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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陈元方同志的几百首诗词，思潮起伏，很想说几句话。
      元方同志是很有影响的革命老干部，我当然早就知道他。然而认识他，了解他，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1982年春，陕西师范大学召开首届唐诗讨论会，由我写信请来了全国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恰在这时，元方同志由家广同志陪同，来到我的住处，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又爬了几座楼，一一看望代表。此后，他约我参加他主持的省志编纂工作，接触渐多。由此产生的突出印象是：他虚怀若谷，求贤若渴，重视知识分子，热心学术文化工作。
      由于有了这种极好的印象，因而不自觉地了解他的有关情况，才知道他这位老革命早在50年代末期就因发表《论否定》一文而挨整，“文化大革命”中又坐牢、劳改，备受摧残。其遭遇，并不比我这个“臭老九”好多少。于是又产生了另一些印象：他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正不阿，威武不屈。
      如今读他的诗，这许多印象都得到了充分印证。
      关于诗，历来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诗是语言艺术的精华，意象、情韵、声律、对偶、铸词、炼句、布局、谋篇，以及赋、比、兴之类的表现手法等等，样样都得讲究，容不得半点马虎。这是“严”字当头的一派。我自己，一直是追随这一派的。另一种是：诗是言志抒情的东西，只要言了志，抒了情，而其志其情又是真挚的、崇高的，就是好诗。这是“宽”字当头的一派。我虽然属于“严”派，但对“宽”派的意见，基本上也能接受。因为言志抒情，毕竟是诗的生命。《诗三百》，汉魏六朝以来的乐府民歌，其中最动人的篇章，多出于劳人思妇之口，其原因便在这里。如果没有真挚、崇高的情志，光在诗词格律上下功夫，终归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当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不“形于言”，还不能算是诗。这就是说，一定的情志是需要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真挚、崇高的情志如果得不到语言形式完美的表现，就不可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当然不算是好诗。《诗三百》以及汉魏六朝以来最动人的民间诗歌，其艺术表现都是完美的。我之所以既能接受“宽”派的意见而又始终追随“严”派，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元方同志是把主要精力奉献于革命事业的老干部，不是专业诗人。然而对于诗，他不仅热爱，而且从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事业的高度出发，深思熟虑，有一整套改革方案。他在陕西省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上阐述的《诗改十议》（发表于《陕西地方志通讯》总47期），其见解就十分通达，也切实可行。他的诗词，不用说是在这些见解的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比如在《诗改十议》中，元方同志特别强调“诗的内容是时代的反映，是社会生活与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反映”。诗人“应该面对现实，自抒胸臆”。“一切诗作都应该讲求社会效果，与人民哀乐相通，与时代脉搏共振，成为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有利于暴露和鞭挞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翻开元方同志的诗集从头到尾，就可看出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每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确实做到了“与时代脉搏共振”“与人民哀乐相通”。即如“三面红旗”，当时的文艺家，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违心的，总之都在尽情地歌颂；元方同志却不然，其《同德生谈话有感》《送某同志离陕返京》《驳“共产风”》等诗，真乃哀人民之哀，鞭挞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
   
      “倾国倾城”，原是形容“绝代佳人”的美词，这里用“重字法”接于“左”倾之后，就产生了正隅双关的特殊效果：“左”倾像“绝代佳人”那样使举国为之倾倒，推波助澜，歌颂不已；而实际上，它正在搞垮我们的所有城市乃至整个国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元方同志竟写了那么多反映“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诗，连“早请示”“晚汇报”“坐喷气式”“拼刺刀”都写了，真不愧“诗史”。
   
      一系列写“文化大革命”的诗，也都哀人民之所哀，鞭挞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实为粉碎“四人帮”之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至于乐人民之所乐，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的诗词，为数更多，就不必列举了。这里只节录他辞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退居二线后所作的一首诗的后两句和一首词的上半阕，让读者看看元方同志既为中青年让路，又壮心不已的精神风貌：
   
      前人讲诗的特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一般性的文章，就像把粮食煮成饭；而诗，则必须把粮食酿成酒。被比为酒的诗，当然是就内容与形式融合无间的整体而言的。如果用这个比喻谈诗的多样性，自然可以说有茅台酒、汾酒、竹叶青、五粮液、泸州大曲，乃至啤酒、香槟酒、白兰地等等。这一切，都各有特点和优点，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这样讲，似乎更科学，因为这符合每一首诗的内容和形式都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实际。“五四”以后由于有了“新诗”，有人便把表现新内容的“旧体诗”称为“旧瓶装新酒”。多年来不少人都这么说，也就习惯了。元方同志也沿用这种说法阐明诗歌既要多样化，又必须保证质量。他说：“瓶可多样，酒必香醇。”其用意是很好的。然而每一位诗人要写出好诗，都必须采择上好的原料，用自己的真情实感，用自己的艺术功力和艺术才华，去精心“酿造”，而不能拿上现成的新瓶子或旧瓶子到茅台酒厂里去“装”。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每一首好诗都是一种新的创造。比如律诗，其格律是固定的，而杜甫的七律就不同于李商隐的七律，尽管李商隐还是学习杜甫的。杜甫的许多七律名篇又各有独创性，互不雷同；李商隐亦然。诗词格律，其实不难掌握。对于娴熟格律的人来说，如果创作态度不严肃，陈词滥套，摇笔即来，几分钟就可以搞出一首律诗或一首小令，但绝不会是香醇的酒。以不严肃的态度写自由诗，当然更容易，也当然不会散发醉人的芳香。所以我所谓的“严”，不仅指严守格律，最重要的，还在于力求酿造出香醇的酒。从精神实质上说，元方同志的见解和我的看法是不约而同的。简单地说：不管写成什么样式，只要字字精确，句句凝练，音韵铿锵，情感浓郁，意境优美，通篇无懈可击，读后如饮好酒，香醇无比，令人陶醉，从而陶冶性情，振奋精神，那就是好诗。当然，如果不符合律诗的格律，题目中就不要说它是律诗；不符合某一词牌的格律，题目中也不要标出某一词牌。
      诗歌见解与诗歌创作的实际水平之间往往有距离，而且可能有很大的距离。要缩短乃至消灭这种距离，需要不懈的努力与艰苦的实践。以酒比诗，酒必香醇，这是元方同志的见解，也是我自己的奢望。我愿追随元方同志之后，以不懈的努力与艰苦的实践，不断提高创作水平，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