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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凤舞，佳县大佛寺乡后刘家山村人，1885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也曾读过几年书。他经历过晚清、民国动乱，亲眼目睹了旧中国国力衰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出于普通善良人的本能，他憎恨旧世界，盼望人民能过上温饱、幸福的生活。
      偶尔，在为米脂杨家沟马姓地主家办事过程中，通过其在外学习回家探亲的学生中了解到了一些革命的大事，使他开始关心国事，寻求真理。由于凤舞为人诚实，待人宽厚，在四乡八邻有很高的威望，人们有什么矛盾纠纷，都愿意找他来调解。被人们称为“说大事、了小事的能人”。民国初年被国民党佳县政府任命为佳南六地方的总绅士。在与国民党官员的交往中，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欺压人民、横征暴敛的恶劣行径，心中大为不快，于是就辞去总绅士之职，在佳南螅镇承包了一个烟酒税局，自任经理。他承包税局后，对挑担的小商小贩不上税，对大桩买卖上税也合情合理，从不欺压纳税户，使经商者赋税大为减轻。螅镇是个古渡口，俗称“水陆码头”，由于凤舞的公平纳税方式，引来了不少晋、陕、蒙人，货流量日益增多，税源不断扩大，收入随之增加，而凤舞重义轻财，把多收的财源多用于施舍救济，故深受人们的赞许。
      二三十年代，佳南、米东、吴堡一带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闹革命的地区，陕北工农红军第四、六支队就诞生在这里。而螅镇正是根据地的中心，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郭洪涛、白庆云（又名白备伍）备伍等人同刘凤舞既是邻里，又有点亲戚关系，刘凤舞在同这些人频繁的接触中，了解到共产党是劫富济贫、为人民服务的党，于是他的思想也逐渐倾向革命，对一些遇难的共产党人予以掩护、营救，特别是对白庆云在螅镇开的医药店（实为红军闹革命的联络点），给予了多方的保护和帮助。同时，他还利用与国民党驻螅镇部队罗团长的特殊关系，对被抓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多方营救、保释。就连被国民党称作是“大共产党”的白庆云被押往榆林后，还是他亲自上榆林通过关系予以保释营救，才得以免遭杀害。
      刘凤舞除自身倾向革命外，还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在他的子孙中，除大儿子因病早亡，其余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及两个孙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儿子刘得录，1928年在米脂三民中学入团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往神木国民党驻军高志清骑兵团手枪连搞兵运工作，后在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高凌云部下搞地下工作，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米脂县农机厂厂长，后到佳县水保局工作，给予老红军待遇。三儿子刘得政，40年代参加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上海市对外贸易公司任处长。四儿子刘得汉，40年代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院党委书记。长孙刘绍绪，也在4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重庆医药研究院党委书记。长孙女刘绍业在米脂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西北局、新疆等地工作，后任陕西省新华外文书店副书记、经理。
      由于刘凤舞倾向共产党，支持革命，所以在1941年佳县国民党政府外逃后，被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农民、教师、商人、民主人士、国民党员参加的佳县第一届参政会上，选举为副参议长。1944年7月，参议长赵锦峰调离后，他又任代议长。1946年1月，在佳县第二次参议会上又被选为副议长（议长由县委书记张俊贤兼任），同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并出席了边区参议会，为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献计献策。
      从清朝、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凤舞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悟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国家才能强大自立，个人的理想才能实现。
      1950年，刘凤舞先生在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