倒使我不好意思起来。记得晚餐之后，主要也是讨论我的论文，而讨论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觉得自己和国外的同行靠近了许多。千方百计为学生创造机会，先生可谓用心良苦。
      论文写作进入正轨后，我在北京大学附近距颐和园不远处租了一间民房，静下心来写作。之后，大约每4个星期写就一章，写完之后送先生处阅，先生一直以鼓励为主。每次收到先生批阅过的论文稿，都见先生用一丝不苟的正体小字写的评语，奖掖后进，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阶段，我写作的自我感觉很好。到了12月中旬，已经写了4章。遗憾的是，后来临近毕业，诸事纷扰，已经不能像开始一样专心写作，论文答辩的时候，用的就是这4章。答辩比较顺利，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这篇论文后来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出版以后又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其间所包含的先生心血，并非为人所尽知，而对我来说，先生的帮助真正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北大的三年，不仅得到先生学业上精心的指导，而且时时感受到先生人格的力量。这里只能略举几例。我读书期间，先生年事渐高，身体常有不适，住过几次医院。但是，每次我知道消息时，先生早已出院。有一次，有同学告之，先生肠胃不好，可能住院了。我打电话询问，先生已经回到家中。我坚持要上门看望，并对未能及时去医院看望先生表示歉意。但是先生和师母徐先生却明确地说，他们不希望学生因为导师的原因影响学业，作为学生应该专心读书，其他不必多虑。为学生的根本利益着想，先生只是无私地奉献，从来不图回报。事情虽小，学生感受到的却是崇高的师德和人格的魅力。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大致是我在北大的第三个学期。我有户外看书的习惯，喜欢一个人找个露天僻静的地方读书，甚至冬天也是如此。那天刚下过雪，未名湖的湖面冰封，天气奇冷，天色昏暗，路上没有什么人。突然，我发现就在附近，师母和先生，一前一后在雪地上行进。我知道先生这个时候出来，并非真的要欣赏什么雪景，而是大病初愈之后，坚持每日锻炼，以恢复体力。看得出，先生正以坚强的毅力和疾病做斗争。我当时只是简单地同先生和师母打了招呼，并没有多说什么。先生和师母也只是简单地回应，继续默默地向前走。我真的十分担心，害怕天冷路滑，先生会有什么意外。但是，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不知怎么的，那一次雪地里先生冒着寒风行走的身影，至今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先生十分好强，很有毅力和自制力，晚年不断地和疾病做斗争。这是强者与命运的搏斗，是先生性格中刚强一面的流露。先生如此自强不息，学生怎么还敢不发奋？
      先生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曾经和先生同窗的许国璋先生1994年去世，王佐良先生也于1995年去世，这给先生的打击很大。记得王先生去世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先生处于悲痛之中难以自拔。有几次是和先生一个人在未名湖边不期而遇，先生总是停下来，先是简单地问我的情况，然后谈已去的王先生，神色沮丧，眼睛含着泪水，不免显得颓唐。遇到这种状况，作为学生的我不善言辞，只是笨拙地劝先生保重身体，然后静静地看先生离去。这是我所见到的先生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后来我在《教育报》上看到先生追忆王先生的文章，对先生的丧友之痛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羡慕先生的得友，更敬重先生，因为先生待友至诚至信。
      临近毕业，去向成了问题，先生鼎力相助，联系了社科院外文所、清华和人大。由于我的夫人希望我回到南方，先生又帮助我联系了复旦和华东师范大学。先是华东师范大学给了回音，接着，复旦大学陆国强教授回信给了答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当时先生用工整的楷字，郑重地写了一封推荐信，而写信一事，先生生前从未对我说起过。自毕业以后，和先生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先生生前十分关心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学科建设，还曾经来沪上一次，以后就一直没有再来。2003年11月份，我到北京开会，来去匆匆，中午给先生家打了电话，想看望先生。师母接的电话，让我马上过去。于是下午的会议提前发了言，驱车前往先生蓝旗营的新居。到的时候4点左右，先生神情清朗，面带微笑，额头上发出亮光，没有多少曾经的病容。他坐在椅子上询问我的近况，因为我刚从牛津大学访学回来，又问了牛津大学英文系的情况，兴致勃勃地谈J.R.R.Tolkien，谈Robinson校订的乔叟文集，并且还像往常一样，关切地问我爱人和孩子的情况。先生这一次谈兴很浓，为了让先生休息，大约40分钟之后，我依依惜别。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成了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长谈。
      2004年4月，突然接到从北京方面来的消息，说先生病情恶化，当时心中一沉。在医院的病房见到先生，已经是另外一种景象。先生吸着氧气，呼吸困难，不能说话，只是在病情稍微稳定的间隔才有一些平静。在这个时候，先生的眼睛重新闪烁出明亮的光芒，似乎注视着我，又似乎心有所思。目光还是那么熟悉、慈祥、清澈、睿智。申丹老师说先生认出了我，我希望如此，可是，即使先生是认出了我，也无法和我交谈。也正因为如此，想起先生平日对学生种种深情的关爱，我心如铅坠，难以自制。到了5月，接到先生去世的噩耗，再见到先生的时候，已经是阴阳相隔，天人一方。于是，又想起了1年前先生曾引的莎士比亚14行诗第73首中的诗句：
        仿佛从我入学考试的时候，先生就预见到现在的这一刻。先生进入我的生活，正是生命的黄昏。11年过去了，我亲眼看到了黄昏中生命之火璀璨的光芒。这生命之火燃烧的时时刻刻，无不为了照亮别人，为了照亮包括我在内的后学。如今，生命之火熄灭了，先生真的走了，留下了不尽的哀思。先生的师恩，无法在这里用言语尽述，而先生的教泽，有形无形地为晚辈受用。回想起来，先生博学，但是并不以学骄人；先生才高，从来也不以才炫世；先生德隆，却不曾以德自居。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遇师如先生，实在是此生之幸。今远离京城，处南方一隅，自愧未能有所成以报，但是先生的谆谆教诲，不敢或忘。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文章原名：春风时雨师表人伦——纪念恩师李赋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