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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春节刚过，在陕西省委统战部的直接关怀下，经过邮递员同志的悉心打听，一封写着我的乳名、从台湾寄来的信辗转交到我的手中。打开一看，确认是久居台湾50多年杳无音讯的大哥寄来的。
      我们兄妹六人，四男二女，我大哥郭维新，生于1921年，自幼聪颖好学，胸怀抱负。16岁毕业于榆林中学，随即考入四川成都大学预科班，三年后，自然升级进入成都大学。入学一年，感到学习环境不理想，便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班，就读四年。因其品学兼优，受校方器重，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48年，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既运走大量金银财宝，又挟持大批高级人才。一日深夜，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冲入复旦大学校园，带着校长按既定名单索人。其时，我大哥尚在睡梦中。军士们冲人他的宿舍，不容可否，严令立即起床，只带贵重物品“执行上级命令”。仓促间，已被军士们簇拥着上了军车。车上还有本校知名教授数人，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忐忑不安中已至上海机场，不一会儿，飞机便载着数十名学者教授呼啸着飞向夜空。翌日早餐时，经向熟识的教授们打听，才知已身在台湾。
      大哥初到台湾，被安排在军营生活，一日三餐，无所事事，却不准离开院内半步（因当时台湾少数民族不甘受国民党统治，奋起反抗，外出恐遭绑架或伤害）。这种日子过了不到半年，大哥又被安排到林业厅任厅长，但因其所负职责与所学专业不对口，故厅长只是一种临时给予的待遇而已。到了第三年，当地少数民族人的反抗已成强弩之末，国民党当局倚仗美国的支持和从大陆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经济迅速恢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哥改任行政院高级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带着一批工程师，进行各种基础工程的规划设计与建设改造，一直干到70岁（台湾当局也实行60岁退休制，但由于大哥的工做出色，且暂无合适人选，所以他一直干到70岁才离开岗位）。
      大哥少年离家，到台湾后又娶了一位上海籍女子为妻，生有一男三女。离职后，儿女们已长大成人，在台湾及马来西亚办厂经商，他任总监。
      想当年，大哥少年立志，科学救国，不料竟遭战乱挟卷天涯孤岛，直到父母辞世也未见他一面（去台湾前，因国共两军对垒，无法通行；到台湾后，更是漂泊孤岛，天各一方）。明山秀水，养尊处优，都难以寄托他对家乡、对亲人的魂牵梦绕；海天万里，壁垒重重，隔不断两岸骨肉亲情。1988年，台湾当局在大陆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开放赴大陆探亲政策，大哥的思乡之情越发不能自已。1990年，他派大嫂回上海探亲，同时抱着一线希望给我写信。我收到大哥的信后悲喜交加，当即复信，详细介绍了家乡亲人的情况和人民政府改革开放及对台政策。大哥原以为我们全家早被共产党杀光，看到我的回信，如喜从天降，迅速做出回乡安排。1991年，他先携大嫂到上海，在陵园路为二女儿购地90亩、楼房一套，准备回大陆定居，投资办企业，同时，通知我速往西安相见。我立即动身赶到西安唐华宾馆。弟兄相见，骨肉情长，百感交集，恍如隔世。我们共居一室，互道离别之情。当我提起亲人怀着无尽的挂念辞世长眠，无缘于今日相会时，大哥唏嘘叹息，十分悲痛；当我说到家乡亲人曾因他而在“文革”期间遭受不公正待遇，近年落实政策，工作、生活条件正在改善时，大哥才稍感欣慰，疑虑尽释。大哥也详尽叙述少小离家后数十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继而谈到回大陆帮助子女投资办企业并定居大陆的打算，最后也谈到国家大事。他说：台湾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与台湾的同龄人都特别企盼祖国统一，希望“叶落归根”，早日回大陆与亲人团聚。兄弟俩初次长谈，情真意切，滔滔不绝，彻夜无眠。翌日，陕西省委统战部的一名干部以陕北籍清涧老乡的身份前来看望他，讲了一些大陆的政策并邀请他到省委统战部座谈，大哥欣然应允。第二天早晨，我陪大哥乘统战部的车如约参加了座谈会。会上，省委统战部部长介绍了西安的经济建设和投资环境，并真诚地请大哥常回来看看，还邀请大哥来西安投资办实体。大哥深有感触地讲，大陆的现行政策很好，我们都是同胞，两岸虽然迄今未能达成共识，但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并表示自己是本省人，无论在哪里，根永远在大陆，现已在上海开始投资办企业，将来必然向西安发展，力求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的建设作贡献。座谈会在亲切、详和的气氛中结束。
      我在西安与大哥相处了短短的四天，这四天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