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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六年二月春节后不久，牛干伯同志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前来参议会找我，住了几天，无事闲谈聊天，同游华麓名胜。在交谈中，他常谈及时势来启发我，意欲听听我的反应，但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未觉察出他谈话的用意和目的，无意中放过了进一步深谈的机会。由于我的麻木，他终于改变了方式，在一个深夜，他从床上起来，开门见山地问我。“今后你如何打算？”这一提问，当时虽感到有些空想，但确也觉得这样的话不寻常，便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的心情，说是：“抗战八年，苦了老百姓，特别是华阴地区紧接前线，是前方的后方，也是后方的前方，所有军事负担几乎全落到华阴民众身上，幸喜抗战胜利，但老百姓的负担有增无减，安居乐业的心愿全成泡影。这样的乱世，像我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打算呢？，只能是随大流，流到那里算那里，能有什么出路和希望呢。”这时他感觉到我的思想混乱，没有主心骨。但他了解我的直爽性情，向我明说：“不是没有出路，出路有的是，希望同样有，大路只有一条，就是参加共产党．跟共产党走就是出路，就是希望。”接着他把这几天断续谈到的话又系统地重说了一遍，对比、分析，说明加入共产党便有出路、便有希望的道理。事实依据，我非常相信他，清楚地知道他是蒋政权的一个叛逆者，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解放区待过，回来时他把自己所带八路军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全交给了我，这都证明他对我的信任。但他从未提过组织问题，今天讲明了，我非常激动，内心里感到无比高兴。我知道共产党吸收成员时，是非常慎密而有选择的，像我这样有罪的人竟能入选，自觉是莫大的荣幸，便顺便借用“士为知已者死”的成语回答他，以表我愿意参加的决心。后又觉得不妥，自己并不是什么人士，又改口说：“愿为识我者死。”这句话既表达了党和同志们对我的赏识和信任，又表达了我愿以死报答党和同志们对我挽救的恩情。以后这句话就深深的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因而长期生活在蒋政权下那样险恶的环境申，对党的事业，不避艰险，尽力而为，不违初志。
      在干伯同志离开县上时，我问他：“今后我怎么办？"他说：“会有人来和你接头的，如何做来人会告诉你的，你等着。”
      不久邓达九同学前来找我，一见如故，谈明情况后，互谈了以后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如单线联系，不扩大接触面等一类纪律。
      在邓达九同志的指示下，我推荐程毅、程纪中二人去解放区学习。到达马栏后，程纪中被派去陕北学习，程毅在马栏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华阴，就在程毅的引导下，我和刘性初同志见了面，当时虽不知他的具体职务，而从言谈中断定他是一位负责的同志。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不避风险，多次来我家，开诚相见开导我，使我感到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器重，进一步增强我“愿为识我者死"的报恩决心。在交谈中，他多次提醒我：“以后你要尽量地装‘灰’一点。你主要是做掩护工作，其他事你不要管。”我理解这样的长远打算，为了安全，几年来这一任务就贯穿于我的行动中，成为不能逾越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