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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民国时期勉县的货币与物价

姜振才
      辛亥革命,民国肇造,但新政府一时尚无自己的经济计划与金融政策,地处山岖的勉县,仍沿用清代货币,市面流通有外圆内方中孔的铜钱(俗称麻钱),以“文”为单位,每千文串一绳称一贯或一吊,一串。实际扣底子后,只有990-996文。另一种为光绪年间铸造的十文、二十文、五十文有龙纹的铜元。向官府交纳税款、粮银田赋仍以(银)“两”计算折合成“串”。
      民国三年(1914)后,秦军第一师驻汉中,始设保安钱局,有总统袁世凯头象的银元问世,每元净重归秤7.2钱,市面交易每元可换麻钱16-20串。同时地方部分大商号始以自家字号印刷一串或二串值的油布票子(俗称“贴子”)作为周转金。有时尚讲信用,持贴子按面值兑换铜钱,有些存心骗钱的奸商,发行贴子后关门外逃,贴子遂为废布,群众受害极大。
      民国七年(1918)川军驻汉中,川铸一、二百文铜元流通市面,九年(1920)洋货输入日多,银元亦大流通,仍以袁大头象银元较多,十年(1921)后,皖系军阀吴新田割据汉中,物价逐渐上升,市面流通的麻钱、铜元币值比不上废铜烂铁,铜匠纷纷暗中收购铜钱,铜元铸作铜器,代之而来的有甘省铸造的五十、一百、二百文的铜元及银铸川元出现。为了交易找零方便,市民将二百值的川元一破为三,中抽的四分之一作铜卖,两边每半各当百文,名曰夹夹钱流通使用。每枚银元合铜钱20至25串。市场交易、官府纳税正式以“元”(银元)为单位。由于物价浮动,银元折合率逐年有变动。官府任其随行就市既不管理、也不过问。民国十工年(1923)宪法公布,省令取缔各县地方流通钱票,但勉县各类钱票并未因此而全部收回。
      民国十四年(1925)北伐军兴,冯玉祥部驻陕甘,在西安设“西北银行”,印刷1一5元值纸币,勉县市面出现银行一元值钞票(五元者少见)。二十年(1931)“陕西省银行汉中分行”成立,各县仍流通西北银行纸币,并随时可以纸币到银行兑换银币。由于纸币便于携带,银币换纸币,尚有少许“贴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初,“中央军”胡宗南部驻汉中,始通用国民党中央银行纸币,汉中“裕汉钱号、南郑商务会贴子仍在勉县通用。下半年国民党中央进行币制改革,限定中央、中国、交通及农民四个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币制称“法币”,长期全国通用。中央银行镍币(辅币)一分、二分、五分也同时流通。麻钱、铜元、地方贴子、临时券宣告绝迹。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938-1941),陕西省银行勉县办事处、勉县县银行(代县库)相继成立,发放贷款、周转金融以法币为准。
      民国三十年(1941)后,由于抗日和内战通货日益膨胀,物资供应也日渐短缺,各种生产生活用品涨价不已法币泛滥贬值,遂有“关金券”出现,每关金一元,折法币20万元。民国三十四年物价更涨,国民党中央又发行“金元券”;民国三十七至三十八年,出现了“银元券”。每次新券出笼,即以新券折成收回贬值旧券从中掠夺人民。物价并未以新币出现得到稳定,反而狂涨不已,国民政府无法控制,最后抛出了银元及黄金,作为全线崩溃的经济救命汤,其结果是病入膏盲。所有这些经济和金融措施因在人民中早已失去威信,完全丧失支持,迫使群众走上以物易物及疯狂的抢购实物风,陷广大平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勉县是陕西省以至整个国家的缩影,随货币不断改样与增发,物价随追逐货币的增发量上涨,民国初银一两折制钱一千文,一老斗米(55斤)约合制钱四百文。我们看一下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彭迪先的回忆: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法币”发行为4750亿元,到民国三十五年底,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支应浩繁,以发行纸币解决军需费用,当年发行额为3万8千亿元,比原发行额增加了八倍,物价上涨的倍数更超过纸币增发的数千百倍纸币的发行由年变、月变形成每周加发之变,使人民惊慌万状。滥发货币的结果,物价如脱缰野马,地方政府虽作了掩耳盗铃的措施,组织物价评议会,实际是自欺欺人,最终只能导致全面破产崩溃别无二法。当时勉县流传着:“限价已随平价去,此地空余涨价忙,评评涨涨评评涨,小民生命管他娘”的顺口溜。某实法币、关金、金元券、银元券现鼎金银出现,五日京兆,混乱不堪。属民党惊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完全无济于事。
      勉县当时的物价实际情况,我们只以“民以食为天”的大米为例,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实行法币之初,一元法币顶一个银元,米价尚称稳定。三十一年底,勉斗一石大米〔550斤)涨至1200元,即七年米价上涨120倍;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每石大米须金元券20万元(折合法币6000亿元),不到十个月,米价上涨10倍。货币贬值、物价涨,商人不让货币在家过夜,形成了市面实物抢购风,实物流入商人手,即行囤积不售,农民买不到生活必需品,有粮食也不敢出乎,小市民吃了上顿买不到下顿,饿着肚子把钱放在家里第二天就变成废纸一般,随之见物就抓,见粮就买,见有卖东西的地方就站队,整日惶惶不安,当时谁也看到这不是长治永安的前兆了。
 

参见《勉县文史资料》 第4辑 第62—66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0年0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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