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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当时省内、外政治形势及与农运有关之大事

      笔者原名陈以时。1926年，在乾县中共党、团组织初建时，加入了共育团。其后，先后担任过团支书、团县委书记及县农协筹备委员等。1929年正月离开了乾县，前去西安。在党、团陕西省委道遭敌破坏，陕西一度失掉组织时，我也从那时起，脱离了组织关系。故本文忆述之范畴，仅限于这一历史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正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以至“四一二”“七一五”事变之后。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冯玉样亦与蒋同流合污，他们极其凶残地迫害和屠杀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
      这一时期，省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及与农运有关的大事：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同年9月17日，冯玉祥所部回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11月28日，西安围解。
      西安解围后，李虎臣、杨虎城等部，开离西安。陕西地方，先是由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军政府代行军政任务，其后，则长时期被宋哲元、刘郁芬等统治着。
      乾县地方，原来长别是国民二军岳维峻部之丑彦俊旅(丑还兼亿任乾、彬、永镇守使)的防地。冯玉祥军到陕后，则地冯之第一军的田金凯部驻扎较久。
      1926年5月3日，毛泽东同志举办的期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继1925年陕西党组织已派党员赵宗润、庞诚斋等同志去广州入该所学习外，翌年春，中共北方区委又从京、津等地的陕籍学生中抽调出乔国帧、杜松寿、刘友珊、元惟恪等十余名革命青年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后因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也校改派农运讲习所学习。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3月，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年初，西安的中山学院筹备处成立，设有农民运动等班，培训农民运动之干部；同年5月30日，陕西省农协成立，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同年8月1日，我党发动南昌武装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8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

      1927年10月至1928年夏，陕西地方的清涧、渭华、旬邑、礼泉、三原、澄城等地的农民起义，均遭失败。

二、这一时期乾县农民运动之兴衰

      乾县这一时期的农民起动，就是在上述省内外政治背景下进行的。
      乾县是一个农业县。乾县党、团组织一建立，除以青年学生运动为重点外，最初就在陕甘区委的领导与省内外形势影响下，开展了农民运动。1927年春节前后，西安方面，就先后派遣西安的学生和中山学院农运班的学员蓝田县的胡景岳、长安县三桥镇的徐经霖和城固县的吕麟趾、兴平县的康兴元、西乡县的周德俊等同志来乾县，主要是为了进行农民运动。徐经霖同志和我下乡作过农村宣传，曾在东乡住宿过，记得在强家北堡子时，由该村强震宇、康兆同等同学，把我们安置在康家的书房。白天，我们下乡讲演。康兴元、吕麟趾等问志，一直工作到1927年秋，才因农协停止活动离开乾县。
      1927年上半年，乾县组织也曾派阳洪店西堡子强振民同志去西安中山学院农运班学习。由于兴平县素寨曹宣同志的关系，他的内兄、武功县皇甫村的农民同志吴得印，于1926年冬也来乾县，即以国民党乾县县党部事务员名义，留乾县工作。以后并因吴的关系，建立了皇甫村党支部，还吸收了乾县南乡一个手工业工人、油漆匠王瑞麟参加了组织。特别是田为吴的关系，使党把武功县河道衬的农民群众组织的“红枪会”掌握在手里，作为一支武装力量。
      1926年冬，由张含辉、王炳南、赵伯经、陈沽生等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安前敌宣传队”，也主要是活动于兴平、咸阳、长安、户县、周至等地农村，宣传革命思想，唤起民众，支援西安解围。
      乾县农运之大发展，其鼎盛时期，着重在1927年上半年。这年五六月间，陕西省农协成立。当陕西省第一届农民大会开会时，乾县派出紫石村的陈登堂、牛张村的张志毅两同志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1927年上半年，我去西安省立第一师范上了半年学。在西安担任陕西青年社儿童运动委员等。当暑假休学回县时，农运尚在发展。一回到紫石村家下，紫石村的区农协，就曾在村东门外观奋寺(本村人叫东寺)里，召集农协会员，让我讲一次话，要我报告时事。我到县城向团县委报到时，县委比我以县农协筹备委员名义在县活动，兼在第一高小学校，进行青少年活动。
      县农协始终未能正式成立。在县筹委会之下，实际有两个半区农协：第一区农协，是好畴村地区，包括阳洪店几个村子。一把手——常务委员是好畴村墙圈里王照南同志。阳洪店西堡子骨干有严祟熏、殷允斋、严丕显等。
      第二区农协，是紫石村地区。一把手——常委委员是陈天福同志。所谓半个区农协则是指县甫乡的神坊地区。积极分子，当时有该衬的李春芳及杨早村的李栋臣等。在“四一二”“七一五”事变以后，李春芳消极不敢来了，区农协终未成立。
      此外，县属西、北两乡也曾有农协之零星活动。如据北乡冯市苏明远同志记忆，当时他也曾参加过冯市地区的农民大会，见有农协旗号。有一次见阳峪的杜永寿在会上讲话，云云。
      农民协会，在鼎盛时期，当时全省的政治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党(当时表面上还是指出国民党)，一切利益归民众”。在农村，则形成了“一切权力属农会”。
      国民党县党部反农会权力之大，有如下一些事例：
      县上驻军旅长丑彦俊，也常来县党部作采访；过境冯军将领如魏凤楼等，都曾来过县党部。
      县政府遇事开会，一定要请县党部派人参加，常说“看党部咋办?”一个县长韦文轩，曾被县党部王炳南、曹宣、王国玺等赶跑了；阳洪店一个农民，一天早晨因事到县衙门去，县长蒲海帆尚未起床，他说：“主人都来了，仆人还未起床。”这些虽属幼稚可笑，但亦可知道民权之伸张。紫石村区农协委员陈登堂，夏忙中正在麦场碾麦，忽见邻村巨家一个农友‘喊冤”告状。民刑诉讼，有的农民也不上官衙，而来找农协，县上警察、差役下乡办村事，都是规规矩矩，不敢欺侮百姓了。
      好畴村区农协常委王照南，杀了菜某人，显然有人说是“过火”，可是农协组织与群众力量，确实震破了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胆。
      由于斗争激烈，一般豪绅，多大骂共产党，大骂“于胡子”(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造谣中伤，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男女混杂”、青年“乱爱”等等。其他亦加湖南及陕西省其他各地一样，不一而足。
      陕西、乾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四一二”“七一五”事变之后，农运干部惨遭杀害(武功县河道村的左信、左思明，先后被驻军党海楼诱骗杀害，户县的郑承文同志、即曾被当地驻军何经纬活埋了……)，或被逮捕关押，如好畴村王照男同志，即被押西安陕西第一监狱数年。农协被迫停止活功、一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与农民运动，受到镇压、破坏、沉寂下来。
      嗣后，我让王志伟、陈庭有在我们紫石衬开办平民学校，以此作为活动基地。有一天，王志伟同志告诉我，说管学的人叮咛他：“叫陈以时少来学校。”1928年春，因为杨家庄非基运动，捣毁福音堂事，敌人捕我末获，王志伟、强震宇川我的父亲陈天福被捕押于县衙……
      大革命失败以后，各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交农、暴动，仍然此起彼伏，不断发生。陕西地方，先后即有清涧、渭华、旬邑、礼泉等池的暴动。
      乾县，在1928年上半年，也暴发了一次交农运动。那是由于礼泉驻军向乾县越境派款等所引起的。由东乡牛市村文家的武举人文九所领导。进城交农时，我也参加了。当时，县城四门紧闭，群众手持杈把、扫帚的，在城南的南庙附近，情绪很高。伪县长等只在城墙上边走动，和群众代表讲条件，不敢出城。官府满足了群众的某些要求，交农终于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事后，东乡农民，还为文九挂了匾，并在文家村子唱了两台大戏，以表示庆祝胜利。
      旬邑、礼泉农民暴动失败，许多党、团员和农民群众惨遭杀害之后，我们在乾县，仍于1928年秋准备组织暴动。由党、团县委作出决定，指定日期，以散发“鸡毛传帖”之方式，号召农民起来交农，要求减免粮款。除在东乡苏坊刘家砖瓦窑上(该窑当时停止生产，窑在村外)夜间召集全体党、团员，进行动员之外，并由党委书记王玉斋、委员王敬之和我三个人组成暴动指导委员会，在城东候村附近，准备指导暴动。但因当时大革命失败，尤其是礼泉暴动失败，牺牲惨重，影响极大，发动群众极其不易。在农协停止活动已久，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鸡毛传帖”已无作用。有的同志按照部署，进行分片鼓动，结果令人失望，群众无人响应。
      后来，所谓农运，则偏重于搞武装活动，准备必要时进行游击战争。其后一个时间，如乾县东乡紫石村、强家地区之马福汉、逃往甘肃之黄忠贵(丰张黄家村人，紫石衬之雇工，当时系党员)、去陕南逃荒之蒋交运(紫石村人)等，都曾掌握着一些武装力量，这些人由于失去正确的政治领导，也终于流为一般土匪，最后均被反动统治阶级杀害和消灭。又如牛张村之农民党员张志英、张秉仁等，亦均被以“土匪”之名处死。回忆往事，缅怀处去的一些农友，不胜痛伤。
      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乾县农村活动中，我们仍然掌握者一定数量的私塾学校，办平民夜校，搞儿童团，并秘密组织“互济金”，进行了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