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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组织在勉县的经过

刘承煊
       民国十七年(1928)勉县始有国民党组织。当时称: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勉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省派委员周耀珊(城固县人)、黎新民(南郑县人)、王植斋(兰田县人)、黄芾(城固县人)、任勋臣(城固县人)五人,并指定周、黎两人为常委,不几月他们又推黄芾和王植斋为常委,周、黎二人成了委员,在这期间组织庞大,经费充足。指导委员会下设组织部、训练部、宣传部和秘书处、有干事、助干、录事若干人。经费与当时县政府同样,譬如县政府每月经费五百元,党务指导委员会经费也同样。
      当时国民党在勉县的活动中,办过一期党务讲习会。招收勉县知识青、壮年(第一高小学生占多数)参加学习。课程有《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等。参加者有刘效先(武侯镇人)代遵贤(黄沙镇人)等四、五十人。
      民国十九年(1930)八、九月,地方遭遇空前匪患,土匪头子李刚武(四川人)率众攻陷勉县(今老城),各方面都遭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党务指导委员会人员逃走,组织机构消失。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下半年,勉县又设立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勉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陕西省党部派范鸿佛(湖北人)为指导员。在这期间天灾、人祸相继,民不聊生,不得不将机构缩小,经费锐减。每月经费只181元,计指导员月薪51元,干事月薪45元,录事月新25元,工友月支10元,每月办公费50元。办事处仅设干事一人,录事一人,工友一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底,范鸿佛因吸鸦片被撤,省派侯琪(白水县人)为指导员,侯来勉,利用“清党”威势,大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管押弥陀寺区委书记张翰及成员虞之士、王敬、虞士伟诸人,且强迫自首,迫害县委书记殷锐,强押校长杨庭植(笃生)限期撤销对殷的教师聘书,并对殷所教学生刘彩凤、姜振才班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节,红四方面军到勉,侯逃走,红军北上后,侯回勉,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才去职。继侯琪之任的屈侃(陇县人),不知何故,只干了三、五个月即去职。继屈侃的荆达生(河北省人),是省党部执行委员荆宪生的介弟,在任与勉县县长付启楷(湖北人)不和,二人常发生齟齬,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去职。继荆任者王廉有(山西人)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去职。
      自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1933-1940)八年间,国民党勉县党务指导员换了五任,其主要活动是吸收了党员六、七百人,当然它也防共反共,但其具体情况已无从考查证实。至于对县政设施碍于制度,(县长是省政府委派,掌全县政治、经济用人大权,县党部无权管辖),实难施加影响。指导员中的个性强者,与县长常发生摩擦,弱者对县长亦步亦趋。为群众所轻视。但类多唯私利是图,无什么建树,对宣传《三民主义》则更谈不上了。诚如老百姓对党官之讥评“开会当主席,晏会坐上席”。至于日常业务,怎样发展组织,如何上报下令多系闭门造册。但对反共防共的具体行动从未放松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知情人下世,难以记述。
      民国三十年(1941),省党部令县级党务指导员制改为书记长制。派陈孔昭(城固县人)为勉县县党部首任书记长。党部人员比前略有增加,注重发展组织,大量吸收党员,并执行其党中央命令、“不入党者、不得为公教人员”(即系公职干部),当时勉县已有党员八、九百人。在陈任内,县党部门口添挂了“勉县社会服务处、勉县宣传委员会”两面招牌,同时县长王慕曾将城内花线行佣金交县党部征收,说是补贴社会服务之用,实际是对陈的拢络。当年四月,王慕曾杀害共产党员刘彩凤,陈亦向上报功。次年因王慕曾横征暴敛,拉兵拉夫,为给上司送礼,向北山猎户勒要熊掌,以致逼反北山农民,即进行疯狂镇压。这两件事,陈孔昭均参与并发起组织宣慰团入山瓦解民变。民国三十二年(1943),王慕曾、陈孔昭因北山民变一案,同被撤职。
      继陈孔昭任书记长者,是姜勃周(渭南县人)姜到职后党部新增秘书一人,助干一人。为了敛财,除仍承袭其前任征收城区花线行佣金外,又以社会服务名义,在城内北街着商人贾俊德开一饭馆,挂牌“社会服务处新生活食堂”,贾可籍此不缴纳税捐,而给县党部纳贡。这一敛财活动,实与其职务太不相称,所谓利之所在,人必争之。果然引起了内部的不满,其秘书焦生才因没满足分钱的欲望,愤而去职,也为勉县各界人士所非议。
      “勉县宣传委员会”,是“七七”事变,国共合作抗日后,设立的一个宣传机关,以抗战建国纲领为宣传要旨,以县长为主任委员,书记长为副主任委员,各人民团体负责入为委员,在县党部办公,设专职总干事一人,调党政机关单位人员辅助。民国三十三年(1944)冬,我承庄武(希安)先生介绍,充任宣传委员会总干事。这是我到勉县县党部之始。
      民国三十三年(1944),国民党中央为了结束训政、作“还政于民”的预演。勉县设立临时参议会,其参议员及正副议长,驻会参议员人选,由县党部会同县府决定差额名单,报省圈定。并指定县党部书记长兼任临参会秘书。议长庄武,副议长李清溪,驻会委员张国权。姜勃周书记长认为,去临参会兼任秘书屈尊,且嫌秘书工作繁琐,因我是庄议长所荐,又属县党部内部人员,在没有任何正式手续的情况下,令我代做秘书工作。
      在姜勃周任内,奉令办过一次“党员总甄审”(或“总考核”),突出的是把从政党员中,被地方教育工作者告发贪污而被禁闭在狱的李逢时等数人开除出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初,姜勃周去职,省派郑重(平利县人)继任书记长。奉令办理勉县正式参议员民选。仍是县党部会同县府以取得甲种公职候选人(以高中以上学历或任过委任官者,填具申请表和证件,报请考试院审查核定,发给证书)资格的人员中,甄别可否,差额三至四倍报省核定县参议员候选人名单,由全县乡(镇)民代表会投票选举。县党部掌握选举,控制人事。竞选进程中人际斗争相当激烈。我当选为铎水乡选区县参议员。旋即成立正式参议会。完成了所谓民主政治的议会选举。郑重命令我负责议会党团工作,但没实际活动(参议会无友党或党外人士)。
      民国三十四年(1945),县党部奉令召开勉县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每一区分部选代表名,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员。省党部派督导李玉林监选,出席代表约五十人。选出执行委员三人,当选者是刘承煊、陈善述、戴自安,候补执行委员二人:陈子文、赵晋。监察委员虞毅,候补监委庄武。而庄武先生并没竞选,是全体党员爱戴而选出的,书记长郑重落选。不难看出,省党部对地方党部和党员已失去控制力,也表明国民党和它的政府是日益不得人心,促成了地方势力抬头。
      在选代表之前,县党部方着手调查整顿一次区党分部组织。在县城的各机关单位,只要有三至五个党员,就划为一个区分部,指定该单位的负责人为书记,驻勉的客籍机关只要其中有党员,也一律划定区党分部,如一个单位党员人数不够,可以合并几个单位为一个直属区分部。全县十四个乡(镇),因山区卓笔、米仓、陈仓、沮源四个乡党员人数少组成四个直属区分部。其余勉阳镇、黄龙乡等16乡(镇各设一个区党部于乡公所。乡(镇)长就是区党部的当然书记,副乡(镇)长、乡队附、干事,就分别担任组训委员、宣传委员和监察委员(区党部设一个监察委员)。每一区党部下辖三至五个区分部,都是在该乡境内的机关学校或社会党员(即系农民或商人中,没在各机关工作的党员)组成。
      国民党一向标榜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实行训政。好象一省的省党部,一县的县党部,可以左右控制一省或一县的政局,包括施政策略和人事任免等等。实际县级政府下属一切行政、经济、教育人员的任免,纵然都是党员,任免时县政府也从不通知县党部,党员也从不按时向党组织履行报到转移手续。这些人员来路各不同,各具一定背景和后台,什么是党纪、什么是党性很难说清。所谓权力机关(指切政府和下属),与党部实际是脱节。党的组织、名义是管理党员,实际完全管不了。但区党部区分部的书记委员,是以被政府所委派的官员兼任。党官多尸位素餐,以致造成各区党分部基层组织的书记委员姓名、常常与实际不符。县属官吏更迭,是五日京兆,而县党部实无正当信息,及时前去改组。如某乡公所区党部乡长是书记,在前两年乡长是张三,到今年已换成李四,不几月又是王五。而县党部的组织名册和上报表册,某乡的区党部书记仍写的张三。这是常事,但这里面不能以简单的官僚主义责之,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对当时及以后,都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可悲事故。作为主持这项工作的我,虽时间已过四十年,记忆尤新。
      郑重落选后,即赴省不再返勉,在他离勉时,将印信交我,嘱我代行他的职务。
     县党部有一个“党政特别小组会议”在县党部举行(县长势力强些也在县政府举行),始于何时,无从查考,截止时间是勉县解放前,参加者,按规定县党部书记长、秘书、县政府县长、秘书,三青团干事长。讨论全县政治、经济、治安、军事等重要事项。在会上,实际是各说各的,各管各的,各据以应付各自上级。但有一项是统一而坚决的,就是防共和反共。谁也不敢在会上对此打折扣、或敢表现不积极。
      勉县县党部,与其它县党部一样,有一个秘密组织,(在我进县党部之前从无所闻)美其名叫“党员监察网(调查网)中心小组”使用化名(当然也随时可以更换)和密电码,与省党部“调统室”和“汉中调查专员办事处”(是省调统室的派出机关)直接联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是它的最高机关,虽然表面公开是监察从政党员的贪赃枉法,和调查社会动态,实际是反共的特务机关,即所谓“统”。在勉县照例由县党部历任书记长兼任组长,领导发展成员,但也有例外,在郑重任书记长之前或以后,郭祎暹(勉县人)是组长。至其在勉县有多少成员,秘密活动情况,除组长外,别人难以知道。郑重王业精及郭祎暹都曾利用此身份,基于私怨排斥异己,用共产党分子罪名密秘汇报地方进步人士于省党部调统室。或发展成员以示拢络,看来与别的黑组织一样。
      国民党内实质是自私自利,不顾一切,什么是党的利益,什么是国家的兴衰,全不顾及。其具体表现,就是所谓“党政摩擦”,和“党团摩擦”,世人泛称“党团摩擦”。党内外的有识之士,把它当作危险的信号,也给全国无辜人民,造成了莫大痛苦。在本县来说,党政团首领,来自不同派系,也就带来了不同的摩擦系数。如果团政首领属一系,就多方打击党的首领,反之亦然。各树羽翼,各争私利,不择手段,什么极端无耻卑鄙勾当,都能抖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自以为得计。表面彬彬有礼,暗中切齿寻衅。在当时说来是危害国家人民。演变结果,达到了四分五裂,不可收拾的境地。解放前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此是主因之一。
      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省党部将郑重免职,另派王业精来勉,组成勉县第一届执监委员会,王宣布省令两点:1、县执委会仍继续实行书记长制,执监委员会决议,交书记长执行,2、任命刘承煊兼任执委会秘书。我当时同意了这两点决定。
      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省党部令县执监委员换届,饬即办理第二届执监委员选举当即进行各区分部代表产生工作,举行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七十余人,省派督导赵寿堦(城固县人、现任城固政协常委)视察刘明达(四川人)到勉县监选。这次改选全由县长李敬修一手操纵,当选执委是陈鼎三、方仲宽、张翰、赵晋、姜振才、张文锦、陈子文,候补执委陈德中、王业精,监委虞毅、伊裕如,侯补监委陶校。这次新当选的执监委员除姜振才未接受当证书外,余均参加了就职典礼,并摄有合照。
      当时县长李敬修(永寿县人,已镇压),是三青团省支团干事。是党团摩擦的能手。咋能放过对此次县党部执监委改选,他实际控制会议,发出候选人名单监视代表的投票自由,李并严令各代表(都是他所委派的乡长、小学校长、各机关单位负责人),坚决不准投王业精及我的票,动员和收买了一切力量用以达到目的。在县党部改选之前,县党部及我个人和李敬修之间的矛盾摩擦已激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是在这之前,我以参议员身份在参议会公开反对李敬修向人民征派反共筑城巨额捐款。二、因李敬修枪毙董金城(大烟案)索取巨额贿赂使董在刑场未死,事情败露,又以土匪方式把董枪杀于定军山南仰半坡一农家床上。因此我给李敬修印发过“快邮代电”揭发他的罪恶。当然这虽然是事实但不能说这完全没涉及“党团摩擦”的因素。
      在选举的当天晚上(1947年2月中旬)9点以后,我得悉李敬修趁我落选之际,失去国民党的凭藉,即向省府密报我“思想左倾破坏县政”请求逮捕惩办。我闻讯即夤夜逃出勉县,在昆仑日报任校对工作,从此再未与闻国民党事务,直至1949年才回家。
      我逃离勉县后(1947年2月),王业精即任命沈明善(勉县人)为秘书。王旋即赴西安,由沈代理书记长,王又回勉,不久即去职。由陈鼎三以选票多任执委会主任委员,陈把沈明善调职,随即任命党网中心小组组长郭祎暹为秘书。因系实行书记长制,省党部随又派税鸿喜(留坝县党部书记长)为勉县书记长,郭祎暹陈鼎三以76个区党分部两个直属区分部书记署名,用“快邮代电”发给中央党部及全国各省市县党部,阻挡税鸿喜到勉就职,对抗陕西省党部的领导。结果税未能到职。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下半年,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把国民党各级党部经费,不由国库开支,实行以党养党,向党员募集基金,中央有宋子文捐赠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全部财产,勉县也不例外,向党员筹集基金,筹到的确数不详,但听说怕钱贬值,屯集了许多食盐。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底,蒋介石鉴于党团摩擦日益激烈,发展下去局势十分危险,因而毅然下令党团合并。先产生党团统一委员会,在勉县当时有统一委员5名(党团各2人,社会人士1名次年春正式合并,陕西采取分赃式的办法,全省九十二县,一半给团,一半给党,各占四十六县,以各县谁家势力大即归谁。西安市归党所占。各县是将党的执监委员,团的干监事,都成为县党部的执监委员,但其领导人,则分给团,归团的人,分给党,归党的人,团员都成为党员。由省党部、省支团部会同指定各县党团统一委员会委员,为统一后的权力机构勉县指定陈鼎三、秦星端、刘承煊、宋光祖、方仲宽5人为统一委员。勉县分给团、理应由三青团干事长宋光祖为头头,事先宋已离勉即由团部书记秦星端任书记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春,我见到《西北文化日报》上登有统一委员名单,勉县有我的名字,我觉得诧异随即致函省党部李犹龙组训处长质问,李回信说“勉县已送给了人家(指团),你何必再问,你不在勉,我们也知道。此复”。这是弄什么玄虚,我至今不理解。论规定,陈鼎三应于合并命令宣布后,县党部即应交秦星端领导,但陈与郭祎暹迟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四月,才交与秦星端。秦去县党部后,曾先后约姜振才、蔡亚安担任县党部秘书,但姜蔡均坚决拒绝。秦星端与郭祎暹直干至勉县解放前夕。
      上述经过,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也年将古稀,好多细节,已无法记忆,留待知情者指正。把国民党在勉县的组织加上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对国家对人对已都是疚错。好则,反动阵营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有些人已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时代的污秽,有些人也由此获得了新生,值得庆幸。更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今天我只祝愿我和我们当年的同路人永远记住这些深刻的教训,使它成为殷鉴、前辙、沉舟、病树。
 
 
参见《勉县文史资料》 第3辑 第20—34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0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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