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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竞存学校一诞生，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始至终坚持抗日，坚持进步，担当起为革命、抗日，培养输谴人材的重任。为此，国民党反动派视竞存学校为眼中钉，肉中刺，又恨又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想尽千方百计想把它搞垮。先是不给立案，接着造谣诬蔑，然后派遣特务军警闯进学校，监视进步师生，进行破坏和捣乱。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师生们的团结战斗，敌人的种种卑鄙伎俩一一失败。

下面就是国民党反动军警对竞存师生的四次逮捕。

第一次，1937年8月底(一说10月)在西安湘子庙竞小。一天晚7时，国民党派警察(一说为保安队)持枪包围学校，进行搜查。搜出车向忱校长为从东北抗日军和北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带来的伪满奴化教育课本、伪满钱币、邮票、日本国旗、日俘照片等物，此为车校长为了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宣传东北抗日军的战绩所存。校长车向忱、训辛主任聂速番(聂长林)、五年级国文教员兼全校音乐教员文明、教导主任张继五和一名工友老王(一说姓刘)等5人(一说还有多名女教员张欣欣，共6人)被带上手铐捕走，先被押到西安市公安局(一说警察局)，一周后又被押到城隍庙西北行营(一说宪兵队)，分别关禁。

事件发生后，全校师生多次交涉、请愿，中国工农军驻西安联络处(1939年改为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李涛出面交涉。翟重光到南京、上海等地奔波，找东北同乡、知名人士和车校长的老友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朱庆澜(朱子桥)，找当时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民主进步人事杜斌丞和黄杰(国民党军长，东北人，主张抗日)援救。东北抗日同乡会也联名具保，并托人转告黄杰军长设法营救。黄杰给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写信要求救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和各方声援营救，上述同志终被释放。张继五、聂速番宣布无罪，车向忱、刘明取保，其他人不了了之，释放的第二天，蒋鼎文还假惺惺地予以接见，说了些“安抚”的话。

第二次，1941年7月中旬，学校期末考完毕，即将放假，老师正在阅卷，有些学生已经离校。15日凌晨，凤翔派警察进入竞存中学，进行搜捕，带走滕靖东老师和高秋三一级学生王可，羁押于县看守所，施行严刑拷打。为此，车校长寻专员，找省长，并外出奔走营救。一周后，始得获释。

在这之前，5月间(一说为1943年冬，第四次逮捕竞存师生时)，暂在宝鸡马营“工合”毛纺站工作的竞存教师李维周，被宝鸡县团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四人，后被送进西安劳动营。

第三次，1941年7月22日，凌晨4时，国民党凤翔县党部、驻凤翔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县警察局联合出动武装军警，包围竞存学校，手持名单捕人。当时捕走学生曹炳文、岳继昌、冯广运、时保泽，羁押于县看守所，酷刑拷打。车向忱一面电告重庆高崇民、阎宝航、朱子桥等，同时在县上奔波营救。经过一番斗争，终于一周后，得保释放。但仍勒令不许离校，还要随传随到。

此次事件之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示把已经暴露的进步师生(多为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有计划地调进陕、甘、宁边区，或到河南巩县38军(赵寿珊部)教导队(去十余人)去工作和学习。

第四次，1943年10月(一说11月)，初冬天气，已有些寒意，中午还是比较暖和的。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学生正在上课。黑板靠在墙根，学生坐着小凳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讲。凤翔军警一连人，手持步枪，上了刺刀，包围了学校，连校院的墙上都站上了持枪的士兵，校门口也架上了机枪。端着刺刀的士兵冲进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只有粉笔和墨水的师生团团围住，俨然如临大敌，并且把枪栓拉得咔嚓响，喝令“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手持名单，指名抓人。但是，名单上的名字都属于早已被调离学校的人。无奈，他们进行搜查，从校长室、办公室、教师室到学生宿舍，连从不去人的神庙楼顶和房前房后、屋上屋下，也都到处乱掘乱翻，整整折腾了7个多小时，学生上厕所也不允许。直到下午5时许，还是一无所获。匪徒们恼羞成怒，捕走了小学部负责人、女生指导任萍老师和在小学任教的常桂珍(她在凤师附小)，先押至县看守所，后送往西安大雁塔(或文庙)附近特联组秘密禁闭室，进行审讯。王萍被关押3个月之久，由车校长找高崇民托人保出。出狱后，国民党仍派一女特务经常监视。她后来设法摆脱女特务，转重庆经中共办事处上了延安。常桂珍当时未能营救出，被敌人送至劳动营，直至1945年夏秋劳动营快结束时，始获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