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兰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即时诞生，全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激情十分高涨，勉县亦未例外，尤其受压迫最严重而又占总人口半数的妇女同胞，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纷纷甩掉家务，走出厨房，参加社会活动，首先进入解放自身的妇女运动，是时代的必然。
勉县最早的妇女运动，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天足会”。本来中国妇女的缠脚，使广大女同胞受残酷迫害千余年。不缠脚，受到当时社会的无情打击和歧视；为缠脚，使成干上万的妇女葬送了青春、爱情、甚至生命，演成了中国妇女史上无数的悲剧。在民国政府成立初，勉县地方虽然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时期，部分有志妇女，在“勉县自治筹备会”和“勉县尝试青年会”的直接支持关怀下，有30多名妇女站了出来，以三民主义为背景，奋力于打破束缚自己的枷锁一一缠脚，在县城（今老城）创立了“勉县天足会”，并邀请当时在勉县有一定势力的红帮大爷马文伯的女人当会长。一时，有很多妇女奋起响应，走乡串户到处宣传缠脚的痛苦与害处。许多妇女的思想大门被打开了。有的自动解除了裹脚布，不以“大脚两片”为耻反以为荣；有的说服了父母不再强迫她们缠脚；有的跑到“天足会”痛哭流涕要求给她们去掉母亲用针线给缝在脚上的襄脚布。这个组织的建立，初步提高了妇女的思想认识，为勉县妇女开创了参加社会活动的良好基础。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天足会”的牌子尚明显的挂在大街上一家门口。勉县女的缠脚，从此便成了历史的陈迹。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八日，勉县青年妇女，以女同学为首，根据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在县城召开了各界群众纪念会“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参加大会的妇女近百人，与会代表当场讲了话，会后组织了游行宣传，在游行中高呼“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制度”、“坚决要求男女平等”等口号。显示了勉县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的巨大作用，表达了妇女同胞热爱祖国和勇于斗争的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上下群情沸腾，一致要求抗日，救亡图存的呼声激起了每个人保卫祖国的民族大义。勉县妇女积极投身于这个火热的救国斗争中，在汉中上学的勉县女青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接受了党的指示，在学好功课的同时纷纷走出校门，参加勉县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勉县旅汉同学会”、“农村工作团”及后又利用寒暑假，组织了“回乡工作团”，遍走县内各地，演出街头剧、歌咏，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组织妇女抗日救国会、妇女识字班。部分有远见的青年如贾剑秋姐妹和刘彩凤等同志，先后去延安学习，走向了革命的征途，刘彩凤同志受组织派遣从延安返回家乡，为了恢复中共地下党在勉县的组织活动，惨遭敌人杀害。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勉县妇女的光辉榜样，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年艰苦而神圣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准备重建家园，恢复和平生活时，蒋介石积极策划，全面发动了内战。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又开始。
蒋介石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又迫于全国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呼声，特别是共产党的反独裁号召，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实行所谓“宪政”，演“还政于民”的把戏。为了笼络人心，控制各个阶层，在一九四七年，命令全国各地组织基层群众团体。勉县亦应时组织成立了各种职业团体。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勉县四小（今城关一小）女教师高友兰，受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嘱托，游说动员了一部分女教师和家庭妇女出来筹备勉县妇女会。后来有高友陈菊英、赵宝英、胡宏玉、尹碧霞、陈玉秀和我等八九人共同筹备，并分别动员一部分妇女为会员。
一九四七年六月，勉县妇女会的成立大会在四小召开（在这次会之前似也有由国民党县党部组织的有名无实的妇女运动委员会）。参加人数约八十余人。大会选理事会九人，监事三人。
妇女会成立不久，在选举国大代表时，汉中女师教师王观德来勉争取选票，竞选代。表妇女会接受通知后，由理事长赵宝英、陈菊英、张秀兰等及在县城的理事，照妇女会会员花名册抄了一个名单交给，此后不久我就离开勉县。后来听说妇女会还募过鞋袜和棉衣，劳过军或救济过灾民。
参见《勉县文史资料》 第1辑 第78—82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0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